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之一

國民一員 201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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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一　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fā)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fā)現(xiàn)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xiāng)武威療養(yǎng)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號，張澍遂判定碑陽所刻不識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fā)現(xiàn)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yǎng)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fā)現(xiàn)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fā)現(xiàn)的數(shù)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shù)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jù)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卷數(shù)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鶴遂判斷該經必為《法華經》，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shù)。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fā)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三冊殘卷，此經第一卷第一頁經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lián)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jù)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fā)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