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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同時還提出了三點參考意見，同樣值得志向于重建中古上古史的史學大家們的借鑒： （一）史學家應充分采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 考古學、文獻學的資料可以作為重建中國上古史的史料，神話和傳說同樣具有其史料價值。只是取決于我們如何解讀和證實神話和傳說中的史料的真實性，就必須開啟漢字學的研究。證明倉頡創(chuàng)字的史實，從理論上確定了倉頡時期具有可信的歷史，無論是“神話和傳說”，也是用漢字文獻流傳至今?！吧裨捄蛡髡f”所表述的思想體系，理解倉頡創(chuàng)立漢字的宗義，再去理解“神話和傳說”所表述宗旨是不完全相同的。如蚩尤的原型是野豬群落的稱謂，不是古代先民的稱謂，黃帝戰(zhàn)蚩尤涿鹿之戰(zhàn)是黃帝時期的古代先民拿起武器，抗擊野豬災害，并不是古代先民部落之間的戰(zhàn)爭。 文獻學中三皇五帝時期，不能解決時間上的滯后問題，也就確定文獻記載的真實性，只能作為索史料，不是作為建立上古史的史料證據?？脊艑W發(fā)掘的古代文化遺址，與文獻中記載五帝時期也存在著時空錯位問題，也不能證明黃帝時期的存在。但考古學發(fā)掘的古代文化遺址，并不能否認文獻中記載五帝時期的存在，只能作為輔助資料。 倉頡創(chuàng)立漢字體系，漢字本身只是記載了黃帝時期，記載了黃帝戰(zhàn)蚩尤涿鹿之戰(zhàn)這個歷史事件，解讀黃帝時期，只有依靠漢字學研究本身，解讀倉頡創(chuàng)字之初所要表述的字義，這樣，就可以確定“神話和傳說”的史料的真實性、邏輯性。漢字本身就是最簡短，做真實的史料，并且解讀文獻學和考古學時空錯位問題。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就必須開啟漢字學的研究，確定漢字的原點，確定原點思維，只有這樣才可以解決考古學和文獻學時空錯位問題。 我們尊重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但絕不是迷信自然科學。西方崇尚上帝，崇尚自然科學，甚至，迷信自然科學。倉頡創(chuàng)立漢字強調了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邏輯關系，人，之所以區(qū)別于其它動物，也就是崇尚人性中不斷斗爭性，不斷革天命性?？茖W也是源于在不斷的生產斗爭，生存斗爭中形成。倉頡依據象形原理的創(chuàng)立漢字體系，也就是以豕喻指自然界萬物，豬，就是自然界萬物的代表，只是具有自然屬性，并不具有人性。中國文化宗旨就是崇尚人性，摒棄自然屬性。 文獻記載的“神話和傳說”的真實性，只有研究用漢字記載的“神話和傳說”。如盤古為開天辟地的大神，實際上，倉頡就是開天辟地的真實的“人”。盤古的字義就是“開天辟地”，盤古在混沌世界中昏睡萬年，總有一天掄起板斧“開天辟地”。這就是倉頡所表述“人性”，具有“開天辟地”的屬性。古語：成命就是創(chuàng)造，倉頡創(chuàng)立成命“天地人”的漢字，也就是創(chuàng)造了“天地人”的世界。所以，盤古的神話雖然記載北魏時期的徐整，盤古具有漢字中所闡釋的“人性”起源。 再說神話的“女媧摶土造人”，女媧創(chuàng)造了“人”。其實，也是倉頡創(chuàng)造了“人”。先有“人”的概念，才有做人的愿望，最終才能成為“人”。我們追溯“人類”的歷史，就不能追溯到倉頡創(chuàng)字之前的史前。人類的歷史沒有所謂的幾十萬年，幾百萬年，只有五千年作用。史前的先民也只能算作動物的一種，并沒有形成抗災除惡的人類，抗災除惡就是倉頡創(chuàng)立漢字體系的宗旨。史前也就是古代先民的動物自然發(fā)展史，并不是人類的歷史，也不是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史。 開啟漢字學的研究，就是科學地重建中國的上古史，不僅尊重文獻記載的上古史，同樣尊重考古學取得研究成果。開啟漢字學的研究，開啟倉頡創(chuàng)字學的研究，也是尊重古代先哲創(chuàng)立漢字的智慧和睿德，這種學術態(tài)度就是尊重古人的創(chuàng)造性的成果。 1972年，李濟主編的《中國上古史》第一本《史前部分》（待定稿）出版，全書共分13章。李濟撰寫了三章：《“北京人”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及其所引起之問題》、《紅色土時代的周口店文化》和《踏入文明的過程——中國史前文化的鳥瞰》。從《中國上古史》的章節(jié)中，可以看出李濟并沒有意識到倉頡創(chuàng)立漢字的重要意義，重于考古學的研究，實際上偏向于人類的進化形成，而不是先有概念“人”，后有主觀意識的“人”。 （二）應防備冒牌科學，甚至有計劃的欺騙，尤應防備借用科學理論發(fā)揮個人偏見。 當今漢字學仍然處于絕學狀態(tài)，史學界對重建《中國上古史》的紛爭仍然非常激烈，一些冒牌史學大家，極力推行個人的上古史的史學觀，有計劃的欺騙大眾，混淆視聽。如在河北的涿鹿建立炎帝、黃帝、蚩尤的“三祖堂”，把炎帝、黃帝、蚩尤定為中國上古時期的三祖。再如在河南的新鄭被定為黃帝出生地，實際上都是史學界，考古學界推行個人的私貨。河南新鄭建立了長為 以古籍文獻記載中國的上古史，都是后世作者所著，一定具有作者的主觀和立場，還有作者的理解力，一定存在失真的史料。如有些學者認為《史記》以黃帝本紀作為中國上古史的起源，沒有記載三皇時期，所以，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就應該以三皇時期作為中國的通史起源。 作為科學的史學觀，不僅對文獻記載的上古史進行考證和辯偽，而且，對現(xiàn)代作偽文化的抨擊。先秦時期的古籍文獻，有計劃地刻意作偽的較少，由于漢字學成為絕學，古籍中上古史的史料都是以神話和傳說記載下來，也是作者的主觀和理解。 （三）中國歷史只有放在全人類歷史背景上考察才能顯現(xiàn)其光輝，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 李濟的這些觀點值得史學家們深刻的思考。既然是中國上古時代的歷史，就應該理解“中國”的最初概念，這樣就需要研究倉頡創(chuàng)立漢字時期“中國”的最初概念。 中，與“蟲”比對，丨蟲厶，丨，指人為屬性，抗擊，斬殺，斗爭，蟲，動物的總稱，厶，蟲厶，指動物的本能和天性引起的災害。中，指抗擊動物災害。 國，囗或，天圓地方，囗，指地方，或，通域，持戈守衛(wèi)一方疆域。國，持戈守衛(wèi)一方疆域，守衛(wèi)“人類”生產、生活、生存的地域。 再說全人類的歷史背景下，考察中國的上古史。中國人是在倉頡創(chuàng)立“人”字以后，具有“人”這個概念，按照“人”的概念，指導自己的抗災除惡的行為，才能稱為“人”，這樣社會群體稱為“人類”。人類，并不是從猿猴自然進化而成，而是，漢字蘊含的思想體系的熏陶和抗災除惡的信仰成就了人類。 從這個意義上，人類起源于中國，抗災除惡之國。如果世界上其它各國的古代文明代表“人類”的文明，也可以同樣擺在世界論壇上進行比較。不要再說埃及的金字塔、圣書等，蘇美爾的楔形文字，西亞的城墻建筑等，這些并不反映“人類”的特性。倉頡創(chuàng)立漢字體系彰顯了人性，就是抗災除惡的特性，也闡釋人性的本質。這顯然不是孤芳自賞，也不是妄自尊大，任何時候都可以在比較中，顯現(xiàn)出中國漢字所闡釋的“人性”的精神文明的光輝。 李濟以此三點為標準，成立“中國上古史編纂委員會”，主持上古史之編纂工作。為此他擬定“中國上古史編輯大旨”，強調以下幾點：1、以文化的形成、演變和民族的成長、教養(yǎng)為重點；2、材料必須是經考證鑒定的文獻史料和以科學方法發(fā)掘報道的考古資料，撰稿人應盡量利用一切有關資料，尤其是最新資料；3、中國上古史須作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不宜夾雜地域成見；4、以敘史實為主來組織已成立之研究成果，不是專題考證或史料排比；5、以普通讀者為對象，行文深入淺出，不尚艱深；6、每章自成首尾，為獨立單元，各章之間須互補配合，編輯部在寫作過程或完稿后統(tǒng)一協(xié)調；7、批評他人學說時不得人身攻擊；8、初稿完成后由編輯部聘專家征詢意見，每章至少有專家一人校閱。 1972年，李濟主編的《中國上古史》第一本《史前部分》共分13章。李濟撰寫了三章：《“北京人”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及其所引起之問題》、《紅色土時代的周口店文化》和《踏入文明的過程——中國史前文化的鳥瞰》。 綜合以上的分析，《中國上古史》仍然需要解決“人類起源的問題”，“倉頡創(chuàng)立漢字—漢字起源的問題”，考古學家注重于史前部分的編寫，并沒有確定“人類起源的起始點”，也不能確定“倉頡創(chuàng)立漢字”的史實。 尤其是五帝時期的一些重要稱謂，只有從漢字的字義中理解其真實的含義，有助于我們辨析這些史料中稱謂的真?zhèn)巍Ｎ覀儜撝罎h字本身就是最簡短、最質樸、最真實的文獻，這個文獻不是辨析其真?zhèn)?，而是，掌握理解這些最初概念的方法，這就是漢字學研究的意義。只有真實和準確的概念系統(tǒng)，才有歸納、邏輯推理、分析和結論，才能正確和真實。 編撰中國的上古史，一切結論推到都應該分析這些最初的概念系統(tǒng)，這些概念系統(tǒng)的真實性必須從漢字的字義中得出，漢字學就是解讀這些最初的概念和定義的鑰匙。 再說“史”，與“蟲”比對，乂蟲厶，乂，是“十”的變體，是“殺”的字首，含有斬殺之意。蟲，動物總稱，動物代表就是指豬。厶，動物本能引起的災害。中國的歷史就是抗擊動物災害，抗擊自然災害形成中國的上古史。 《中國上古史》的其余各章分別由張光直和阮維周撰寫。編撰中國的上古史，就必須掌握最重要的事件。上古史的歷史不可能重現(xiàn)，只有分析，解讀，整理，編撰而成。中國上古史的真實性、準確性，取決對倉頡創(chuàng)立的漢字學研究和理解的程度，隨著漢字學研究的深入，才能編撰出有質量，真實的，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的中國上古史。 在此之后，李濟繼續(xù)撰寫《中國上古史》第二本《殷商部分》，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完成。他一生追求的目標是如何把地下發(fā)掘的資料與流傳下來的記錄資料連綴起來，從而撰寫一部既根據科學事實，又充滿絕非臆測想像力的中國上古史。筆者對李濟的孜孜以求編撰中國的上古史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態(tài)度充滿敬畏，為重建中國的上古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也是為后人重建中國上古史樹立一座豐碑。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上古史》的關鍵性問題上的不足，尤其是漢字學仍然處于絕學，對一些重要的問題的理解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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