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按時代分類　

　　一、秦代

　　較明確的、有規(guī)律的、有格式的、成規(guī)模出現(xiàn)的簡上墨書具名，就目前所見，出現(xiàn)于秦系簡牘。秦簡文書之具名形式，目前發(fā)現(xiàn)的主要是以里耶秦簡為代表的“某手”“某發(fā)”等字跡，如“儋手”“敬手”“堪手”“平手”“富手”等等。這是秦簡牘官文書署名特點之一。此外，還有私人信牘（如睡虎地4號墓之家信木牘）及其他文本署名（如睡虎地11號墓《編年記》上的名字）。

　　二、西漢初期

　　西漢初繼承秦人文書中“某手”的具名格式，如目前所見幾則西漢初期的“告地書”文末就有“某手”。如孔家坡漢墓所出一枚告地書木牘文曰：

　　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鄉(xiāng)燕佐戎敢言之：庫嗇夫辟與奴宜馬、取、宜之、益眾，婢益夫、末眾，車一乘，馬三匹。

　　正月壬子，桃侯國丞萬移地下丞，受數(shù)毋報?！　《ㄊ?/p>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簡文中的“某手”出自“告地書”，屬明器，其上文字多屬虛構(gòu)文書，文中“落款之名”也應(yīng)是虛構(gòu)的。

　　張家山247號漢墓墓主死于呂后二年（前186年），該墓所出文書時間當在此之前。其中的奏讞書已出現(xiàn)了之后漢代簡牘文中、文末具名格式：

　　七年八月己未江陵忠言：醴陽令恢盜縣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恢秩六百石，爵左庶長□□□□從史石盜醴陽己鄉(xiāng)縣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令舍人士五興、義與石賣，得金六斤三兩、錢萬五千五十，罪，它如書……吏盜，當刑者刑，毋得以爵減免贖，以此當恢?；志俞B邑建成里，屬南郡守。南郡守強、守丞吉、卒史建舍治。

　　文中“七年”指漢高祖七年（前200年），案文當在此時。文末署“南郡守強、守丞吉、卒史建舍治”，應(yīng)是處理案件的官員，包括郡守、郡丞、卒史，為郡府主官及主要屬吏。他們雖不見得是該文書的書寫者，但這種格式基本同于西漢中后期文書具名樣式。

　　西漢初仍沿襲秦人“某手”具名法。但依目前資料看，“某手”似乎僅用于墓葬明器如“告地書”等非人間實用物上。張家山漢簡顯示，早在西漢初年，官文書已大體具備后來通行的文尾具名格式——職銜加人名、人名組合。而該種結(jié)構(gòu)在秦簡中未見。這種具名形式可能是西漢初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或為蕭何等漢初人創(chuàng)制），至少漢武帝時期的文書中已不再有“某手”字樣了。

　　三、西漢中期至東漢后期

　　目前我們所見漢代簡牘以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建武間）為大宗。這段時期官文書的主要具名形式為職官加人名的組合（文末）及文中署名等樣式。

　　東漢中期以降，公文類文書結(jié)尾具名方式有了變化，不再是較統(tǒng)一的文末具名方式（官職加人名，單一或多人組合），而發(fā)展成多樣化的、簡約的文尾記寫格式。

　　一是沿用西漢以來的傳統(tǒng)具名法。二是文末記寫發(fā)文日期，文書責任人或經(jīng)辦人（有的兼為書者）之名位于文書末句，與常用謙詞合于一句。如五一廣場簡J1③：169是待事掾王純寫給縣廷的案情報告，文末曰“純愚戇惶恐叩頭死罪死罪　　四月廿二日白”。在此之前，日期皆位于文首。將日期置于文末是較大變化，記于文尾的日期一般較簡略。三是文首記日期，文尾不記日期，文書責任人或書寫人名位于文書末句，與常用謙詞合于一句。如五一廣場簡J1③：264-294A文首“元興元年六月癸未朔六日戊子……”文尾“倫職事無狀惶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　　檄即日起賊廷”，因文首已具日期，文末僅記了“即日”云云。四是文本結(jié)尾處將責任人、書寫人等與日期及相關(guān)事宜混寫一起。如五一廣場簡J1③：325-1-26乃直符書，該簡背面曰“直符戶曹史宋奉、書佐烝譚符書，直月十七日”。五是文末既不記發(fā)文日期，也不寫責任人或經(jīng)辦人等。如五一廣場簡J1③：285A，屬于省略型格式。六是文末記寫文書主題及發(fā)文責任人名。如東牌樓簡五文末為“監(jiān)臨湘李永例督盜賊殷何言實核大男李建與精張諍田自相和從書　　詣所在”。

　　所以，至東漢中期，官文書文末格式已變得自由多樣化了。文末不一定記寫文書責任人或書者名，或只記日期，或?qū)l(fā)書人與日期、習用語等合于一句，或干脆統(tǒng)統(tǒng)省略（這種情況多為下行文書）。文末人名加謙詞如“某某惶恐叩頭死罪死罪敢言之”等詞句在東漢中后葉使用較普遍。而且，這一時期官文書結(jié)尾方式與私人書信結(jié)尾方式有許多相同點。

　　綜上簡要概括秦漢簡牘文書中具名形式的變異：從秦文書代表性的“某手”到西漢典型的“職務(wù)加人名”組合，到東漢中后期署名格式趨于多樣化、自由化，文書責任人及書寫者署名這一簡牘文書形式的變化，也折射了秦漢簡牘文書形制方面的發(fā)展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