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秦磚》終于要拿起“秦制”的最后一塊“磚”了，三解很興奮，決定用一個比較長的前言，為各位看官，講解一下來龍去脈（涉及一些概念辨析，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秦制”在當下，并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有人講秦漢史用“秦制”，講明清史也用“秦制”來概括，那么，“秦制”到底是什么？這個概念是否被濫用了？如果“秦制”確實對后世的中國式帝國存在影響的話，究竟是哪一部分？

解答這一系列問題，恰是《秦磚》的初衷。

在《秦始皇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三解已經提到過一個關于“認識”的命題：

古代中國式的經驗主義邏輯思維。

說的“哲學感”十足，其實讀王安石《洪范論》講解萬物規(guī)律，看王陽明《傳習錄》自述“格竹”，就能發(fā)現，中國古代最精英的知識分子在面對“萬物”時的世界觀構建，非?！捌嫣亍?。

這種“奇特”更是對今人的歷史認知（實則也是世界觀的一部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三解總結起來，卻不過“高、大、全”三個字。

得益于外洋舶來的科學技術體系，以及各個時代教育中滲透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技法，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概念”、“范疇”之類的詞匯并不陌生，然而，一旦脫離自己的專業(yè)領域，就快速地向“高、大、全”靠攏。

僅就歷史認知而言：

所謂“高”，即“高逼格”，通俗地說，就是關注“意義”、“評價”，而非事實本身，甚至于“事實”本身沒有意義。

所謂“大”，即“大概念”，通俗地說，就是關注“關鍵詞”，將復雜的歷史事實以一個又一個的關鍵詞來進行概括，“關鍵詞”的組合成為事件本身。

所謂“全”，即“全覆蓋”，通俗地說，就是關注“規(guī)律平移”，將抽象出來的關鍵詞組合之間的邏輯關系，提煉成所謂的“歷史規(guī)律”，放之歷史而皆準。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高、大、全”清楚地表現在歷史試卷上，如“歷史意義”、“人物評價”、“名詞解釋”和“歷史規(guī)律”，其根源卻遠在中國古代，而非舶來品。

經驗主義的認知方式，自然而然地走向“整體論”和“循環(huán)論”，其根基都是“不可知論”，就像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所說的：

遂相與嘆圣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因為“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所以，解釋“物”，多用“比喻”和“移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互相體會“平移”的“感受”就足夠了。

正因為如此，身旁反問，“知道這個有什么用的”人就多有，因為“意義”既然是“賦予”的，我不接受你“平移”的“感受”，自然也就無妨。

這是大眾歷史傳播的基本點，更是一部分“專業(yè)歷史知識”與“大眾歷史認知”之間的“接駁點”。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有悠久的“治史”傳統(tǒng)，卻有新、老兩個問題深入骨髓，老問題早在梁啟超的時代，就已經在《新史學》中指出：

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

以三解個人淺見，“舊史學”討論的“得失之間”，歸根結底就是“解釋學”，即為已經確定的事實提供一個符合“天理人心”的解釋，成為整個“解釋系統(tǒng)”中的一部分，這個“解釋系統(tǒng)”因為涉及的“概念”點過多，分別自成邏輯套路，而導致內容龐雜、邏輯混亂，甚至不能簡單以“儒學”概括之。

但是，得益于上文中的“高、大、全”思維方式，任何的具體問題在嵌入“解釋系統(tǒng)”時，都會削足適履，形成一個最終的“簡化版本”以供傳播，所以，就會出現只要進入具體問題研究，“簡化版本”就千瘡百孔的現象。

在此背景下，“新問題”應運而生，即“解釋學”邏輯和“事實”邏輯的瘋狂背離。

通俗舉例，近、現代軍隊組織、政府組織，本身是存在“科學”內核的，那么，古代軍隊組織、政府組織，有沒有可能是“反科學”的？

當然不可能。

用“科學”的視角進行研究，和用“解釋學”的視角進行研究，最后呈現出的“現象”，會出現嚴重的背離，因為前者是基于“信息顆粒”的切割和科學重組，而后者則是基于“前人解釋系統(tǒng)”的文本結論，具體地說，就是“某某人曾經曰過”。

非常不幸的是，我們的諸多“歷史常識”，實際上就建構在這種大批量的“反科學”的邏輯之上而不自知。

“秦制”，正是這一系列“歷史常識”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也是諸多歷史講述的起始，對它的重新切割和去魅，將原本人們心目中由“統(tǒng)一”、“郡縣制”、“三公九卿制”、“軍功授爵制”等等概念構成的“大秦帝國大廈”，重新切割，分解為一塊塊“事實”的“秦磚”，正是三解的初心所在。

本文，將補齊最后一塊“磚”，秦帝國的經濟管理與財政。

一

在上一篇文章《秦始皇為什么那么“累”？》中，三解提到了三個秦朝的行政文書概念：“計”、“課”和“程”，并粗略講解了他們在秦帝國文書管理體系中的作用，其實，它們還是認識“秦制”經濟管理的一把鑰匙。

里耶秦簡中保留的“課”的“細目”最為詳細，也最能說明問題：

1、田課志

?園課

凡一課。

2、田官課志

田□□課

凡一課。

3、鄉(xiāng)課志

□□□

□食□□

黔首歷課

寡子課子課

凡四課。

4、司空課志

□為□□□

□課

□□□□課

舂產子課

□船課

□□□課

作務□□

……

5、倉課志

畜彘雞狗產子課

畜彘雞狗死亡課

徒隸死亡課

徒隸產子課

作務產錢課

徒隸行徭課

畜雁死亡課

畜雁產子課

凡□

6、畜官課志

徒隸牧畜死負、剝賣課

徒隸牧畜畜死不請課

馬產子課

畜牛死亡課

畜牛產子課

畜羊死亡課

畜羊產子課

凡八課。

7、尉官課志

卒死亡課

司寇田課

卒田課

凡三課。

8、□課

□課

□產子課

凡八課。

9、課上金布副      園栗                       縣官有買用錢/鑄段（鍛）

桼（同漆）課   采鐵                       竹箭

作務                市課                       水火所敗亡/園課 采金

畤竹                作務徒死亡             貲贖責（債）毋不收課

池課                所不能自給而求輸

這一段引用非常之長，又非常重要，基本不用翻譯，其共同點在于，所有的“課”都是對“數字”有要求的科目，比如“馬產子課”，實際上就可以替換為“馬產子數”，也就是典型的“數目字管理”承載。

共性談完，要談個性，比如帶“田”字的，竟然有兩個，一個是“田課”，一個是“田官課”。

在《一篇文章看盡“暴秦”的興與亡》一文中，三解講解了“田”和“田官”的區(qū)別，“田”是對編戶齊民進行耕種管理的吏，而“田官”則是對官有田地進行耕種的吏，前者偏管理，后者偏經營。

“田課”明顯印證了這一點，那就是其下只有“?園課”一項。

“?園”即“漆園”，即種植漆樹獲取生漆的園圃，在里耶秦簡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卅七年，遷陵庫工用計受其貳春鄉(xiāng)?：桼（漆）三升，?（飲）水十一升，榦重八。

貳春鄉(xiāng)主?發(fā)。

這是一個秦始皇三十七年的支出報賬單，簽發(fā)人是遷陵縣貳春鄉(xiāng)的“主漆”，這肯定不算個官職，而是個“職分”，其內容是遷陵縣庫所屬的手工生產，收到并使用了貳春鄉(xiāng)的三升漆、十一升飲水，榦是支撐用的木材，具體用途不詳。

此處的亮點在于，“主漆”設在“鄉(xiāng)”一級單位，而能夠給“遷陵庫工”提供“飲用水”，就意味著，“庫工”是在貳春鄉(xiāng)工作并收受物資，也就是劃定了“漆園”的位置是在“貳春鄉(xiāng)”。

而“?園課”又屬于“田課”，也就意味著“?園”的上級主管單位是“田”，對“庫”這樣的縣屬平行單位簽發(fā)文書，卻并沒有上報縣中的“都田”或是由駐鄉(xiāng)的“田部嗇夫”簽發(fā)，對于認識“田”的身份，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直白地說，即秦朝的“田”實為“都田嗇夫”（見《二年律令·秩律》）的省稱，“都田嗇夫”之得名，即在于其駐所，應為“縣”之“都鄉(xiāng)”，也就是“縣廷”所在地的“鄉(xiāng)”，此處的“田部”配置是最齊全的。

而此外的“鄉(xiāng)”則稱“離鄉(xiāng)”，“官佐”稱“離官”，見《秦律十八種·效律》：

及都倉、庫、田、亭嗇夫坐其離官屬于鄉(xiāng)者，如令、丞。

“庫”的“離官”，上面的簡牘中有“庫工”，“主漆”自然就是“田”的離官，而“田”居于“鄉(xiāng)”者，并不像“鄉(xiāng)部”一樣每“部”都設嗇夫，而是以“田佐”、“田部史”這樣的“離官”掌握具體業(yè)務和文書，“主?”在名稱格式上類似于“縣令史”的“主某曹”，又負責簽發(fā)文書，極有可能是特定職責“田部史”的別稱。

關于“主漆”的具體管理，在《秦律雜抄》中有這樣一條律文：

?園殿，貲嗇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絡組各廿給。?園三歲比殿，貲嗇夫二甲而法（廢），令、丞各一甲。

這里的“殿”和“比殿”，都是年度考課的結果，嗇夫會受到罰一甲的懲罰，是最大的責任人，而在他之上承擔連帶責任的是縣令、縣丞，懲罰要減等，只罰一盾，而需要注意的是“佐”，應該就是“離官”屬于鄉(xiāng)的“田佐”，再往下則是具體做工的“徒”，“絡組各廿”按照整理者的解釋也是“罰款”，即上交20條繩索。

“徒”呢，一般理解即為刑徒。

要啰嗦一句的是，秦漢“更卒制”下，“卒”在被征發(fā)脫離了“編戶民”組織，進入了國家使用他的新組織后，已經剝離了“人”的生存方式，而變成了新組織主官被考“課”的一個數字，與牲畜無益。

二

在《文景之治：只在知識分子夢中的“輕徭薄賦”》一文中，三解為大家科普了“徭、使”的概念，一個編戶齊民的平民，從7歲開始，就注定進入了“為大秦盡義務”的系統(tǒng)里，這個年齡，倒是與刑徒平等的。

在人們眾多的錯誤歷史常識里，將明清社會生活平移到秦漢社會，是非常常見的謬誤。

明、清兩代的大部分時間里，政權對于百姓的生活干預非常有限，從社會中獲取的資源也非常有限，“皇糧國稅”和“徭役”，也就是“稅”和“役”是最基礎的負擔，此外唯一可稱為大宗的“間接稅”就是“鹽利”（包括鹽稅和捐輸等）。

而“秦制”政權，卻是完全不同的圖景：

一方面，是對于編戶齊民的“賦”、“稅”、“徭”、“役”，根據不同的身份、年齡進行了精細的區(qū)分和制度安排，以達成更高比例的榨??；

另一方面，則是在編戶齊民之外，建設了一整套的“官營經濟體系”，比如上述的“課志”所及的業(yè)務，只有一小部分屬于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管理范疇”，絕大部分都屬于現代意義上的“經營范疇”，哪怕是那一小部分現代意義的“管理”，在秦漢法律意義上，一樣屬于“經營”，因為“人”，也是牲畜一樣的生產經營資源。

而“課”，就是對這些“生產經營資源”的經營成果進行統(tǒng)一制度性約束的“數字指標”。

“課”的評判，按照簡牘整理者的解釋是定期進行的經營成果評比排名老幺，則稱“課殿”，排名第一則稱“課最”。

根據就是《秦律十八種·廄苑律》：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爲旱〈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殿者，誶田嗇夫，罰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減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殿，治（笞）卅。

這里的“大課”，讓很多研究者犯了嘀咕，甚至認為一個縣有多個田嗇夫，所以才會有“評比”的“殿、最”，其實，當我們看到上述種類繁多的“課志”之后，已經可以理解，“課”作為一種“指標考核”，最重要的評判是“達標”，而不是“比賽”。

所以，課“最”，實際上是“達標”，而“殿”則是“不達標”。

不過，正因為“課”的數字指標往往是“比例”性質的，所以，秦律中所見的“課殿”處罰，要比“不中程”的處罰低得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的“比例”實際上是一個“經營行為”，屬于“增量約束”，而后者的“標準”則是一個“管理行為”，屬于“底線約束”。

比如《商君書·定分》中說：

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為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為法令以罪之。

這里是對于“吏學法令”所設置的“程”，規(guī)定日數內，必須達成學習成果，否則要懲罰你。

再比如之前早已引用過多次的《二年律令·行書律》：

這個行書的“程”，實際上是預設了兩個常量，一個是速度，一個是距離，然后推導出每一件郵人行書的“程”的日期數，這個數字不是可伸縮的，是剛性的“底線約束”。

而其產生，可參考里耶秦簡的“御史問直絡裙程書”：

制書曰：舉事可爲恒程者上丞相，上洞庭絡帬【直】書 □手。

卅二年二月丁未朔□亥，御史丞去疾：丞相令曰舉事可爲恒程者□上帬直。

“舉事可為恒程者上丞相”，翻譯過來，就是公事中可以定為長期管理標準的要提交給丞相，而“絡群直”的意思是“絡裙”，也就是軍裝的價格，洞庭郡要上報給丞相。

注意，這里有“恒程”二字，也就說明有“不恒”，或者說臨時的、短期的管理標準，比如在《2000年的輕稅童話：漢初休養(yǎng)生息的真相》中已經提到的“稅田”、“輿田”的“取程之制”，在秦漢算數書里，對于禾、枲（大麻的雄株，只開雄花，不結果實，稱“枲麻”，古時用以織褐編履。）、麥的程（計量單位產量）都不一樣。

哪怕是同一種作物，比如禾的干禾、濕禾也不同，枲的大株、小株也不同，“程”總需要重新評定，正如岳麓秦簡中《為吏治官及黔首》簡文：

部佐行田……度稼得租。

這個“度稼得租”的本質是“田部佐”需要對轄區(qū)內的產區(qū)面積和作物產量計算出一個“常數”，為上一級管理部門的數字統(tǒng)計，提供一個基準值，作用還是維護文書管理，“好算賬”。

而“恒程”，就完全不同于上述的“干禾”、“濕禾”，放之四海而皆準，或者放之一郡而皆準、放之一縣而皆準，自此之后，就以這個“常數”計算成本、存量、達標等等。

所以，“課”和“程”的區(qū)別，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三點：

（1）性質不同，“課”是“經營性指標”，“程”是“管理性標準”；

（2）內容不同，“課”在不同單位間，是“變量”，“程”是“常量”；

（3）作用不同，“課”是“考核官吏的尺度”，“程”是“必須執(zhí)行的標準”。

由于材料有限，我們現在很難確定“課”一定是上級下給下級的，以及“程”一定是上級要求下級上報，再由上級認可的，但是，從常理上推測，似乎應該如此，暫且擱置不論。

那么，當我們確定了“課”的性質之后，能夠發(fā)現什么樣的信息呢？

答案很簡單：

“秦制”國家具有鮮明的“經營性特征”。

也就是說，“縣”之下的“諸官”，以及“都官”中的一部分，比如在陜西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官印封泥中就有“郎中左田”、“郎中西田”、“鐵兵工丞”、“弩弓室”、“造工”等明顯帶有生產色彩的官職，都是當時的“官營生產單元”。

必須指出的是，后世的中國古代王朝并不缺少類似的“官營生產單元”，但是，這種“生產經營組織”下沉到“縣政府”之中，成為縣廷組成部門，就屬于“秦制”的絕對特色了。

當然，再加上《秦始皇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一竿子捅到底的“上計”制度，“經營國家” “文書國家”，秦始皇不但是個帝國的君主，還是一個分公司遍布近千個縣的企業(yè)家……

三

那么，“分公司”都有哪些呢？

先上一下簡牘，《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中刊載的《遷陵吏志》釋文：

遷陵吏志：吏員百三人，令史二十八人，[其十]人徭使，[今見]十八人。官嗇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徭使，今見五人。校長六人，其四人缺，今見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徭使，今見廿四人。牢監(jiān)一人。長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見一人。凡見吏五十一人。

以遷陵縣所代表的秦代縣級機構來看，有如下幾個分類：

“校長”的職責，在《其實你一點也不了解劉邦》中已經細述過，屬于“治安官”和“職業(yè)軍官”合體；“令史”的職責，在《蕭何，人杰出“少年”》中也已經詳述過，屬于典型的“文書”和“會計”。

唯一沒有細說的就是“官嗇夫”和“官佐”所屬的“諸官”，當然也是最有意思的部門。

按照《遷陵吏志》中“官嗇夫”的編制，共有10人，參考《二年律令·秩律》中的縣吏配置，包括：

司空、田、傳馬、候、廄、倉、庫、少內、校長、髳長、發(fā)弩、都市、都亭、都廚。

除去“校長”、“髳長”這種在秦朝應該屬于“校長”單列的治安職位，剩下12個，考諸秦律有“都倉、庫、田、亭”設離官于鄉(xiāng)，可知為常規(guī)配置，卻未及“都市”、“都廚”，且從里耶秦簡所見的糧食廩給來看，沒有“廚官”的痕跡，則其可能于秦代遷陵縣未設，也就剩下11個。

還有2個疑似未設的職位，“都市”和“傳馬”，前者因遷陵縣編戶人口稀少，相關的案例中并未見到“都市嗇夫”參與程序，后者則是因遷陵縣地處水網地帶，或許有“傳舍”，但未必有“傳馬”。

剪掉之后，還剩9個：

司空、田、候、廄、倉、庫、少內、發(fā)弩、都亭。 

當然，這些只是西漢高后二年的“有秩”嗇夫，還有一些“斗食”嗇夫，見《岳麓書院藏秦簡（肆）》：

囂園宣深有斗食嗇夫、史各一人。

也就是說，秦代遷陵縣的10個官嗇夫編制，也有可能有“斗食”吏存在。

當然，這些不是重點，基層官吏秩級的問題，我們下文詳述。

重點是，“官嗇夫”的分職執(zhí)掌，也就是進一步分類：

（1）司空、田、廄、倉、庫、少內、都亭，這是一類，即經營管理產生“效益”的部門；

（2）候、發(fā)弩，這是一類，即軍事（社會）管理，不產生“效益”的部門。

當然，前一類的部門職責，也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管理職能”，比如“司空”，就包含了對刑徒的管理，“田”也包括了對編戶民的田籍管理，“倉”也包含了對隸臣妾的管理……

但是，其共性在于，它們的業(yè)務對象，全部都是“公家”相關的事宜，如“官吏廩給”、“刑徒廩食”、“刑徒授衣”、“刑徒作務”、“公物收納”、“交易押金”、“馬牛飼養(yǎng)”，全部都是針對“公家人”，或是“公家物”。

這些“部門”，完全不同于現代政府機構，甚至不同于后世古代中國的政府機構，沒有“公共服務性”、也沒有“公共管理性”，而是純粹的“服務公家”（如車馬迎送、官吏廝養(yǎng)等）或為“公家”獲取“物資”（兵器制造、官田經營、官畜孳息等）。

更吊詭的是，這些“縣廷”所屬機構，看似存在“管理”職能，后世王朝自編戶民身上獲取的資源的“最大頭”——“糧食”、“稅錢”和“力役”、“兵役”，這四個要素，只有“部分參與權”，比如“司空”涉及“發(fā)徭”，卻也只是“涉及”，而非決定。（見《2000年的“善政”童話：漢初休養(yǎng)生息的真相》）

真正的基層執(zhí)行者，實際上是在“鄉(xiāng)部”。

在《秦始皇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三解詳細解釋了秦代“鄉(xiāng)部”的特殊性，以及這種特殊性在漢代的“繼承”，其權限包括：

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后，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又有鄉(xiāng)佐，屬鄉(xiāng)，主民收賦稅。

“役”之先后，“賦”之多少，這是數據定籍的任務，也就是帝國的基礎統(tǒng)計單元，“主民收賦稅”，就是執(zhí)行征收“賦稅”的任務，相當于在秦、漢時代，“鄉(xiāng)部”即履行了明、清縣政府中“錢谷”、“刑名”兩大職責中的一半。

這一事實，恰恰印證了三解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秦制”下的“縣廷”，實則為“周制”下“朝廷”的“簡配版”復制，其真正的“治民”權限，根本上是下放到了“鄉(xiāng)部嗇夫”一級，而“縣廷”則是一個“無君之國”。

這個“無君之國”的建制原則就是“小而全”，是對“諸侯朝廷”的“細胞分裂復制”，而整個“秦制”的財政與經濟管理系統(tǒng)，正是以“一個大細胞周圍簇擁著無數一模一樣的小細胞”的方式集合存在的，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后世王朝財政的“條線管理”或是“強干弱枝”，乃至于“國庫”。

而在任意一個“小細胞”之中，被上級官吏以“課”的方式督導“經營效益”的“諸官嗇夫”，在“小細胞”的區(qū)域內建構了千絲萬縷的“分工協(xié)作”關系，比如上文所及的“漆園”為“庫工”提供原料，其成品數量，成為“諸官”上報“縣廷”原始數據，附上“課”要求的數字，就構成了“課志”。

原始數據以“課上金布副”，也就是“各種課”的副本抄錄上交“金布曹”這種文書形式進入“縣廷”，比如“漆課”就以一種單獨的“課”名，與之前的“田課志”中的“漆園課”重復，這也就意味著，“課”是有多份副本上交“縣廷”中不同的“曹”，同一個數據多處拷貝，一份備監(jiān)察考核，一份備“上計”核算。

“課”的數據，實質上是“縣廷”對“諸官”的“經營效益”進行管理的依據和成果，看重的是“預計”與“實數”的關系，進行結果考評。

那么，“縣廷”如何核實這些數據的真?zhèn)文兀?/strong>

這就涉及到了“令史”的另一個重要權限，就是里耶秦簡中所提及的“視平”，即監(jiān)督物資出納。

具體的細節(jié)見里耶秦簡：

卅年四月盡九月，倉曹當計禾稼出入券。已計及縣相付受廷。

倉曹廿九年當計出入券甲笥。

這兩枚簡，均為“簡首涂黑”的簽牌，應屬于某個項目下的子類，但其作為“題名”的信息已經不少。

前者囊括的是秦始皇三十年四月到九月的“半年”總集，集納的是期限內的“倉曹”應“統(tǒng)計”所及的“禾稼出入券”，并已完成程序。

后者則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全年的“倉曹”應“統(tǒng)計”的“出入券”，還沒有完成程序，所以所有的“出入券”，類似今天的“收支單據”被存放在一個編號為“甲”的容器中，等待全年的集中統(tǒng)計。

也就是說，“倉曹”作為監(jiān)督“倉”的物資收支的會計部門，以“禾稼出入券”或“出入券”作為“收支單據”，到一個統(tǒng)計周期末，要以之為根據，集中對賬。

至于說賬目本身，則有“月言簿”、“四時簿”等以“月”、“季”為單位的常規(guī)賬簿，提交上級。

也就是說，月、季、半年、整年，都有“計”，也就是要整理賬目，而并非專指年末的“上計”。

這條由“諸曹令史”主導的“計”業(yè)務線，是與“諸官嗇夫”主導的“課”業(yè)務線并行的，各自統(tǒng)計，并由“諸曹”在歲末對賬審查，也就是核對計算兩本“賬”。

四

作為“會計部門”，“諸曹令史”手中的“計簿”，才是真正意義的“某縣公司賬本”，或者說是“資產損益表”，只不過秦代的賬本不是用人民幣計數的，也不是用半兩錢計數的，甚至根本沒法“貨幣化”，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之分，所有賬目中的“物”，甚至“人”，都是“流動資金”，并詳細分科。

見里耶秦簡：

司空曹計錄：船計、器計、贖計、貲責計、□計，凡五計，史尚主。

倉曹計錄：禾稼計、貸計、畜計、器計、錢計、徒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田官計。凡十計。史尚主。

戶曹計錄：鄉(xiāng)戶計、徭計、器計、租質計、田提封計、漆計、鞫計，凡七計。

金布計錄：庫兵計、車計、工用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錢計，凡六計。

在這之中，“數字單位”無數，有“頭”，有“匹”，有“錢”，有“日”，也有“件”，有“輛”，有“石”，有“斤”，做成一份“資產損益表”的可能性是零。

甚至，我們可以將其中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錢的科目提取出來，僅五種：

贖計、貲責（債）計、錢計、租質計（也可能是糧食租質）、□錢計

占總項目數的5/28=17.86%。

涉及農作物的科目提取出來：

禾稼計、貸計、田官計

占總項目數的3/28=10.71%。

涉及人力的科目提取出來：

徒計、鄉(xiāng)戶計、徭計、工用計

占總項目數的4/28=14.28%。

涉及公物的科目提取出來：

船計、器計（4個）、畜計、器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漆計、兵計、車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

占總項目數的15/28=53.57%。

以業(yè)務對象分，應有兩種：

面向編戶齊民的統(tǒng)計科目，包括：

贖計（贖罪錢、贖刑徒錢）、禾稼計、貸計（更卒貸口糧）、畜計、鄉(xiāng)戶計、徭計、租質計、田提封計、漆計（歸屬于田部）、鞫計（案件數）。共10項，占總量的35.71%。

面向“公家”的統(tǒng)計科目，包括：

船計、器計、贖計、貲責計、器計、錢計、徒計、畜官牛計、馬計、羊計、田官計、兵計、車計、工用計、工用器計、少內器計。共16項，占總量的57.14%。。

另有2項缺字，未知所屬。

盡管“計簿”也像“課志”一樣門類繁多，并不局限于“公家”，也包括“民間”，只是“社會管理”的成分仍然極小，僅有“田提封計”和“鞫計”算是比較純粹的“社會管理”數據項目，“鄉(xiāng)戶計”、“徭計”具有一定的“社會管理”特征。

也就是說，至少在財政功能方面，秦代縣級單位的“社會管理職能”只占“全部職能”的1/7，即14.28%。

信息分解到這個程度，足夠指出秦朝財政與后世王朝財政的根本區(qū)別了，具體來說：

縣級財政單元的“諸官”都有“生產經營”功能，這些“生產經營”行為的“成果”或稱“產品”，才是服務于“社會管理”功能的“基本器材”，所以，縣級“公物”的“計簿”占到總項目的53.57%。

如，水郵路需要的船、武庫需要的兵器、刑徒授衣需求的布、駕車用的馬、力田用的牛、祭祀需要的羊、乃至于武庫需要的竹箭、轉輸用的大車等等。

而這些內容，在后世王朝，往往是以“財政支出”的形式存在的，或為“發(fā)役”、或為“購買”。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提到了，現存的“秦印”顯示，“朝廷”中的“諸卿”和“宮官”也各自擁有“生產經營”部門，這也是“縣廷”從“朝廷”復刻功能而塑造的一個證明。

所以，“秦制”下的“朝廷”與“縣廷”一樣是追求“自給自足”的財政單元，而非“統(tǒng)收統(tǒng)支”的“主從關系”。

當然，在農業(yè)社會中，所有生產的基礎就是“食”，獲取它的方式其實就是財政制度的根基，往前一步才是滿足供養(yǎng)、維持“社會管理組織”的所需，再向前一步才是“社會管理組織”擴張和競爭所需調用人力資源的“徭”和“役”。

基礎的“食物”資源，取自于土地，也就是“田部佐”通過對編戶齊民耕種的土地“度稼得租”而確定的“田租”，以及“田官”通過對刑徒在官田上督促耕種所得的全部收獲，以及“戍卒”在官田上耕種的全部收獲，完全包括了未加工的農作物“禾”、“麥”。

也就是說，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可以將“秦制”下的基礎財政收入“兩分”考慮：

一部來自“編戶齊民”；

一部來自“官營經濟”。

但是很明顯，在一個財政單元之中，對基礎財政收入的收儲渠道是唯一的，禾稼，包括粟米、稻米、麥等糧食與芻、藁等飼料，均進入“倉”。見《秦律十八種·倉律》：

翻譯過來就是，谷物入倉，以一萬石為一積而隔以荊笆，設置倉門。由縣嗇夫或丞和倉、鄉(xiāng)主管人員共同封緘，而給倉嗇夫和鄉(xiāng)主管稟給的倉佐各一門，以便發(fā)放糧食，由他們獨自封印，就可以出倉，到倉中沒有剩余時才再給他們開另一倉門。

……已滿萬石的積和雖未滿萬石但正在零散出倉的，不準增積。在櫟陽，以二萬石為一積，在咸陽，以十萬石為一積，其出倉、入倉和增積的手續(xù)，均同上述律文規(guī)定。

谷物、芻藁入倉，都要立刻記入倉的薄籍上報內史，芻稾都以萬石一積，在咸陽以二萬石一積。其出倉，入倉、增積和核驗均同上條關于谷物的規(guī)定。

供養(yǎng)、維持“社會管理組織”所需的“財政收入”，盡管在各個“生產經營”部門中存在諸多分工，其收儲卻在一個點上交匯，那就是“少內”和“大內”。

見《秦律十八種·金布律》：

已稟衣，有餘褐十以上，輸大內，與計偕。都官有用□□□□其官，隸臣妾、舂城旦毋用。在咸陽者致其衣大內，在它縣者致衣從事之縣。縣、大內皆聽其官致，以律稟衣。金布

注意，哪怕是供給刑徒、官奴的褐衣，也就是粗麻衣服，剩余超過10件以上的，要輸送“大內”，“大內”是“內史”的“物資出納”，又負責咸陽的徒隸褐衣的發(fā)放，其設置正好與“縣廷”的“少內”對稱，說明，縣中下發(fā)褐衣的應是“少內”。

而“余褐”的“余”字就說明了，縣“少內”的褐衣制造數量本身應有預算，只有超出部分才需要輸送“大內”，這個預算數字，自然會產生對“枲”這種存放在“倉”中的原材料的消耗、也會產生對“布”這種歸屬于“少內”的半成品的消耗，更會與“徒隸員簿”產生對應關系。

也就是說，“褐衣”這種“公物”的結余，應該是由“少內”到“大內”的物流路徑，類似的還有其他的“公器”：

翻譯一下，即各縣、都官在七月處理已經無法修理的官有器物，器物上有標識的應加磨除。銅器和鐵器要上繳作為金屬原料。都官所處理的器物應運交大內，由大內收取變賣，至七月底完畢。

都官距大內路遠的運交給縣，由縣收取變賣。處理時如有物品不能拖延時間，要求先賣，應以文書將其情況及時報告內史。所處理物品如無法變賣而可以作薪柴和蓋障用的，仍應使用 ；無用的，始得燒毀。

“倉”和“太倉”（太也通大），“少內”和“大內”，從上述律文可知，并不是以“大小”區(qū)分，也不是以“高低”區(qū)分，而是以“都-離”區(qū)分，“內史”統(tǒng)轄者為“都”的收儲機構，而“縣”統(tǒng)轄者為“離”的收儲機構。

這種財政邏輯，并沒有因為秦國設“郡”而改變，一直到秦朝滅亡，“郡”一級都不是一個獨立的財政單元，也就沒有與“內史”形成“都-離”關系。

這也是我們看秦朝的“上計”制度中，仍然存在“縣”向“內史”部分“上計”的原因。

五

在上期文章里，其實三解已經指出了，“郡”在“秦制”中就是個“軍分區(qū)”，在財政上，體現的尤其明顯，其可見的相關職責，往往與軍事有關。

不過具體的制度安排，非常奇特。

見岳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

金布律曰：出戶賦者，自泰庶長以下，十月戶出芻一石十五斤；五月戶出十六錢，其欲出布者，許之。十月戶賦，以十二月朔日入之，五月戶賦，以六月望日入之，歲輸泰守。十月戶賦不入芻而入錢者，入十六錢。吏先為?印，斂，勿令典、老挾戶賦錢。

這條律文在討論秦漢賦稅的文章中早有引用，本文的著眼點在于“五月戶賦，以六月望日入之，歲輸泰守”的說法，即，五月的戶賦16錢/戶，每年都要送往郡守處。

又規(guī)定了“勿令典、老挾戶賦錢”，也就是說，“戶賦錢”應為“鄉(xiāng)部”收取的。

僅僅十幾年后的西漢《二年律令·金布律》的規(guī)定卻完全不同：

官為作務、市及受租、質錢，皆為缿，封以令、丞印而入，與叁辨券之，輒入錢詬中，上中辨其廷。質者勿與券。租、質、戶賦、園池入錢，縣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見金、錢數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

注意，其中有“縣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見金、錢數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的說法，“上二千石官”的不再是“錢”本身，而是“金、錢數”，也就是文書告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岳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中還有一條：

金布律曰：官府為作務市，受錢及受赍租、質它稍入錢，皆官為詬，謹為缿空，耍毋令錢能出，以今若丞印封詬而入，與入錢者叁辨券之，輒入錢詬中，令入錢者見其入。月壹榆缿錢，及上券中辨其縣廷；月未盡而詬盈者，輒榆之。不如律，貲一甲。

這條之前也引用過的簡文與《二年律令·金布律》對照，基本一致，最大的區(qū)別就是“它稍入錢”和“戶賦、園池入錢”的表述區(qū)別，據整理者考證，“稍入錢”即少量多次的金錢收入，“園池入錢”應該可以計入，“戶賦”則完全不同性質。

此外，關于“戶賦錢”的征收，《二年律令》編入了《田律》：

卿以下五月出戶賦錢十六，十月戶出芻一石，足其縣用。余以入頃芻律入錢。

“田部”負責征收的是“田租”和“芻藁”，其上家是“縣”，而“鄉(xiāng)部”負責管理人口，其上家是“郡”，也就意味著，“戶賦”的部門歸屬和使用流向在秦、漢之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由“郡”落到了“縣”。

其中的原因，自然要從“郡守”的職責來找，按《二年律令·置吏律》記載：

這里面“郡守”的職責，實際上就兩個，一個是日常的官吏開支和刑徒供給，一個是物資調撥和輸送。

但是，在秦朝，這兩個職能，實際上都在“縣”中解決，前者已經很清楚，廩食來自“倉”，褐衣來自“少內”，“郡守”所在的也一樣是“縣”城，自然相應的配置齊全，無非是文書的“請”或告知，具體的運作完全不關“郡”什么事兒。

至于物資調撥和輸送，見《岳麓書院藏秦簡（肆）》：

制詔丞相御史：兵事畢矣，諸當得購賞貰責（債）者，令縣皆亟予之。令到縣，縣各盡以見（現）錢，不禁者，勿令巨辠。令縣皆亟予之。丞相御史請：令到縣，縣各盡以見（現）錢不禁者亟予之，不足，各請其屬所執(zhí)灋，執(zhí)灋調均；不足，乃請御史，請以禁錢貸之，以所貸多少為償，久昜（易）期，有錢弗予，過一金，貲二甲。內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戊

意思是，在統(tǒng)一戰(zhàn)爭結束后，秦始皇下詔書，要求各“縣”立刻兌現對從軍者的“購賞”和“免債”激勵，并必須給予“現錢”。但這只是理想的原則，所以丞相、御史大夫請求有所變通，即“縣”可以用“禁錢”之外的錢完成兌現的就盡快下發(fā)，如果不夠，先各自向“屬所執(zhí)法”申請，由“執(zhí)法”來負責調劑各縣的“現錢”，還不行，就上書御史大夫，請求使用“禁錢”貸給“縣”，“縣”回頭償還。

這段記載明確告訴我們，在秦朝的“縣”級財政之中，包括“禁錢”與“不禁錢”，“禁錢”就是上文中《金布律》所提及的“縣道官勿敢擅用”，有資格調用它們的，只有“御史大夫”，還是要以“貸”的方式，而非“撥付”，也就意味著“禁錢”實際上是“秦王”、“秦始皇”的“私產”。

這一點，恰恰與《史記·平準書》所提及的：

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yǎng)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山川所出，其實就是手工業(yè)原料，變成錢，就是“官府作務市受錢”，也就是官營手工業(yè)銷售所得，園池市井租稅之入，正是市租、質錢、園池入錢，合在一起就是“天子”之“私奉養(yǎng)”，“不領于天下之經費”。

反觀“不禁錢”，其跨“縣”調動的權力在“執(zhí)法”手里，“戶賦錢”又直接輸送太守，則應該就剩下“贖刑錢”和“貲債錢”，其實這也符合戰(zhàn)國時代的常例，《荀子·議兵》中就提到：

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

齊國人崇尚技擊之術，也就是個體的武藝，得一個斬首就賜“贖錙金”，這個“贖錙”其實通假“贖貲”，也就是犯法者掏錢贖罪掏的錢，這個過程，國家一分錢不出，所以稱為“無本賞”。

類似的“賞賜”，后世的漢武帝也做過，見《史記·平準書》：

乃賜（卜）式外繇四百人。

對這個賞賜，《集解》引漢書音義曰：

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也就是所謂的由此百姓到彼百姓，朝廷一分錢也不出，所以，“縣”財政能夠調用的貨幣資源，很可能也是類似的模式。

說回到“郡”的貨幣收入，郡守所收到“戶賦”，所起到的作用，其實就是漢代“算賦”的作用，見《漢書·高帝紀》“八月，初為算賦?！睏l下注引如淳曰：

《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在之前的文章中，三解考證過，“算賦”就是《漢書·惠帝紀》中提到的“軍賦”，其用途就是“為治庫兵車馬”，而其產生的時間是在漢高帝四年，其任務卻不可能憑空出現，在這之前，肯定也有一項財政支出來執(zhí)行這個任務，而我們結合上文可知，恰恰是在西漢建立之后，“戶賦”被劃歸了“縣”財政，也就意味著，秦朝的“郡守”極有可能是以“戶賦錢”來“治庫兵車馬”，因為這恰是秦朝“郡”級單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現實是，秦國、秦朝的“武庫”與“太倉”、“大內”不同，并非只有內史的“獨一份”，而是有“郡武庫”的設置，見徐龍國《秦代武庫初探》（刊于《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3期）通過對出土兵器銘文的研究指出，秦國、秦朝都在咸陽有武庫的設置，其中的兵器由工室制造，具體來說，由少府工室、寺工、屬邦工、詔吏等部門主管，武庫本身也有兵器鑄造，其地點則散在“西”、“雍”、“櫟陽”、“咸陽”四處，也就是秦國的四個古今都城。

而地方的武庫，可以確認者，即“上郡武庫”，而“河東郡戈”上也有“庫”字，“蜀郡戈”上則有“武”字，或為武庫之省稱，另外，修武、商、上黨等地應有武庫，不過秦國、秦朝縣中也有“庫”，從里耶秦簡所見的遷陵縣“庫”的情況來看，有弩臂，有庫兵，同樣有大量的武器儲備，并進行跨縣，甚至跨郡的調撥，都說明“武庫”的設置很普遍，但“郡武庫”存在，毫無疑問。

在此條件下，“郡守”這個軍分區(qū)司令，通過“戶賦錢”的專項收入來“治庫兵車馬”，完全合理，之所以到西漢高后二年，“戶賦錢”入縣財政，根本原因就在于漢高帝已經以“特別稅”——“算賦”代替了“戶賦”的角色。

這一點，也可以在西漢景帝初年的鳳凰山10號墓中出土的“算簿”中得到佐證，這份“算簿”中征收的“算錢”共有幾個事由：

六

在抓住了“倉”—“太倉”、“庫”—“武庫”、“少內”—“大內”這幾個核心收支條線之后，再來看秦帝國的財政，就能深刻理解它的配置原則，是以“內—外”、“此—彼”的思路，“圈套圈”構成的。

這個體系中，最核心的是為秦王、皇帝服務的“宮官”組織，他們擁有一套相對完整的生產經營體系。

與“宮官”組織并立的是地處咸陽都城的“諸卿”組織，他們只有并不完整的生產經營體系，比如“屬邦”就設有工室。

在都城之內，還有一套與上述組織不產生生產經營關聯(lián)的“咸陽縣”的組織，是按照諸縣的結構進行構造的，其大體上，只與“內史”產生物流聯(lián)系。

在都城之外，則是一套獨立于“都城”體系之外的“內史”組織。在秦國時代，擔當了“國庫”的角色，包括“大田”、“大內”和“太倉”，整個“內史”轄區(qū)內的各縣日常開支所余物資，會就近“傳送委輸”到“大內”和“太倉”，成為都城之內的“宮官”、“諸卿”組織財政支出的來源。

在秦朝時代，完全繼承了上述“物流”規(guī)則，卻并沒有拓展到全國范圍，仍舊提交“內史”的不再是“物流”，而是包含倉儲清單的“文書流”。

也就是說，就財政收入的“物流”體系而言，秦統(tǒng)一之后，“咸陽”仍和統(tǒng)一之前一樣，是“內史王畿”的“物流中心”，而不是天下46郡的“總物流中心”，“統(tǒng)收統(tǒng)支”制度從未建立，匯總到“都城”的只有記錄“縣”級財政單元的“收支結余”的文書。

這種制度的現實，也就意味著過往眾多秦漢制度史著作中對于“上計”制度的描述完全錯誤，以楊寬先生在《戰(zhàn)國史》中的描述為例：

可見，在里耶秦簡公布之前，學術界對于秦漢上計制度的理解，是“計課合一”的，其間，最大的錯誤在于對“管理邏輯”的誤解，即由“下級”提交預算，國君認可并責成完成，事實恰恰相反，“課”自始至終是自上而下的，其產生的依據是著于律令的“計算公式”，其適用的范圍也是“經營效益”，而非全局性的“社會管理”。

誠然，秦漢簡牘對地方發(fā)徭、興作、用卒有明確的地方上報預算制度記載，但這種誤解更大的問題在于，將“秦制”國家在“社會管理”層面的“預算管理”泛化到全局層面，也就完全扭曲了“秦制”國家的本相。

“秦制”國家的統(tǒng)治邏輯自始至終都是自上而下的。

“計錄”在行政管理程序中直遞皇帝，意味著這種自上而下“權力”的絕對性。

“管理”和“經營”行為本身都不可能“上計”，皇帝對地方官員的考察，實際上是通過“監(jiān)御史”的“計冣”來完成的，也就是作為“大會計”，對“都”、“縣”各處的“課”和“計”進行核算，得出“動態(tài)”結果后告知皇帝。

秦簡記錄表明，“諸曹令史”提交的內容包括：

上計冣（最）、志、郡（群）課、徒隸員簿

這里的“計冣”，取《說文》中“積”的意思，也就是每個上計項目各自的“積數”，即“合計數”，不上繳原始的“出入券”和流水賬。

“志”，取的是“記”的意思，比如《遷陵吏志》就是人員編制記錄，其記錄的方式就是“編制數”多少，后為“實際數”多少，不符部分的“事由”說明，“課志”也應該是類似的格式，即前為年初“課”多少，年底“實際數”多少，未達成部分應說明“事由”，最終匯總總數。

“群課”，也就是“課志”下編列的種種“課”的名目，按照秦律的規(guī)定，“課”的文書必須符合“式”的要求，也就是說，“課”有專門的文書格式，而非流水賬或是合計數，而是依照編目原則，每一“課”單有文書，其作用在于，為“監(jiān)府執(zhí)法”提供考核官吏的“上攻”的依據，同時，對照“計冣”會計賬目真?zhèn)巍?/strong>

“徒隸員簿”，不必細說，就是刑徒、奴隸的員額簿冊，參照西漢的《南郡卒更簿》，其記錄方式也是分類數字，而非具體的名單。

按照秦律規(guī)定“縣官上計執(zhí)法，執(zhí)法上計冣皇帝所”，也就意味著，在“執(zhí)法”的層級，上述文件、賬目即必須完成復核，最終形成分類“合計數”，上送皇帝。

秦始皇看到的，就是全國近千個縣的“計冣”，哪怕科目再少，也不止上文中引用的28項“計簿”，也就是近3萬份“數據”節(jié)略。

將這些“縣級”單位的“計冣”，與諸卿、宮官諸令（尤其是少府令）治下的諸多產業(yè)的“經營效益”與開支的數據“計冣”相加，再加上“內史”掌握的“太倉”、“太內”、“中央武庫”和“郡武庫”出入數據的“計冣”，基本上就是秦朝狹義財政的“總賬簿”。

廣義的財政，還要將“發(fā)徭”、“興役”、“行戍”這些人力資源的調動，與“郡守”調配的“戶賦”綜合計入，視為“支出項目”。

當然，這只是“賬本”，也就是靜態(tài)結構的描述，當帝國內部的“物流網”開始運轉之后，動態(tài)結構所產生的成本，全部被忽略不計，成為“淹沒的成本”，伴隨著帝國疆域的擴大，空間距離的幾倍、幾十倍放大，這些成本給民眾所造成的負擔，總量根本無法計量。

通俗地說，紙面上完美無缺，實際上卻是怨聲載道。

對于大秦帝國而言，這一缺陷仍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問題出現在“內—外”的邏輯是，即作為帝國的統(tǒng)治者，“天子的私奉養(yǎng)”確實“不領于天下之經費”，但其生產、經營和變現，全部是通過“公家”的“吏”來實現的，也就是說，賺錢我要，成本你背。

這種“公私不分”的財政組織形態(tài)，遍布著整個“秦制”，比如《岳麓書院藏秦簡（肆）》中有如下記載：

泰上皇時內史言：西工室司寇、隱官、踐更多貧不能自給（糧）。議：令縣遣司寇入禾，其縣毋（無）禾當貣者，告作所縣償及貸。西工室伐榦沮、南鄭山，令沮、南鄭聽西工室致。其入禾者及吏移西工室。二年曰：復用。

內史言：斄卒從破趙軍，長挽粟徒壹夫身貧毋（無）糧，貣縣官者，死軍，為長……內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丁

這兩條簡文最重要的價值就在于明確了一個學術界爭論已久的問題，“秦制”下的“服徭黔首”到底要不要國家供應糧食？

答案是，無論是在“工室”中服役的“踐更者”還是為軍隊“長挽粟”的“徒”，這些編戶齊民身份的服徭者，全部都要“自帶干糧”，如果沒有，只能向“縣官”借貸，也就是說，雖然你做的是“公事”，因為你的身份，你就沒資格吃“公家飯”，只能自己吃自己。

對于“黔首”而言，唯一可以吃“公家飯”的機會，就是“入屯”，按照秦律的規(guī)定，“入屯”為兵后，就可以享受“廩食”。

上述的現實都表明，“秦制”財政的“公共性”完全是殘缺的，在“君”、“公”、“民”三者的關系里，一直是“君”通過“公”的手段對“民”的利益進行侵占，這種侵占，從經濟利益甚至蔓延到了人身自由。

秦律通過繁苛的財產懲罰條款，讓“秦制”下的貴族、官吏、黔首，有錢的交錢，沒錢的交命，高效地生產“刑徒”、“居貲”等官營經濟所必須的人力資源。

七

關于秦朝“刑徒經濟”的研究并不少，但是由于具體數據的罕見，使得人們在明知“秦制”下刑徒、居貲、隸臣妾在“都”和“縣”普遍存在，并參與了全部官營生產經營活動的情況下，仍舊無法估量“刑徒經濟”在整個秦帝國經濟中的占比，只能從一些細節(jié)中管窺一二。

見《里耶秦簡牘校釋》：

丗四年六月甲午朔乙卯，洞庭守禮謂遷陵丞：丞言徒隸不田，奏曰：司空厭等當坐，皆有它罪，耐為司寇。有書，書壬手。令曰：吏仆、養(yǎng)、走、工、組織、守府門、匠及它急事不可令田，六人予田徒四人。徒少及毋徒，?。ú?strong>）移治虜御史，御史以均予。今遷陵廿五年為縣，廿九年田廿六年盡廿八年當田，司空厭等失弗令田。弗令田即有徒而弗令田且徒少不傅于奏。及蒼梧為郡九歲乃往歲田。厭失，當坐論，即如前書律令。/七月甲子朔癸酉，洞庭叚 (假) 守繹追遷陵。/歇手。以沅陽印行事。

由于司空厭沒有及時上報徒隸缺少的情況，而延誤了耕種，導致遷陵縣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沒有達到國家規(guī)定的耕田數量，導致土地荒廢沒有產出。司空厭因此而被耐為司寇。

這個懲罰的根據是國家的“令”，其中明確提到了“徒隸”的工作分配種類，包括：

吏仆、養(yǎng)、走、工、組織、守府門、匠。

除此之外，就是“田”，也就是進入“田官”進行勞作，而且比例早有設定，就是總數6人要有田徒4人，即從事農業(yè)生產的田徒要占總數的2/3。

如果徒少或者無徒，要向“治虜御史”申請，由“御史”平均分配，而采取的文書方式是“簿移”，而非“上請”，也就意味著這個“治虜御史”應該設在“郡級”單位，所以才能“均予”，以其名稱來看，其本職應該是管理“戰(zhàn)俘”。

當然，以上都是大原則，在刑徒的具體分配上，有非常繁雜的情況，見《戰(zhàn)國秦及漢初的“徒隸”與農業(yè)》（作者：李亞光，刊于《中國農史》2018年第3期）的歸納：

如果對中國古代基層政府組織有一定了解的話，就會發(fā)現，在明、清政府中所有“派役”解決的工作，在“秦制”下，全部都為“刑徒”、“奴隸”承擔。

至于人力使用上的關系，里耶秦簡中的一條公文，可以為我們解惑：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假卒史谷、屬尉。令曰：“傳送委輸必先悉行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債。急事不可留，乃興徭?！苯穸赐ケ攦仁?，及巴、南郡、蒼梧輸甲兵，當傳者多。節(jié) (即) 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責 (債) 、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田時殹 (也) ，不欲興黔首。嘉、谷、尉各謹案所部縣卒、徒隸、居貲贖責 (債) 、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簿，有可令傳甲兵縣弗令傳之而興黔首，興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興者輒劾移縣，縣亟以律令具論當坐者，言名史泰令守府。大夫以下有訾（貲）者…… 

這里是說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洞庭郡守下文，因洞庭郡的兵器要輸送到內史，還要給巴郡、南郡、蒼梧輸送兵器，需要大量的輸送民夫，要求卒史、假卒史和屬三人查閱“縣卒簿”、“徒隸簿”、“居貲贖責簿”、“司寇簿”、“隱官簿”和“踐更縣者簿”，發(fā)動他們去傳送甲兵，不興黔首。

“縣卒”，對應“令”中的“乘城卒”，“踐更縣者”對應的自然是“踐更縣者簿”，“徒隸”對應“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也就是終身刑徒、奴隸，居貲贖責 （債） 、司寇、隱官則是有刑期的債務、輕罪奴隸。

“乘城卒”征發(fā)優(yōu)先，甚至超過了“刑徒”、“官奴隸”，意味著他們屬于即發(fā)即用，本身就在城中屯駐，而“踐更縣者”排在最后，意味著他們是在縣“踐更”，可能已經分配了其他的“輕徭”，所以需要抽調和協(xié)調。

可見，所謂“田時也，不欲興黔首”，并不是道德評價式的“不擾民”，而是不愿意破壞制度運行的常態(tài)秩序，否則“乘城卒”和“踐更縣者”也是“民”，怎么不考慮他們的“田時”？

歸根結底，秦制的政務邏輯是“程序第一”，能不多事，就別多事。

因為就“人”的福祉而言，“秦制”之下“貧困”的編戶齊民，未必就比“徒隸”幸福。

見趙巖《里耶秦簡所見秦遷陵縣糧食收支初探》（《史學月刊》2016年08期）一文，刑徒中的成年男子大月食粟米2石，小月則少食2/3斗，嬰兒之外的未成年男子及成年女子大月食粟米1.25石，小月則少食25/6升。以平均每月每個刑徒食粟米1.5石估算，300名刑徒每月約需供應口糧粟米450石，一年則需供給口糧粟米5000余石。

反觀遷陵縣的編戶黔首，其戶均土地占有量為34.84畝，標準畝產量為1.5石，假設均為糧食作物，則年收成為52.26石，根據里耶古城北護城壕出土的“南陽里戶籍簡”，每戶包含臣仆、奴婢的戶口比為1/6，不計入奴婢的戶口比為1/5.8，寬裕地算，1戶6口人，口均年收入是8.71石，每口月均分攤是0.7258石，只到刑徒平均水平的48.38%。

問題是，這是總收成，還沒有稅、賦、徭、役的成本，也沒有計入口糧之外的任何生活成本，比如衣服，而這玩意兒，刑徒是配發(fā)的。

見《秦律十八種·金布律》：

受（授）衣者，夏衣以四月盡六月稟之，冬衣以九月盡十一月稟之，過時者勿稟。後計冬衣來年。囚有寒者為褐衣。為布一，用枲三斤。為褐以稟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直（值）六十錢；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值）六錢；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值）卅六錢。

大褐衣值60錢，中褐衣值46錢，小褐衣值36錢，而且是一年兩次“授衣”，也就是至少兩件。

遷陵縣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的米價應為1石140錢，秦始皇三十年左右，該地稻1石價格為20、21錢。

依統(tǒng)一后穩(wěn)定物價來算，哪怕是1家人衣不蔽體，只穿6件小褐衣，也要10.29石稻米。

也就說，哪怕不考慮任何稅負，遷陵縣的貧民，日子比起刑徒來，絕對算是水深火熱了。

反向計算一下，一個三口之家的小家庭，要想達到刑徒的生活水平，其口糧就要54石，衣物為（60 46 36）/21錢=6.76石。

另有戶賦為全年32錢，加田芻60錢（見《文景之治：只在知識分子夢中的“輕徭薄賦”》），算錢忽略不計。田租為收成的1/12，如果1個男丁1年內踐更4次均不出縣境，則可以節(jié)約行程口糧，如果為1次遠行，則額外需要往返3石的口糧。

則全家占有土地至少需要49.56畝。

問題是，秦朝遷陵縣的戶均土地占有只有34.84畝，這還沒有算人均，人均就更慘了，再看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中的《鄭里廩簿》，民戶共25戶，田數相加為617畝，每戶平均田畝數僅為24.68畝。

當然，一般說的“一夫作百畝”，其實是說的“周畝”，換算到“大畝”，也就是30畝左右，但無論如何，一個秦朝的“自耕農”的生活水平，遠不能與“吃公家飯”的“刑徒”相提并論，雖然對方失去了自由和一系列的政治參與可能性。

八

對于早已對純正的“血統(tǒng)社會”感到陌生的中國人而言，“奴隸”生活的水深火熱早已成為滲入骨髓的“常識”。

然而，正如奧斯曼土耳其的南歐奴隸們能夠擔任總督甚至宰相，強悍的武士和工匠們更是過著遠比本族平民更優(yōu)渥的生活，美國黑奴也有遠超英國曼徹斯特工人的肉食攝入量，哪怕是俄羅斯的“工廠村”農奴們，也有著不愿意擺脫奴役的優(yōu)越生活……

正是因為這種根深蒂固的“認知”，讓很多人對秦帝國擁有的巨大數量“刑徒”無法理解，甚至幫忙找理由，比如遷陵縣是邊地，比如糧食無法供養(yǎng)等等。

然而，正如上文中連篇累牘地講述，秦帝國擁有規(guī)模巨大的“官營經濟”，所有的“手工業(yè)”，除了滿足“社會管理組織”日常所需的成本， 所有進入市場的“收入”，都是皇帝的私產。

也正因為如此，在遙遠的《商鞅變法后的秦國是一個全民經商的“拜金”社會》一文中，三解辨析了一個老問題，就是秦國、秦朝對于商業(yè)的態(tài)度和管理，很多讀者不明所以：

為什么“重農抑商”的秦國、秦朝會有“市”，這些“市場”從里耶秦簡的記錄可見，交易還非常活躍，甚至連武器都有銷售，而秦國百姓的精神世界也無比渴望財富，并毫不排斥從事商業(yè)行為。

原因很簡單，“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市場一方面是“公家”獲取物資的渠道，另一方面又是“皇帝”獲得收入的必須孔道。

所以，“秦制”瘋狂抑制“行商”的物流交流，因為他們的低買高賣會破壞地方的經濟秩序，甚至會影響社會秩序。而對于全民百姓在官方“市”的交易行為，“秦制”已經完全占有了“山川園池”這些生產原料所在地，又完全控制了“市井”這種交易場所，哪怕一分一毫，也不會流出指縫，自然樂見其成。

至于“刑徒”的數量，現在沒有任何直接的數字能夠給我們答案，但從秦律展示的秦帝國組織結構來看，“刑徒”的存在，滲透于整個“秦制”的方方面面，不僅僅在生產經營之中，在社會管理組織的服務層面，也有大量的刑徒參與。

甚至可以說，整個官僚組織的供養(yǎng)，都依賴于刑徒。

還是以遷陵縣為例，其在秦始皇三十五年的墾田總數是5295畝，田租是677石，而整個遷陵縣的官吏包括：

總編制為103人，其中令史28人（徭使10人、在崗18人），官嗇夫10人（缺編2人、徭使3人、在崗5人），校長6人（缺編4人、在崗2人），官佐53人（缺編7人、徭使22人、在崗24人），牢監(jiān)1人（在崗1人），長吏3人（缺編2人，在崗1人），合計缺編15人、徭使35人、在崗總數為51人。

秦代的秩級無從確認，只能參考《二年律令·秩律》，其最低的“縣令”秩為六百石，丞、尉半之，即三百石，遷陵縣長期只有“縣丞”在崗，也就是三百石。

在它之下的秩祿，還需要討論一二，因為秦朝并沒有像漢初一樣對“縣”的級別進行細致的劃分，如洞庭郡遷陵縣，這個戶口只有100多戶的小縣，其“司空”設置也為，“司空有秩乘車”，進而代理“守丞”。

這就說明，漢代對“鄉(xiāng)部、田、司空”的秩石數級別劃分，在秦朝可能是以“有秩”、“乘車”這種加銜來對應的，而非以縣的上、中、下來配置對應的級別。

那么，秦朝的縣級機構的職務級別應該是這樣：

有秩乘車——司空、田、鄉(xiāng)部、傳馬、廄、候

有秩毋乘車——鄉(xiāng)部、官嗇夫（倉、庫、少內、都市、亭、廚）、校長、髳長、發(fā)弩

斗食——（斗食）官嗇夫、令史

佐史——官佐

具體地細究很難得到數量，只能得到數量級，在崗5個官嗇夫，假定均為一百六十石，在崗2個校長，均為一百二十石，則總數為1040石。

“斗食”，據《漢書 ·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引《漢官名秩簿》：

佐史月俸八斛，斗食月俸十一斛；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

計日而食，全年為43.2石，1斛約等于0.384石（《漢書·律歷志》），則月俸十一斛就是50.688石。令史在崗有18人，共約777.6石或912.4石。

佐史的全年為36.86石，在崗24人，共約884.73石。

需要指出的是，顏師古注月俸實際上是漢武帝時代“錢谷”混發(fā)時代的數字，秦朝時為“全谷”的“秩石制”，則其月俸數要比這個數字多。

不過，正如牢監(jiān)級別不明只能擱置一樣，上述可視為底線值，大體上，遷陵縣官吏年消耗糧食量為300 1040 777.6 884.73=3002.33石，另一面就是300個左右的刑徒的口糧，約為5400石，總計8402.33石，而全縣田租收入只有677石。

結論是，靠田租，哪怕是遷陵縣這種官吏嚴重缺編的縣政府也會餓死。

那我們來看一個編制齊全的“縣”政府：

長吏：600 300 300；官嗇夫：160*10；校長：120*6；令史：43.2*28；佐史：36.86*53。

總計：6683.18石。

這個規(guī)模，需要53465.44畝的墾田納稅才能養(yǎng)活，按照遷陵縣的戶均墾田，也就意味著要1535戶編戶百姓養(yǎng)活，問題是哪兒來這么多百姓，編戶民絕不可能憑空產生。

反過來說，從秦律規(guī)定的徒隸比例來看，2/3的田徒，1/3參與政府服務，則遷陵縣的300刑徒應該有200人進入“田官”耕種，以男女1:1為“1戶勞力”計算，養(yǎng)活全縣的官吏、刑徒的耕地總面積不過5601畝，也就是“1戶勞力”耕種56.02畝，完全不超出能力范圍，哪怕是編制齊全的“遷陵縣”，也就是“1戶勞力”耕種80.55畝。

也就是說，“刑徒經濟”單獨供養(yǎng)整個“公家”綽綽有余，遠比通過正常的編戶齊民財政獲取物資更加“經濟實惠”，所以，本質上，“刑徒”的數量是與官僚組織配套的，而“秦制”的縣一級組織編制，不計入“鄉(xiāng)部”、“郡”和“都官”，放大到全國，就已經數以十萬計。

按照《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的西漢中晚期數據：

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總數達到了130,285人，相比秦朝其實仍是小巫見大巫，因為從尹灣漢簡所見的“吏簿”來看，西漢中晚期的官僚組織有很大數量的“自辟”崗位不計入編制，而其正式編制又將秦朝的“田部”、“發(fā)弩”、“校長”、“執(zhí)法”，以及絕大部分的“生產經營”崗位和“令史”崗位都儉省掉了，考慮到這些業(yè)務序列的編制規(guī)模，則秦朝的官吏總數，應該會達到20萬人以上。

為了養(yǎng)活這些官吏，哪怕不考慮任何其他支出，也需要“20萬戶勞力”，也就是40萬以上的成年“刑徒”才能勉強夠用，再計入未成年和老年的刑徒，這個基礎數量規(guī)模絕對要到50萬人以上，而這個數目，僅僅是“基礎運營底線”。

如果在加上《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到的：

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馀萬人。

也就是說，秦朝全國的“刑徒”總數至少要在120萬人以上。

但是，這個模型沒有計入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秦朝的“刑徒”沒有刑期，也就意味著絕大部分的“刑徒”屬于終身制的負擔，而秦帝國的“收孥連坐制”其實是在源源不斷地生產新的“刑徒”的機制，上述的數字，只能算作“基本數”。

結語

坊間對大秦帝國的討論，自始至終沒有脫離一個“好制度為什么快速滅亡”的窠臼，因為在大部分人的腦子里“壞制度”就“必然該滅亡”，一旦進入了“必然”也就失去了討論的興趣。

然而，在三解看來，明晰一個制度為什么“壞”，遠比從秦律的字縫中摳出它的環(huán)保主義、程序正義、維護良俗之類的“優(yōu)越性”關鍵詞更有意義，惟其如此，才能知歷史之何以至此。

制度的本質，就是權力運行的規(guī)則，也是一個獨立的生命體，它會自我發(fā)育、自我膨脹，乃至于自我毀滅。

而這，才是打開大秦帝國興亡故事的正確方式。

在我們的史書之中，一個個關鍵人物粉墨登場，他們的“權術”和“智慧”似乎煊赫一時，也是歷史敘述的主體骨架。

放在秦國的故事里，秦孝公、商鞅、秦惠文王、張儀、宣太后、魏冉、白起、秦昭襄王、范睢、呂不韋、嫪毐、帝太后、秦始皇、李斯、趙高、蒙恬、扶蘇、胡亥，就幾乎是故事的一切，君不見《大秦帝國》的小說，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人地說過去，出了多少部。

問題是，除了結果不同之外，這一系列的人物手中的“大秦”，行事風格自始至終一脈相承，好大喜功、橫征暴斂、窮兵黷武。

為什么一個是賢君、法圣，另一個就是亡國孽種呢？

道理很簡單，他們只是踩在了一個“制度生命體”的不同階段，他們當然也在塑造和干預制度，但個人的力量，相對于制度的發(fā)育而言，根本不值得一提。

“秦制”的原初形態(tài)，并不是商鞅在一張白紙上涂畫出的空中樓閣，而是基于秦國國內的政治力量對比和王權需要進行協(xié)調而成的一個“妥協(xié)產物”。

“軍功爵”、“人口控制”、“中卒制”、“官僚文書制”、“內史 中尉制”、“國家授田制”、“刑徒經濟”等等關于“公家”的改造，確實是新的創(chuàng)造，但在西周和三晉，都早有模板。

整個制度的組合，并不是什么“天才創(chuàng)造”而具備制度優(yōu)勢，而是秦國的社會形態(tài)遠較關東各國落后，“王權不彰”、“商業(yè)落后”、“人口稀少”，才選擇了這樣一條既能壯大王權，又能獲取資源的制度道路。

具體來說，“秦制”與文獻記載較多的“齊制”的最大區(qū)別就是，“公家”如何與“民間”進行資源交流：

“齊制”的“資源交流原則”是“交換”，也就是通過貨幣手段對資源進行調動和“購買”；

“秦制”的“資源交換原則”是“劫掠”，也就是通過法律手段把資源的生產者“人力”貶為刑徒，驅使他們生產“公家”所需的資源。

“秦制”誕生的原因就在于它“沒得換”，一方面是對編戶齊民的制度性壓榨無從獲得以供交換的籌碼，另一方面在于社會和物流的不發(fā)達，沒有足夠的剩余產出進入市場交換。

所以，“耕戰(zhàn)體制”并不是因為它“偉大”、“先進”、“優(yōu)越”，而是它是“窮人的原子彈”，是無奈之下的替代品。

而這種體制的“副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巨大的管理成本。

遍布全國1000個縣、生產環(huán)境跨越粟作、稻作，甚至跨越溫帶、亞熱帶的生產單元需要“定指標”、“搞監(jiān)督”、“算總賬”，直到年底才能合計整體盈虧的會計體系，理論上擁有1000個倉、少內物資的秦始皇帝，看似富有四海，其實根本無從利用。

道理很簡單，假設在賬面上有10萬匹馬的帝國，真正能夠在上郡可以調集的馬匹，仍舊只有周圍數百里行程的“近縣”，以遷陵縣向內史“傳兵”為例，總郵程是4444里，而傳送委輸的制度規(guī)定是，重車1日行50里，空車70里，徒行80里，也就意味著，去程押貨需走88.88天，回程空車為63.48天，總計152.36天。

在這半年的時間里，這些人力即屬無從調用，就像遷陵縣向洞庭郡的哭訴一樣，在編51位官吏，竟然會因為“吏少”而難以維持日常運轉，因為“遷陵吏志”里除了缺編之外，還有35名官吏被“徭使”，占官吏總數的40.70%。

要知道，“遷陵縣”雖然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卻并不屬于人力和物資的主要輸出地，其稀少的人口，讓它充其量就是個轉運據點，按照里耶秦簡中的記錄，秦朝采取了諸多內郡與邊郡的點對點輸送，罰戍的去向基本上是定向規(guī)定。

而這些“內郡”，也就是中原的六國精華地區(qū)，才是真正的“重災區(qū)”，它們有人，有糧，自然就承受了這種跨區(qū)劃撥的最大負擔，所以，在武臣到趙地反秦動員的時候，特意提到了秦朝的兩大惡政，一個是父子告奸，另一個就是北戍長城、南征五嶺，轉運不絕。

如果秦帝國只是因為幅員遼闊而出現的問題，尚可解釋，但是，過往的歷史解釋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關中”，這個秦帝國的根基所在，在秦國的擴張過程中，其實一直在被消耗彈性，直至“脆斷”。

正如上文中三解已經詳細拆解過的“秦制”財政，隨著擴張中的“設郡”，“內史地”的“太倉”、“大內”、“武庫”由區(qū)域性倉儲，走向了“國庫”，但，只承擔了“文書國庫”、“會計國庫”的角色，而并不是“物流”意義上的國庫。

秦帝國的財政制度，并非“統(tǒng)收統(tǒng)支”，而是“結余上計”，也就意味著“內史”掌握的“國庫”自始至終常態(tài)的“收入”的只是“咸陽縣”的物資和關中44縣的物資結余，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都城”的“都官”和“屯兵”規(guī)模的膨脹，“內史”一定會調撥轉輸“近縣”物資填入“太倉”。

然而，待到秦始皇快速統(tǒng)一天下之后，六國宮室、美人在渭水河畔的興建和供養(yǎng)，乃至于為了修筑驪山陵墓而送徒七十萬，總數已近百萬之眾，這數以百萬計的人口負擔快速地涌入“內史地”，而且還是“咸陽”周邊地區(qū)，對于財政系統(tǒng)的壓力，只能是毀滅性的。

不僅如此，高達十二萬戶的六國豪富被遷入咸陽，盡管后來還有向云陽等地的人口分流，其所在的區(qū)域，仍是在“內史地”，他們作為戰(zhàn)國時代的“跨區(qū)域物流”的資本主導者，與被發(fā)南征的“賈人”一道，構成了整個六國地區(qū)的“物流網絡”，結果被秦始皇分別摧毀，本身又成為了“物資消耗”的一部分。

但是，站在秦始皇的角度，維護“秦制”的優(yōu)越性和純潔性，絕不算是什么“昏招兒”，恰恰相反，對于這樣一套行之有效，賴以吞滅六國的“偉大制度”，他應該就像今天的“大秦粉”一樣深信不疑。

殊不知，所有“坑”都經他的手挖好，只等他治下的某一個“自己人”發(fā)難，道理也非常簡單，對于“秦制”這樣一個層層監(jiān)視，等待鎮(zhèn)壓的體制而言，任何超過個人關系的組織都是在帝國治下的。

也恰恰因為這個，戍卒的統(tǒng)領陳勝、吳廣能夠首義，曾經的亭校長劉邦也早已聚眾芒碭山，而與秦朝有亡國之很的項氏宗族則在會稽郡為大秦主持“大徭役”……

歸根結底，這些“野心家”一直存在，他們等待的就是秦帝國“根本之地”的力量枯竭，一旦這個趨勢顯現，自然會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現實是，一個力求毀滅一切跨區(qū)物流，將之納入“公家”統(tǒng)治的政權，能夠養(yǎng)活多少人，對于當時任何一個有識之士都是可預見、可計算的，比如蕭何、比如劉邦、又比如項羽、張良。

正因為如此，之后的時代，才如此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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