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克羅采問：明治以后對農民收的稅和幕府時期的年貢哪個高？

答：稅負必然是明治時代以后高，且不論明治時代的“以金代米”繳稅方式對稅負的實際增加現象，單說明治維新剛剛開始時，明治政府就要求各藩將所收稅米全部送到東京，而以前是只送到各藩所在地即可，這就等于是在普通的稅負基礎上、又加上一筆運送費用，造成農民壓力更大。

2 克羅采問：宮中和民權后來都是伊藤博文的重要支持者，這是怎么回事？

答：宮中與民權兩派的主要首腦都是維新武士出身的政治家，之所以反對伊藤博文，也是因為不愿意看到“薩長藩閥”掌控明治新政府，而后來伊藤博文通過華族制度創(chuàng)立收攏兩邊人心，獲得雙方的共同支持。

脫亞入歐

3 問：為什么講座時候說“福澤諭吉從沒有說過脫亞入歐，這個詞以前沒有，是1950年代以后才有的?！笨墒歉芍I吉1865年就發(fā)表了《脫亞論》一文。這影響了你論述的可信度。

答：《脫亞論》是1885年3月16日《時事新報》（福澤諭吉創(chuàng)辦）的無署名社論，論調雖以“謝絕亞洲惡友”、走向文明開化為主旨，但文中并無“脫亞入歐”四個字。文章發(fā)表后，在媒體中沒有引起評論，在1951年史學家遠山茂樹之前也無人引用這篇文章，總體上被當時人忽視了。還有更重要的是，《脫亞論》沒有署名，福澤諭吉在世時也從未把這篇文章放入自己的文集中。直到去世以后，弟子才把所有《時事新報》社論一并劃入《福澤全集》之中，其中甚至還有數篇是福澤諭吉去世之后的社論，換言之無法證明福澤諭吉寫了這篇文章。

4 問：國內常見的關于明治維新和日本現代社會改革的陳述，要么特別老套、不老套的也大多有知識界的認知局限（小圈子自嗨，看現實缺什么就無限美化什么）真正國內精英對此問題的思維、經驗和對兩國歷史/現狀比較，很少被充分宣傳和討論，有理由對常見的理解切入點提出兩帶你質疑：第一是 “脫亞入歐”在今天看來并沒有做到，日本的國民、文化東亞性依舊濃厚，甚至愈加明顯，影響力和地緣利益傾向甚至趨于印太化。第二是明治到昭和日本如果不是適當“先軍政治” 盡最大可能優(yōu)先對大清/民國使用軍事手段，并借此壓低前者國際生態(tài)位，才有自己生態(tài)位確立，其國內憲政的真實統(tǒng)合水準和實際作用很可能是被高估乃至誤讀的。求問蕭西怎么看待以上的觀點？

答：首先明確地說，日本戰(zhàn)前不存在“脫亞入歐”這個口號，只有一些基于實用主義的“歐洲化”運動，而且社會上對于“歐洲化”的反對呼聲絲毫不亞于支持呼聲。如今日本仍然有單一政黨長期執(zhí)政、政治家與高盈利行業(yè)世襲化等等特征，國民并不反感甚至一次次將同一姓氏的政治家選上去，能感覺到日本仍然存在很多固守于國民內心深處的“日本化”色彩。第二，非常同意你的觀點，日本雖然建立起憲法體系，但本質上仍然是一個擁有憲法與法律體系的寡頭制國家。明治國家的實際憲政水平并不應該過高評價，其能夠接連戰(zhàn)勝中國、俄國，更多是靠了軍部與政府之間的高效合作，而與所謂“憲政”并沒有邏輯上必然的因果關系。

如今明治維新已經過去150年，還是希望更多中國人能夠客觀看待這場變革，了解到明治維新并不是一次多么成功的改革，也不是日本近代最佳的發(fā)展途徑。事實上，明治維新既與后來大正民主浪潮、發(fā)動侵略的“大東亞戰(zhàn)爭”密不可分，也與日本江戶幕府中期以來的各項改革有著明確的承繼關系。深挖明治時代各大政策，早在江戶中期的田沼改革（1767-1786）就已初見端倪（重商主義、開拓北部領土），為了應對鴉片戰(zhàn)爭危機的天保改革（1841-1843）更是加以繼承（充實海防、容許外國船只駐留），經由幕末的文久改革（1862）、慶應改革（1866-1867）基本成型，即便日本依舊停留在幕府統(tǒng)治下，相關改革依然有可能繼續(xù)。甚至可以大膽推測，如果省去維新志士替代幕府高官成為國家精英的過程，改革可能會以更為和平而無害的方式完成。

伊藤博文

5 問：伊藤博文這些人的支持力量是什么？制衡他們的力量是什么？兩者之間如何互動，消漲？

答：伊藤博文的權力基礎是以薩摩、長州等倒幕時期的主要武士組成的“藩閥”，而同樣在倒幕時期出過力的土佐、肥前以及薩長邊緣人物則成為他們的制衡力量。其中一部分下野來到民間，與民眾結合成為自由民權運動，如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另一部分與天皇結合在一起，如土方久元、佐佐木高行、谷干城等，形成制約伊藤博文權力的“宮中”集團。最終伊藤博文是理清幾大政治勢力之間的邊界，吸收“宮中”集團成員作為與天皇溝通的渠道，吸收民權派進入1890年開設的議會。

6 問：為什么日本要在憲法上確定軍隊的統(tǒng)帥權獨立?在制定這一條政治上的考量是什么？

答：首先明治憲法第11條只是提到天皇擁有統(tǒng)帥權，所謂“統(tǒng)帥權獨立”是憲法解釋的范圍。之所以有這種現象出現，是因為山縣有朋、大山巖等明治時代的“軍主流派”成長于幕末戰(zhàn)爭中，一來不愿意失去對軍隊的控制權，二來也不愿意讓軍隊成為政府的工具、以免出現另一個嶄新的幕府。所以他們將天皇對軍隊的統(tǒng)帥權獨立于政府，再把軍事上的輔弼職責交給自己。當然，由于高層軍人與高層政治家之間的界限很模糊，山縣有朋等人日后也成為政府高官，為日后軍國主義誕生埋下伏筆。

西鄉(xiāng)隆盛

7 問：日本洋務派在西南戰(zhàn)爭期間表現如何？西鄉(xiāng)隆盛一方也有不少洋務派吧？

答：不太理解所謂“洋務派”是什么意思，事實上新政府建立以后，所有政治家都傾向于模仿西式軍制與政治制度，很難說有“洋務派”與“本土派”之分。提到西南戰(zhàn)爭，這場日本史上最后的內戰(zhàn)充斥著很多詭異色彩，如西鄉(xiāng)隆盛本人在戰(zhàn)前認為，自己的目的只是與大久保利通去聊一聊、認為到了熊本城就會有昔日朋友樺山資紀帶著熊本城歸降，很明顯他是對戰(zhàn)爭形勢有著極強的誤判。畢竟他雖然在1873年被迫離開政府，但他與中央政府并沒有形成太強的敵對關系，甚至于在鹿兒島建立“私學?！币彩菫閲遗囵B(yǎng)軍事人才，“私學校”與鹿兒島縣政府關系也非常好，這場內戰(zhàn)從打響到結束都仍然有著很多未解之謎。

8 問：（1）作為長州藩士，在這一過程中伊藤與各路藩閥勢力進行了怎樣的互動？（2）顯然，伊藤留下的體系的，其順暢的運作依賴于藩閥政治體制的維持。而日后這一體制被軍部摧毀，是否也與藩閥貴族的衰落有關？也就是說，軍隊取代了藩閥，成為讓天皇權力具現化的那個中介？這是否也是天皇試圖擴張自身權力、擺脫藩閥政府的一種表現？

答：伊藤博文本質上并不完全依賴于藩閥，事實上他與本藩閥出身的山縣有朋、桂太郎等人都有一定距離，反而是與薩摩藩的大久保利通、佐賀閥的大隈重信形成過長時間的政治同盟， 后來雖然與大隈重信分道揚鑣，但總體上還是在政府中對各藩出身的官員都加以任用，甚至留用大量原幕府臣子；（2）的確，明治國家是一個根植于藩閥勢力的政權，總體上也能清晰反映出各系統(tǒng)政治家的勢力對比，于是進入大正/昭和時期以后，日本逐步形成以帝國大學/陸軍海軍大學的學閥為主的嶄新官僚體系，極大弱化藩閥勢力的統(tǒng)治基礎，各方勢力意在爭奪具體的“輔弼”職位。至于昭和天皇，他在人生中前期銳意掌握實權，包括在1929年要求首相田中義一辭職都有類似考量，但他的努力與中層官僚的努力并沒有對上茬兒，所以明治國家的根本結構沒有改變，日本軍國主義是以軍部以軍事“輔弼”職責兼任政府“輔弼”職責完成最終構建。

9 問：末代倒幕的那些大名是抱著怎樣的心態(tài)看到自己的藩權喪失的，他們又做了怎樣的反應，倒幕后各藩掌握的軍隊怎么變成政府軍的？

答：他們非常高興。事實上在江戶時代中期，所謂藩權也早就不在他們手中，而是分散到臣子手中，相反他們還要承擔者守土安民責任?！皬U藩置縣”這個提議最早就是由各藩藩主提出，他們能夠離開本藩所在地來到東京居住，還能夠獲得華族地位與爵位俸祿，非常高興。1872年征兵令下達以后，各藩藩兵全部解體，按照所屬地區(qū)編成新軍。 

最后的幕府將軍德川慶喜

10 問:除了外部世界大格局巨變的因素以外，在德川幕府統(tǒng)治的幾百年的時間里在日本內部各階層發(fā)生了什么樣的化學反應導致了最后的倒幕運動？

答：最主要一點，就是幕府將軍不再掌握幕府實權，各藩藩主也不再掌握藩政實權，世襲化的名義領導均退居二線，讓幕府的譜代大名成為幕府的實權掌握者。中下層武士也隨著商品經濟發(fā)展、豪商巨賈出現而逐步邊緣化，他們將問題歸罪于譜代大名，進而走向反抗路線。

11 問：明治維新的過程中如何解決原體制內公務員在新體制下的生存問題？他們如何給大名及手下武士發(fā)薪俸，避免他們引起社會不安定？

答：這涉及到“秩祿處分”問題。針對舊武士，新政府制定了一整套策略，包括勸說武士回家務農（勸農令）、一次性買斷工齡（秩祿公債、金祿公債）等政策，總體將貧困的中下層武士與農民結合在一起；而對于幕府的高級官員，明治政府基本予以留任，大久保政權時期（1874-1879）原幕府臣子甚至超過明治政府官員的三分之一，既可以宣傳所謂“天皇的仁德”，又可以將舊幕府經驗活學活用。

明治天皇

明治時代街景

12 問：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民族主義的構建情況如何，又是怎樣進行的？普通日本國民所效忠的是天皇還是日本，亦或是二者絕難分離？

答：記得以前看到一個德國人的日記，提到1880年天長節(jié)時期，日本普通民眾如果沒有警察督促也不愿意掛上旭日旗。對于幕末成長的一代人來說，他們明確知道天皇是被扶上去的，忠君愛國的思想也就不是那么濃重；但隨著明治時代的推進，教育系統(tǒng)不斷發(fā)達，新一代年輕人更容易接受民族主義敘事。至于效忠對象，天皇與國家兩者確實難以分開，畢竟在伊藤博文的憲法體系設計里，天皇代表著國家的“自我意識”，這也是民族主義構成的關鍵因素。

13 問：（1）陸海軍各自的以德為師和以英為師，這和陸海軍的勢不兩立有什么關系嗎？（2）如果伊藤在維也納認可了控制國家行政和行為重于國家意識和意志，那么這種邏輯會不會為僭主制留下后門？

答：（1）就明治時代而言，陸海軍的矛盾還不如后來那么大，雙方分別學習德國、英國也只是因為德國陸軍剛剛在普法戰(zhàn)爭中取勝（實際上更早的時候，明治陸軍與幕府陸軍一樣學習法國）、英國一直是海軍最強，是一種實用主義考量；（2）很有道理，事實上二戰(zhàn)時期的“近衛(wèi)新體制”本質上就有了一定古典意義的僭主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