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二）款規(guī)定，勞動者在申請工傷認定時需要證明和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包括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材料，例如：勞動合同，工卡，工資條，廠牌，證人證詞，出入證，罰款單，警告信等。工傷者（一個工人）沒有勞動關系證明、沒有社保、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廠牌，就需要通過證人證詞來證明事實勞動關系，可是我看到一般這種情況下同廠的其他工友也是沒有的？那該怎么辦呢？

再者，走法律程序證明勞動關系，消耗的時間需要很長，以工友個案為例，耗時11個月才證明勞動關系。

工傷者沒有勇氣跟廠方要回屬于自己的病例資料，擔心與廠方的關系弄不好，廠方之后會不出錢治療；擔心以后自己沒有辦法在廠里繼續(xù)工作，家庭沒有經(jīng)濟來源。工人與工廠，好像扮演著小孩與家長互動的角色，工人做什么事情都跟廠方提前申請，例如工傷者住院和康復期間，進出工廠宿舍、醫(yī)院，都要經(jīng)過工廠請假批準同意，工人不敢跟廠方表達自己的合理基本訴求，老板不尊重工人的勞動價值，很多工人心里在想，如果老板對我好一點該多好呀！

根據(jù)《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二十六條規(guī)定，職工因工傷需要暫停工作接受工傷醫(yī)療的，在停工留薪期內(nèi)，原工資福利待遇不變。現(xiàn)實是，廠方不支付工資，或是支付每月最低工資標準1510元，對于只有每月工資作為經(jīng)濟來源收入的工友，是沒辦法支撐自己，支撐家庭的生活開支，再要走法律程序，和廠方“撕破臉”，廠方故意拖延時間，一走便是2-3年。

推翻固定思維“以為”---“揭曉”真實存在狀態(tài)

英大姐第一天住院時，剛好碰上關于停工留薪期工資主題定點交流活動，她參加后才知道,停工留薪期期間工廠要發(fā)放平均工資給工傷者,而她每月只得1510元(平均工資3500元)。

她告訴我，工廠給受傷工友的工資一直都是1510元，她想爭取平均工資。勞動仲裁開庭前，她跟我說：“如果這次成功，我將是工廠第一個受傷后拿到平均工資的人，以后其他工友都會有的?！?/strong>

我對英大姐的第一印象停留在，定點活動自我介紹環(huán)節(jié)（介紹名字及動作示范興趣愛好）時，英大姐當時說話聲音很小，動作扭扭捏捏，當要求再來一次時，大姐害羞的往圈子外面躲。

如今，大姐參與在醫(yī)院探訪住院工友、邀請工友參加活動、在高校宣傳99公益日動員學生籌款等機構的志愿工作。更重要的是，大姐能夠勇敢代理自己的工傷案子，與廠方在仲裁庭上自如平等對話。

李大哥因病例資料在廠方處，無法申請工傷認定到同耕求助。這種案例，司空見慣，一是讓工友向廠方索取，二是通過身份證到醫(yī)院檔案科打印。

在得知以上方法時，李大哥表現(xiàn)出很擔憂，一直在假設廠方、醫(yī)院不配合。我“推”著大哥“做了再說”。

次日，李大哥去醫(yī)院打印資料，護士告知，這是不能申請工傷認定的。

當時因活動錯過李大哥電話，等我回撥過去時李大哥很著急說：“我打了很多次電話給你，你沒有聽，我現(xiàn)在在火車站，準備回老家了，我不想申請，太難了，斗不過廠方”。

我有點責怪自己，因為大哥已經(jīng)在火車站了，我只能通過電話處理，一是分析申請工傷認定的作用；二是告知處理工傷過程可能遇到的困難；三是了解大哥的身體情況、經(jīng)濟情況，是否能支撐他堅持；四是表示機構會陪同、支持他共同解決工傷問題；電話那頭的大哥幾次沉默、哽咽，他幾次問我：“我現(xiàn)在該回老家還是回東莞”。

我一直沒有回答，我把決定權歸還給李大哥。最后，大哥還是選擇回老家。

那句沒說出口的“回東莞”，是我內(nèi)心希望的，應該也是大哥期待的。但我們誰也沒有說，因為我們都清楚對于孤身一人在東莞、沒有勞動關系證明、沒有社保、工傷期間無法工作且廠方不發(fā)工資的工友們來說，處理工傷過程真的太艱難了，不僅消耗金錢、精力，還需要承擔很多的心里精神壓力。

我們很無奈，但我們沒有選擇。

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失敗的案例，它的失敗不在于工友選擇放棄，而在于工友第一次求助，我是否能夠評估到，工友暫時是沒有辦法獨自處理工傷事情的，他需要陪同，需要處理那顆一直被廠方、被社會傷害的心，而我只是隔空時遙控性的給出建議，盲目推著工友往前沖，造成工友心理二次受傷。

熊大姐的個案我跟進了8個月，經(jīng)過醫(yī)院探訪---參加定點活動--熱線咨詢---來訪面談一系列接觸。每次見面，大姐都會喋喋不休的告訴我，“我在醫(yī)院康復治療，廠方讓我回去上班，說我不回去打我自離”、“廠方說，我的傷不是工傷，是自己問題，廠方讓我一個女的抬300多斤的重物才扭傷的，我抬不動，我腰每晚疼痛，吃不好，睡不好”、“我的工傷認定書在廠方那里，我想補充工傷認定，廠方不給我，怎么辦”...

開始，我耐心的傾聽并給予建議，因為工不停重復訴說某件事情，一定是這件事情給她造成了傷害，需要傾訴。后來，無論我怎么安慰，給予什么建議，大姐都沒有辦法聽進去，依舊在自己的世界里，重復又重復的講述故事“廠方怎么說，社保局怎么說，勞動局怎么說”。

我感覺到被念經(jīng)，大腦爆炸，有種想屏蔽接收信息的沖動。后來工友需要我協(xié)助寫文書，因為她暈車嚴重，沒辦法來機構，要求我去她居住的鎮(zhèn)上拿資料寫，我有些“火氣”，因為我們不是律師事務所，不包辦處理工友的事情，只是通過協(xié)助工友處理工傷，讓工友有所改變或是成長。我想放棄，只要協(xié)助工友尋找法律援助，讓律師包辦處理，就可以完事。

我把想法告訴工作伙伴老虎，他說：“工友發(fā)生工傷后，可能會再次被工廠人員傷害，被有關部門人員踢皮球，她心理有很多傷需要細致化解，如果申請法律援助，只是幫她拿到了賠償，她心理的傷痕會一直跟隨著她，像她這樣沒有社會資源的工友，是我們的主要服務對象；類似這樣境遇的工友最后無奈之下才會求助于我們。”

我靜下來想了想，決定繼續(xù)跟進。

次日，我主動約大姐面談，大姐一見面喋喋不休，我嘗試直接干預，喊“停”大姐，一起慢慢梳理她的整個案件，協(xié)助她看清楚事情背后的原因。

勞動仲裁階段，熊大姐一直要求我?guī)兔Υ?，因為她害怕，不知道如何與廠方辯論。我鼓勵她自己開庭代理，因為工人與老板很少能夠?qū)崿F(xiàn)對話，但在仲裁庭上，老板與工人是平起平坐的，可以進行直接對話，熊大姐需要走出這個坎。

        現(xiàn)在，熊大姐的個案準備進入一審階段，最近一次面談，我發(fā)現(xiàn)熊大姐的改變，她沒有以前過分的焦慮，能聽進去我說話的內(nèi)容，對于工傷外的事情可以安靜地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