采訪人 

陳曦  賀輝（以下簡稱“訪”）

訪：您有著非常完美的學術(shù)背景， 一路從語言學到哲學， 再到精神病學。您是怎么和精神分析結(jié)緣的呢?　您是怎么接觸到和進入到您的個人分析的呢?

鄭：我本科學外語，工作兩年后考了哲學系研究生。在這個期間，大概是九幾年，我就聽一個社會學的同學說，有幾個心理學的博士，其中有從法國回來的霍老師，在搞精神分析。中國弗洛伊德熱的那段時間， 弗洛伊德后期的著作我都是看過的， 但是純粹就是看著好玩，當哲學看，也沒太上心。所以后來聽說好像他們在給人做精神分析，我也沒有太大興趣。

訪：覺得有時候精神分析就先是一顆種子。

鄭：直到97年下半年之后，由于我個人那時內(nèi)心的困擾和沖突，那個同學就把我介紹到秦偉老師那。當時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精神分析，純粹出自一種個人的需要。那個時候也沒有想到要去學習精神分析或成為分析家。 

訪：主要是解決個人的痛苦。無痛苦，不分析，沒辦法分析。

訪：您覺得進入個人分析順利嗎？比如， 自由聯(lián)想的時候?

鄭：這很難說，當時你是按照這樣的一個要求去做，對吧？你自以為在自由聯(lián)想，但是不是一個真的自由聯(lián)想，就有點不好說了。因為我之后體驗了不同的分析家，發(fā)現(xiàn)可能跟不同的分析家工作時，自由聯(lián)想的內(nèi)容會差別很大。比如05年我跟美國分析家Ubaldo Leli先生率先通過網(wǎng)絡做分析，我后來發(fā)現(xiàn)跟他在一起做分析時，說的全都是一些每天生活中拉拉雜雜、雞毛蒜皮的事，其實非常具體。而以前的這種聯(lián)想很抽象，也就是說沒有踩到生活當中去。其實你感覺背后似乎有一個理論，好像你想去迎合或去證明某個理論。

說到網(wǎng)絡分析，在開始之前，我的前分析家Ubaldo Leli征詢紐約的四個分析家：網(wǎng)絡分析是否可行。最后有兩個分析家表示質(zhì)疑，有兩個表示支持嘗試。而他的分析家奧托.肯伯格是表示支持的其中一位；于是，當時就想引進分析和督導。

訪：是怎樣的分析欲望讓你們開創(chuàng)了先河！后來CAPA一直就沿用這樣的方式。

訪：您1997進入個人分析之后，又選擇攻讀精神病學是怎么考量的呢?

鄭：當時大學鼓勵和推動在校年輕老師去攻讀博士學位，于是我有意去北師大?；衾蠋熯€專門帶我到雙流去見了鄭日昌教授。后來很偶然的，我聽說華西的精神科有個非常著名的劉協(xié)和教授，他在帶精神病學方向的博士，而且不需要醫(yī)學背景。因為我知道從精神分析來講，精神病學知識是一個基本功。就從一個成為分析家的角度來講，他的訓練肯定比去北師大更有價值。于是，最后我就選擇了華西，放棄了北師大。

訪：所以在當時那個時點，其實您就有了一個朝向分析家的這樣一個位置去的欲望……

訪：大家都說精神分析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 您自己覺得最不容易的是在哪呢?

鄭：這條路我覺得不容易的有很多，比如，其一，這個工作它沒有底。就是說你只有扎根在臨床當中，不斷去積累經(jīng)驗。就這一點來講，天分再高的人，也沒有捷徑。你做五千個案子和做一萬個，可能你臨床的感覺是不一樣。當做兩萬個之后，你可能感覺又不一樣。所以說這個是很艱難的；第二，從精神分析本身來講，我很認可秦老師的說法，精神分析其實在西方本身就是個精英職業(yè)。要求很高，時間也很漫長；

還有，一個真正的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分析家，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理解。那么這對分析者來講，開始你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分析。你可能就會帶有很多想象、感覺、猜測，甚至誤解，對吧？你去接受一個分析，當然以為它是精神分析，對吧？但是后來可能感覺是個誤解，或者是一種想象。所以說它非常復雜，因為它很難有一個像醫(yī)學中那樣一種很清晰的標準。不同分析家，他可能對精神分析的理解差距很大，臨床做法也會差別很大。這可能是另外一個困難。

所以說最后，你要形成一個自己的，你能夠真正理解的精神分析。它究竟靠什么在工作。那么你自己就需要去經(jīng)歷很多，需要你自己去積累或者去領會。

訪：您自己的工作風格現(xiàn)在是怎樣的，您認為什么是最核心的？

鄭：當然我現(xiàn)在和來訪者工作的風格，和15年前完全兩回事?，F(xiàn)在，我更強調(diào)的是作為分析家，感覺自己更自然更真實，或者真正的，對來訪者有一個種人文的關(guān)注。其它我認為都是形式，其實那些都不重要。他能感受到你對他的這一部分。

訪：您在筆記中的譯文說“理解精神分析最好的方法仍然是追溯它的起源和發(fā)展”， 那么也許理解中國精神分析最好的方法也許也是追溯它的起源和發(fā)展， 我們想聽一聽前輩們的故事和歷史。

當時您或你們是怎么開始創(chuàng)建中心的呢？是怎樣的發(fā)心，怎樣的狀態(tài)開始的呢？當時大家分別擔任了什么樣的角色？您當時在其中又擔任了怎樣的角色?

鄭：當時就有比我更早的一批人嚴和來、谷建嶺、居飛、王劍……參加了秦老師的T小組。所以秦老師是一個很重要的“播種機”。然后他們開始了自己的個人分析。當時霍老師和秦老師就希望在中國培養(yǎng)精神分析家。張晶燕老師的先生冉昌光老師曾經(jīng)是我們哲學系的老系主任，川大教務處的處長，他當時也是四川省哲學協(xié)會的主席。他和哲學系的劉莘老師也都非常支持，于是就在四川省哲學協(xié)會下成立了成都精神分析中心這樣一個分支機構(gòu)。當時沒有一個特別的分工，大家都在里面干事， 我是比較積極投入的。

訪：您好像一直到06年都擔任中心的責任編輯？

鄭：剛開始是霍老師的要求，做一個訓練。那時我可能比較認真，也可能想讓霍老師滿意。當時和我一起的還有哲學系的郭立東老師，也是最早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成員之一。我們把大家的稿子編輯出來，成冊。我們可能也想尋求一些個性和與眾不同的東西。于是我就專門到川大圖書館去找一種國際上的期刊——尺寸和國內(nèi)很多雜志大小是不一樣的。就成了之后你們看到的《精神分析筆記》。

訪：記得第一期的發(fā)刊詞是霍老師寫的，編后記是您寫的，特別的誠懇。

訪：在2002年《精神分析在中國的實踐和探索來自成都精神分析小組的報告》中， 您報告了或者說提出了一個問題 ：'精神分析對中國人是否合適?'不知道現(xiàn)在您對這個問題有了些怎樣的答案嗎?

您覺得精神分析和中國文化之間是一個怎樣的關(guān)系呢？

鄭：因為實際上現(xiàn)在中國精神分析的過熱發(fā)展，其實已經(jīng)回答了這個問題，它沒有任何的不合適。大概在08年，在CAPA剛成立的時候，我在北京的國際心理治療的大會上，闡述了長程的心理治療是否適合中國患者。

關(guān)于中國文化和精神分析的關(guān)系這個話題，當然中國文化說起來很大，但如果說一個主流的價值觀儒家的話，我比較贊同一位美國人的說法，他說：“精神分析是儒家的敵人”。儒家的很多理念是和精神分析沖突的，比如說儒家講孝道是吧？精神分析是要講你成為你自己，對吧？儒家講，上下尊卑，而精神分析恰恰是在講父母要怎么樣去理解共情孩子的感受。

訪：某種程度上和道家更趨同嗎？

鄭：道家我沒有思考，我對道家這一塊不太了解。

訪：似乎2006年， 您的人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 包括您結(jié)束了與自己的拉康派分析家的工作， 結(jié)束了責任編輯的工作，2007年您建立成都精神分析聯(lián)盟小組? 您能說說這些變化嗎?您內(nèi)心的?是什么引發(fā)了這些變化?

鄭：這種變化可能源于我自己的分析，然后包括到華西的實習，然后和國外更多的接觸。這些其實不斷地讓我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精神分析？包括我接觸了很多國外的分析家， 他們?nèi)绱瞬灰粯?。比如說有些分析家他非常沉默，對吧？但是有些分析家他就嘰嘰呱呱會說很多話，對吧？有些分析家他會在某些地方直接去解釋去工作，有些分析家在那地方就不工作，對吧？所以說這些都會令我思考。

訪：所以您是遇到了不同的分析家，給您帶來了不同的體驗，有了轉(zhuǎn)變。所以就從原來是跟拉康派的分析家工作，到后來是更多地跟美國這邊的分析家。是您對這邊有更多的認同嗎？

鄭：因為一直以來就有一個討論：究竟是流派差別更重要，還是分析家個人的差異更重要。我現(xiàn)在會更傾向于 ：其實重要的不是流派的差距，不是說拉康派就一定是怎么樣的？美國也一樣。而更重要的是分析家個人。這個人他的風格，比如說適不適合你，或者是不是真正對你有一種理解和關(guān)注。我覺得流派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說他們問我是什么派的，我覺得我什么派都不是。

訪：您覺得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在你生命當中，有一個什么樣的位置嗎？

鄭：當然肯定是很重要的一段經(jīng)歷，實際上我就是在這里從一個懵懂的青年，開始自己一生的職業(yè)之路的，這是一個啟程的地方，是一個上路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訪：您對中心也很重要。您也是中心啟程和上路的推手。

鄭：我很榮幸，用精神分析的話說，它也是一種相遇。在那個時間，遇見了精神分析，也遇見了這一幫同路人。

訪：您對中國的精神分析事業(yè)，未來五年十年或者更遠的，一個五十年的時間，會有一個怎么樣展望？

鄭：我覺得至少是二十年，肯定是一個繼續(xù)上升的時候，會真正地誕生一批獲得較好的臨床專業(yè)訓練，甚至可以被國際上認可的，專業(yè)的分析家。

結(ji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