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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浩 小時候，父母帶我去孔廟，跟著人群走過那個叫學海的小池塘，跨過禮學門的牌坊，進入大成殿。只見正前方站著一個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龕臺，龕臺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過人群仔細看，那上頭的字是“萬世師表”。 長大后，我明白，這四個字對中華民族無比隆重，它用來形容那些堪稱人格典范的精神導師。 可是，“導師”這個詞，現(xiàn)在多少恐怕變味了吧。什么人都敢自稱“導師”，教人唱歌、教人理財、教人成功、教人創(chuàng)業(yè)，所有人都稱“導師”。我總覺得，這世上除了教人成功、教人發(fā)財，還應該有另外一種真正的導師，他以他的生命質量撐起“導師”這兩個字的隆重分量，以他的生命光亮點亮“導師”這兩個字的璀璨光華。如果有，他是誰？他是何等模樣？ 我大學時代到安徽支教，從上海出發(fā)，火車轉汽車然后步行，最終到達了大別山深處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學。第二天一早，太陽剛剛升起，我們拿著半截粉筆，開始在黑板上書寫語文、數(shù)學、英語；下課的時候，我們這幫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紅旗下嬉戲。在那個小小的校園的白墻上，寫著一句一直讓我難以忘懷的話：“教育為公以達天下為公?！蔽覀儐栃ｉL這是誰說的，校長說：我們安徽老鄉(xiāng)陶行知。 陶行知是安徽歙縣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匯文書院、金陵大學、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主修教育學。陶行知1917年回國，先后在南京高等師范學院和國立東南大學任教。 一個成功的中國知識分子留學回國了，那個時候陶行知并沒有夢想著享受成功，而是決意要改變積弱積貧的祖國的教育面貌。當時，陶行知先生目之所及，滿目瘡痍，國家貧困到難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說，這病根乃在教育。中國那時候有2億文盲，有7000萬兒童沒有任何機會接受教育。那時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學，本可以轉身而為人上之人，談笑于鴻儒之間；而他卻把目光牢牢盯在中國的最底層社會。陶行知先生振聾發(fā)聵地說：這個國家以農(nóng)立國，人們十之八九生活在鄉(xiāng)下，所以中國的教育就是到農(nóng)村去的教育，就是到鄉(xiāng)下去的教育，如果農(nóng)村沒有改觀，那么國家就沒有希望。 他這么說，然后就這么做。陶行知脫下西裝，辭掉自己大學教授的優(yōu)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要知道，陶行知先生在當時一個月的收入是400大洋，那時若在北京要想買一套四合院，也不過花費他3個月的薪水。而這一切，陶行知統(tǒng)統(tǒng)不要了。他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曉莊，這是一個極為落后貧困的普通村落。他和老鄉(xiāng)們相識，他漸漸生發(fā)了一個看上去不可能實現(xiàn)的愿望，那就是為中國培養(yǎng)100萬農(nóng)村教師。 在曉莊，陶行知先生帶領學生們自己耕作，自己勞動，自己修建校舍。他說：“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得自己干?！碧招兄皇且囵B(yǎng)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而是要培養(yǎng)那些真正的人民教師。他邀請自己的朋友、學者到曉莊授課，傳播新的知識和觀念。漸漸地，這個在曉莊極不起眼的大學堂，從幾十人發(fā)展到數(shù)百人。每一天，陶行知先生都行走在鄉(xiāng)里，行走在街頭巷尾，他要幫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國人：那些年邁的爺爺奶奶、那些富人家里的傭人、那些財主家的幫工、那些街頭的打雜者、那些貨場的腳力、那些拉洋包車的師傅們……讓他們每一個人都識字。 先生說過：“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先生還說過，“我就是中國一介平民”。他努力著，他的夢想的芽終于破土而出，我們眼見繁花就要開到樹上。在武漢、在重慶、在上海、在南京，有陶行知先生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他為中國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奔波。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積勞成疾，突發(fā)腦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歲。12月1日，先生的靈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發(fā)為先生扶靈。他們要送這個人，送他回他的曉莊。沿路的人們一路哭著：你去了，我們窮孩子的保姆、我們的朋友、人民的導師。挽聯(lián)在飄，上面寫著“行知先生千古”，旁邊則是宋慶齡親筆題寫的四個蒼勁大字——“萬世師表”。 我們回頭再看今天的社會，“導師”這個詞變得越來越廉價，越來越功利。有的時候，我們甚至把導師稱為老板，把師生之誼看成是一種雇主與雇員的經(jīng)濟關系。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陶行知，我們今天演說陶行知，我們今天緬懷陶行知，便是想要從先生那里借來那浩然之氣，讓它如火，讓它如光，讓它重新照亮每一個為師者心中那種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以及對祖國的赤子熱愛。 （摘自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熊浩在《我是演說家》中的演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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