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孟子的仁學，道德與政治的關系：仁政即是不忍人之政

“德”與“位”的關系問題,從本質上說,即是道德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孟子講“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認為,先王實行不忍人之政有內在的根據(jù),那就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這是實行仁政的基礎、根據(jù),“不忍人之心是為其仁政論提供根據(jù),為政的中心是人,而人心又是人行為發(fā)動的根本原因”`,因而不忍人之政,也只是主體不忍人之心的外在擴展。“仁政”,單從字面意義上看,首先體現(xiàn)的是“仁”,而后才是“政”“仁”是道德的表征,“政”表征著政治,仁與政的結合,也就是道德與政治的體現(xiàn)。

這與《大學》的修身一齊家一治國平天下是同一進路,,其基本傾向是從主體自身“德”的完善到在家、國、天下中的應用。孟子講“仁政”,其意義在于強調道德在政治領域中的價值內涵,這一點集中體現(xiàn)在他對“仁義”的論述中。他在見梁惠王時,就明確地說出其主張“唯有仁義而已”。孟子認為“仁者無敵”,“王如實行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褥壯者以暇日修其孝第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如此強調仁政,不僅是為了王的統(tǒng)治,而且也是為了彰顯倫理道德的價值。

“仁政是一種處理、安排社會秩序的方式,其具體指向的民作為社會存在,首先要有存在的物質基礎”。孟子認為民應有“恒產”,民有生存的物質基礎,是施行“仁政”的物質保障。他講“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周民也。焉有仁人在位閣民而可為業(yè)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盒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泵狗鼠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詳序之教,申之以孝銻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仁政的目的是達到以禮義等具體的德性準則作為維護社會生活秩序的基本手段,但對于禮義準則的遵循是依靠主體自身的自覺能動性來實現(xiàn)的。自覺能動性是從人心發(fā)出的,人心活動的基本前提是人的自然生命存在,自然生命存在又離不開物質前提,缺乏物質生活的基本滿足,人心是不可能發(fā)揮其能動性并自覺地遵循禮義規(guī)則的”?！爸泼裰a,百姓生活有了保障以后,才能領導他們行善從善,百姓也才比較容易聽從”。

關于這一點,管子盡管不是從仁政的角度出發(fā),但是他認識到了民知禮義、明榮辱應有物質前提,“倉康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道德是在生活富足的基礎上產生的。孟子認為,實行仁政對王來說是很容易的事,為此他區(qū)分了“不為者”與“不能者”“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蓖醪恍腥收菍儆凇安粸檎摺?非不能也,因而仁政的實施在他看來如同為長者折枝一般容易。

雖然說孟子也關心民之“恒產”等生活基礎,但是他還是把此歸結為“王道”,由此可見其整個思想傾向是對道德的偏重。“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泵狗鼠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shù)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庫序之教,申之以孝涕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物質資料不僅是黎民生存之基礎,而且這也是王道之始,“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野數(shù)署不入垮池,魚鱉不可勝食野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