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按文書類型分類

　　一、詔制及朝廷文書

　　皇室及朝廷文書上的具名一般為發(fā)文府第、發(fā)文官員，如御史大夫、丞相府及其主官名，以及皇帝批準(zhǔn)文字“制曰可”等。不過這些具名僅是文書的擬制、簽發(fā)單位（人），亦即只表示發(fā)文單位、批準(zhǔn)人，并非文書書寫者?；实壑齐贰⒊⑽母娴刃枰C布全國，就要自中央到地方逐級下傳，即寫移書、傳抄。中央政府、州、郡、縣各級由上而下逐級傳達(dá)、傳抄才是這些文書實際抄寫之主體部分。換言之，這類公文需要經(jīng)許多層級、無數(shù)吏員（也是全國范圍的吏員）之手抄寫，才能傳達(dá)到社會基層。漢簡詔書簡冊有明晰的內(nèi)容層次，一般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稱“奏”，是丞相、御史大夫等部門主官的請詔文字（或含詔書內(nèi)容）；第二部分是皇帝批示（有的含詔書內(nèi)容）；第三部分是中央至地方傳達(dá)詔書或中央訓(xùn)令的下行文字，文末一般有各級政府屬吏的具名——這部分與文本書寫關(guān)系較密切。這三部分可概括為請詔、本文、下行文書（下移辭）。

　　居延舊簡中有一組七枚簡，日本學(xué)者大庭脩將其復(fù)原為一冊書，即《元康五年詔書冊》（下文中的Ｄ、Ｅ為一枚簡）：

　　A 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書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壬子日夏至，宜寢兵。大官抒井，更水火，進(jìn)鳴雞，謁以聞，布當(dāng)用者。臣謹(jǐn)案：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官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令官各抒別火。

　　B 官先夏至一日，以除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長安、云陽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寢兵不聽事盡甲寅五日。臣請布，臣昧死以聞。

　　C 制曰：可

　　D 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御史大夫吉下丞相，承書從事下當(dāng)用者，如詔書。

　　E 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車騎將軍、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dāng)用者，如詔書。少史慶，令史宜王、始長

　　F 三月丙午，張掖長史延行太守事、肩水倉長湯兼行丞事下屬國、農(nóng)、部都尉、小府、縣官承書從事下當(dāng)用者，如詔書。守屬宗、助府佐定

　　G 閏月丁巳，張掖肩水城尉誼以近次妝行都尉下候、城尉，承書從事下當(dāng)用者，如詔書?！　∈刈涫妨x

　　H 閏月庚申，肩水士吏橫以私印行候事下尉、候長承書從事下當(dāng)用者，如詔書。令史得

　　以上A、B簡為御史大夫上奏的請詔文，C簡乃皇帝批示，D至H簡為詔書逐級下行傳達(dá)之文（即前述詔書簡冊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下行傳遞文書中，文末大都含具名：丞相府為少史慶，令史宜王、始長；張掖太守為守屬宗、助府佐定；肩水都尉府為守卒史義；肩水候官為令史得。

　　這七枚木簡除C簡為單行，其余皆書兩行。值得注意的是，七枚簡字跡風(fēng)格一致，應(yīng)為一人所書。由詔文及朝廷文書下行傳遞規(guī)制，逐級傳抄，這組簡應(yīng)為最后一級接文者抄寫，即H簡之“令史得”所書。令史得為肩水候的屬吏。每級行政機構(gòu)接到詔書后即照單抄錄，并加入下移辭后向下級傳達(dá)，文末具名者即是該級單位具體收發(fā)處理、抄錄該文書的吏員，具名兩人以上的則名居后者常常為簡文書寫者。

　　不過也有些詔書簡冊的各級下移辭中具名不全或省略。如居延新簡EJF16：1—16為16枚簡編成的簡冊詔書，簡冊后部有張掖太守府、肩水都尉府、肩水候官三級下移辭，前兩級文末并無屬吏具名，僅肩水候官下移辭末署有“士吏猛”。

　　二、奏疏文書

　　奏疏文書指地方政府及官員個人上奏皇帝的文書。目前所見簡牘中，奏書類書跡多作為草稿留存下來。其字跡特征一是多為草體，二是文中具名者（上奏人）多空出或以“△”“ム”代替。如敦煌馬圈灣漢簡中的奏書：

　　守先到臣再拜欽到知審以狀聞臣△稽首再拜

　　臣ム伏自念天姓愚頓未有以結(jié)誠達(dá)信

　　奏章正本因上報朝廷，今不得而見，目今所見皆上奏人所在地出土的留存底稿。正本肯定以規(guī)范正體謄寫，草稿多草率。馬圈灣所出漢簡中奏書有103枚，占馬圈灣全部簡牘的8.44％，且均為草書。事實上，馬圈灣T5∶1至馬圈灣T5∶121這組簡實為一則奏書。其字跡風(fēng)格相同，皆為草體，內(nèi)容主題圍繞同一中心，即新莽中期在西域進(jìn)行的一場戰(zhàn)事，也就是《王駿幕府檔案》簡書的一部分。簡文中有“使西域大使武威左率都尉糞土臣△稽首再拜上書”，簡文中各處“臣△”即王駿自稱。這些奏書是由王駿屬吏為他起草（書寫）的，起草、書寫者未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