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然玉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在開庭三日前通知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但近日，有律師向媒體反映稱，在上海市金山區(qū)法院審理的一起民事案件中，主審法官三次臨時取消開庭。對此，有法學教授認為：“法官應該善意地、誠信地、依法地行使訴訟指揮權，不能濫用這種權力，刁難當事人”。

　　法官三次臨時取消開庭，每次理由都各不相同。一一分析來看，除了第一次“法官身體不適”姑且算得上是延遲開庭的正當理由，后面兩次取消開庭則是毫無道理。如此形同兒戲的開庭安排，也難怪原告及其代理律師會無奈抓狂。當然，目前下“折騰外地律師”“刁難當事人”等絕對化的判斷還為時尚早，可是整個事件自始至終所表現出的“不合理”“不尋常”，的確是顯而易見的。這種詭譎氣氛，絕非陽光司法應有的模樣。

　　在本案中，主審法官曾分別以“未通知到共同被告人到庭”“被告人取消代理人資格”為由，宣布取消開庭。而倘若嚴格比照民事訴訟法，上述種種說辭是站不住腳的。根據相關規(guī)定，無論是“無法通知到被告人”還是“被告沒有訴訟代理人”都不構成取消庭審的正當理由。必要情況下，法院完全可以缺席審判。此外，就日常司法實踐而言，懲戒而非縱容甚至鼓勵被告“消極應訴”也是基本的常識和慣例。此事中，主審法官卻反其道而為之，實在令人費解。

　　由于被告對訴訟的躲閃回避，法院一再取消、延遲開庭，這客觀上大大增加了原告的訴訟成本，毫無意義地延長了訴訟時間，其最終必將有損于司法權威性、公信力。眾所周知，法官中立乃是司法公正的關鍵，這要求法官不傾向于控辯雙方的任何一方當事人，不對控辯雙方的任何一方存有偏見，而應當在控辯雙方之間保持中立。但此事中，法官對于被告消極應訴的過度“包容”，某種意義上已導致了被告得利的結果，這無疑是欠妥的。

　　“法官應善意地行使訴訟指揮權，而不應該濫用權力刁難當事人”，這可以說是最基本的職業(yè)底線。所謂司法權力，從來都是一種制度化權力，而非個人化權力。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法官都必須超越個人的主觀好惡、情緒情感，依法、依程序履行職權。在本案中，原告律師曾申請調取證據無故被拒，繼而申請主審法官回避，這之后便遭遇了“三次臨時取消開庭”的詭異經歷。試問，這先后發(fā)生的種種事情是否存在因果關聯？主審法官的決定，又能否經得起檢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案只是一起很普通的民事訴訟，既不是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更不是涉及公檢法協調辦案的公訴案件。在此前提下，法院方面的反常表現更顯得令人費解?！睹袷略V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切實保障律師訴訟權利的規(guī)定》等法律法規(guī)中，關于證據調取、開庭排期等等方面都進行了明確的規(guī)定。對照自查，“三次臨時取消開庭”，是不是該有個解釋？（然玉）

[責編：王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