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卞之琳苦戀張充和，蘇煒采訪執(zhí)筆的《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中披露：早在1933年認識卞之琳后，張充和就一直收到他的信，“至少有過百封信”，他還“拼命寫詩，寫了很多無題詩”，“前后持續(xù)的時間大概有十年”，但自己“從來沒有答應過他，更沒惹過他”。因為“他是另一種人，很收斂，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認真得不得了，我們從來沒有單獨出去過，連看戲都沒有一起看過”。“我年輕的時候愛玩”，但“常常和別的人單獨出去玩。唯獨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單獨出去，我不敢惹他”，所以說他是“有點一廂情愿”“典型的單戀”，我和他之間“實在沒有過一點兒浪漫。他詩里面的那些浪漫愛情，完全是詩人自己的想象”，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愛情故事’，說‘苦戀’都有點勉強”。

　　本來，卞之琳苦戀、苦追張充和十來年最終也沒有牽手走一程，就容易被人解讀成單戀、一廂情愿，再加上張充和在晚年以當事人自述的形式這么一確認，就更加坐實了這一結論。

　　然而，一個簡單的常識是，即使苦苦戀愛中的男人都是十足的傻瓜，但十年的時間，如果女方真的一點機會都不給，再一往情深、“認真得不得了”的男人，也早就偃旗息鼓或重打鼓另開張了。當然這只是憑常識判斷，那么，卞之琳與張充和之間的真實情形到底怎么樣呢？

　　這個問題，如果不是解志熙、裴春芳師徒連續(xù)撰寫多篇文章，也許我們就真的難以見到廬山真面目了。也就是說，當《虹影星光或可證——沈從文四十年代的愛欲內(nèi)涵發(fā)微》《愛欲抒寫的“詩與真”——沈從文現(xiàn)代時期的文學行為敘論》（上中下）等學術文章發(fā)表后，讀者也就明白了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全集》中的《摘星錄》，實際是連載于1940年香港《大風》雜志的《夢與現(xiàn)實》的修改稿；同在《大風》雜志1941年連載的《摘星錄》，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綠的夢》，雖與全集中的《摘星錄》名字相同，但內(nèi)容截然不同，且未收入全集中。當這兩部小說被研究者定為自敘傳或?qū)憣嵭≌f后，那么關于沈從文、張兆和、張充和、卞之琳之間的人物關系和情感糾葛也就可以對號入座了。

　　在《夢與現(xiàn)實》中，沈從文安排了四個人物，即老朋友（沈從文）、老同學（張兆和）、大學生（卞之琳）、她（張充和）?！按髮W生”第一次被描寫是這樣的：“她”因為抵補空虛，所以“生活上來了一個平常大學生。為人極端平常，然而外表好像很老實，完全可靠，正因為人無用也便無害，倒正好在她生活中產(chǎn)生一點新的友誼……隨后是性情上的弱點，不知不覺間已給了這個大學生不應有的過多親近機會”。從這一句話中可以斷定，至少在作者沈從文或小說中的“老朋友”看來，“她”給了“大學生”“過多親近機會”。

　　那么，都有哪些“親近機會”呢？小說在后面有多處交代，比如：“大學生無事可做，只能看看電影，要她去就不好不去”；“到末后反而還是照習慣跟了那個大學生走去，吃吃喝喝，也說說笑笑，接受一點無意義的恭維”；“她與大學生玩到半夜回轉住處”。

　　再看看接下來小說中的描寫：“大學生”到“她”家，約“她”看電影，但因為二人爭奪一朵小白蘭花，“她”生氣了，說不去看電影了，“大學生”臨走說“我買了票子等你，你來了，我很快樂，你不來，我就要生氣失望，喝酒，失眠，你怕不怕”。而“她”坐著生了一會兒氣后，“覺得剛才不應當使大學生掃興。趕忙把鏡子移到桌子邊，開了燈，開了粉盒，對鏡勻抹脂粉。一點鐘后，兩人已并排坐在電影院柔軟椅子上，享受那種現(xiàn)代生活，覺得是一對現(xiàn)代人了。到散場時，兩人都好像從電影上得到一點教育。兩人在附近咖啡館吃了一點東西，又一同溜街”。在這些原文征引中，已經(jīng)可以判斷“她”給了“大學生”足夠多的“親近機會”，其中包括兩人一起看電影、吃飯、逛街、喝咖啡、鬧別扭又和好、玩至半夜等。

　　當然，讀過小說的人都知道，“她”確實不愛“大學生”，也沒有在他身上投入過多的情愫，“她”之于“大學生”親密接觸，更多的是為了打掩護，為了排除和化解“老同學”對“她”與“老朋友”關系的猜忌。但這只是結果和原因，而非過程。真實的過程是，“她”的的確確與“大學生”有過多次一般戀人常有的舉動，“她”實實在在地“惹”了他“又不理他”，他們之間至少在事實上有過浪漫的拍拖。如果小說確實如學者分析的那樣，是一部自敘傳小說的話，那么，在現(xiàn)實中，“大學生”的原型跟別人說“她”對自己“有意思”，并非主觀想象和刻意吹牛，而是真真切切的感受。雖然這一切都是一場戲，一個裝模作樣地假演了十年，但另一個，傻傻地真演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