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寐叟題跋》看沈曾植的書學思想

文/戴家妙

西泠印社社員

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書法理論教研室主任

浙江省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兼學術委員會主任

沈曾植稱自己“書學優(yōu)于書才”[1]，一如他自稱“詩學深而詩功淺”?！霸妼W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span>[2]他還在答謝鳳孫書札中說：“書道，其小焉者也。”[3]正因為“小焉者也”，目前所見沈曾植論書均為“單辭碎義”[4]的題跋、校注之語，散見于《護德瓶齋涉筆》《全拙庵溫故錄》《菌閣瑣談》《寐叟題跋》《研圖注篆之居隨筆》《雜記》以及《藝概評注》[5]等著述中。王蘧常曾應中國香港《書譜》雜志之約，整理成《沈寐叟先師書法論提要》一文，分四章：一、論帖（甲、章草,乙、“二王”帖,丙、群帖）；二、論碑（甲、漢碑,乙、魏碑,丙、唐碑）；三、碑帖研究（甲、初學,乙、博取,丙、分析,丁、比較,戊、探源,己、互證）；四、書法叢論（甲、論臨摹,乙、論用筆用墨）。惜《書譜》僅載其中第三、第四章，全文未見刊于其他集著作中，不知王氏后人手中還留存稿本否？王蘧常曾隨寐叟學書，承其衣缽，這篇由他整理的書論提要，應該是很能傳達寐叟生前的旨意。

今據(jù)上述諸本，結合沈曾植的書風演變過程，將其書學思想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來敘述。

一、關于包世臣

金蓉鏡跋沈曾植書法時稱：“先生書蚤精帖學，得筆于包安吳；壯嗜張廉卿，嘗欲著文以明其書法之源流正變，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書流為一冶，錯綜變化，以發(fā)其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論者謂三百年來，殆難與輩?！?span>[6]沈曾植論書，也確實屢屢以包世臣為對象，或申其說，或借包氏觀點而論己意。

愚讀《藝舟雙楫》，心儀中畫圓滿之義，然施之于書不能工。曉起睹石庵書，忽悟筆界跡流美人之說，因知中畫圓滿，仍須從近左處圓滿求之。此是藏鋒之用，非言書體也。[7]

安吳中畫豐滿之說，出自懷寧。懷寧以摹印法論書，如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令通風，亦印家訣也。惟小篆與古隸，可極中滿能事。八分勢在波發(fā)，纖濃輕重，左右不能無偏勝，證以漢末諸碑可見。故中畫蓄力，雖為書家秘密，非中郎、鍾衛(wèi)法也。[8]

安吳釋黃小仲始艮終乾之說至精，小仲不肯盡其說，此語遂為書家一淆疑公案。仆于《藥石論》得十六字焉，曰：“一點一畫，意態(tài)縱橫。偃亞中間，綽有余裕?！敝^此語成安吳義也可，謂破安吳義亦無不可。[9]

安吳論書，貫串古今。然止言得臨寫地位耳。透得此關，便當與晉人相視而笑矣。然透得大難。[10]

張謇曾作《題包安吳論書篇后用東坡醉墨堂韻》，有“沈侯于此信非袒，鄭君所得今已優(yōu)”之句。羅振玉也曾在給王國維信里提到“以書法言，趙（之謙）與包安吳不同趣，乙服膺安吳，故詆趙”[11]?？芍?，沈曾植對包世臣的書法是信服的，但也不盲目袒護。他在跋《張猛龍碑》時就這么認為：“《張君清頌》在北朝諸石刻中最先著稱，結體亦特難擬。以包、吳二君之精詣，能摹《刁惠公》《鄭文公》，于此《頌》未敢措手也。近日張濂亭翁懸腕中鋒，獨標玄旨，其構法乃頗有于此《頌》為近者?！?span>[12]他在第三次答龍松生問中，就說道：“安吳筆本弱，純以草法為運用?！?span>[13]沈曾植雖“得筆于包安吳”，但對于包的筆力弱點看得十分清晰。中年時，他轉向筆力雄強的張裕釗“討生活”，亦可視為“強其骨”的舉動。

眾所周知，包世臣的書學思想對晚清書壇的貢獻是很大的，眾皆以為碑派書法的代表人物，吳讓之、趙之謙等都曾受其影響。實際上，包氏本人對北碑書法并未進行深入的實踐，而其關于書學的主張卻切實地影響到吳、趙以及沈等人。何紹基對包世臣的北碑書法有過評價：“包慎翁之寫北碑，蓋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書名甚重于江南，從學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橫平豎直四字繩之，知其于北碑未為得髓也。記問浩博，口如懸河，酒后高睨大譚，令人神往，今不可復得矣?！睏钍鼐础秾W書邇言》中也指出“包慎伯以側鋒為宗，所著《藝舟雙楫》，遂以風靡天下。然自擬右軍后一人，未免自信太過”。其實，包氏的功勞是解析了筆法的奧秘，為后來者開方便之門。沈曾植認為“止言得臨寫地位”，但恰恰“臨寫”是書法學習的“不二法門”，因而也奠定了包氏的地位。沈曾植在《答龍松生書法問》中就說：“《畫禪室隨筆》及《倪家雜記筆法》，為書家之宗門武庫；《藝舟雙楫》由二書而更上一層者也。”[14]

▲ 行書節(jié)錄包世臣《藝舟雙楫》語軸  沈曾植  嘉興博物館藏

沈曾植也不認為包氏是北碑說的開山之人，曰“嘗謂北宗之說，始自馮定遠[15]，不始阮蕓臺[16]。北碑之開，起于陳子文（奕禧），不起包慎伯。世人多知阮、包，少知馮、陳。所謂不能紀遠，乃紀于近也”，“由南帖入北碑，則陳香泉為先覺者也?！?span>[17]

沈曾植為什么這么推崇陳奕禧？原因有：一、可能與包世臣喜歡董其昌的書法有關，“慎伯論書，于唐人后推東坡、思白二家”[18]。在沈眼里，“劉文清出于董，何子貞從董破觚為圓、削繁成簡語悟入，是張得天變相，亦董系也。完白行書，承其家學，從陳香泉來，亦間接受董影響，故董為近代書學大宗?！?span>[19]沈曾植在草書杜甫《返照》后跋曰：“此末數(shù)行殊有米臨右軍帖意，識此者希，恨不逢香光老人，一乞鉗錘也。”[20]可知，他很推崇董其昌的書法。二、也與鄧石如的書法源自陳奕禧有關，沈曾植認為“鄧氏以拓入篆，謂之《神讖》”，“筆直下而豪平鋪，是生神力，完白后無第二人”[21]。清中葉書壇，鄧石如之所以能獨擅勝場，在于他善用長鋒羊毫寫字，筆力扛鼎，吸收秦漢六朝各種碑版的長處，以盡其變，打開雄渾書的關隘，給后人以啟迪。他主張寫字要“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令透風”，突破前人藩籬，別開生面。沈曾植晚年之所以能突破秀逸的格局，實與鄧氏之法密不可分。包世臣是鄧石如的學生，沈重視包的言論與書法當在情理之中。

二、關于宋人書

在《答龍松生書法第二問》中，沈曾植集中回答關于宋人書的相關問題：

問：米書是否從河南得力？

答：米老實出唐文皇。河南亦承文皇骨力之旨。

問：蘇書前人謂出王僧虔，然否？

答：觀唐末人寫經(jīng)，可知蘇書之由來。其各種筆妙，則學識之不同也。蘇書非出僧虔，實與之暗合。

問：黃書是否從魯公得來？

答：黃書沿宋初周越、二蘇來，悟于《鶴銘》。

問：蔡書從何人來？

答：蔡亦祖習西臺、二蘇，遠接楊風子，上希魏晉，故書品在北宋最高。

沈曾植幾乎不學蔡襄的書法，但對宋代自歐陽修與蔡襄的書法評價很高，“歐公漸漬君謨，故于書學極有悟解處。觀歐公造詣所到，益知君謨不可輕議”[22]。宋四家書中，蔡襄離唐最近，作書嚴謹，格高韻古，非常人所及。米書雖“傷于跳蕩之習”[23]，卻被后來者競相模仿，此中矛盾，沈未明言及，大概心手之間，變態(tài)無窮，難以具體而微矣。

沈曾植認為“宋書多才人，唐書多學者”[24]，他極為欣賞蘇軾“精能之至，反造疏淡”一語，“一切書皆以身輕為尚”[25]。他稱“黃近褚，米不近也”，“學者仍須裴柳，乃能褚薛，此度世金針，山谷枕中秘也”[26]?！睹论蓬}跋》中亦有多篇文字，書風接近黃山谷，約略作于四十歲至五十歲之間，總覺不是十分契合，性弗近耶？馬宗霍在《霋岳樓筆談》中就曾提到沈曾植“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橫決，不能得勢”。所謂“早歲”，其實已過中年矣。

另在《與謝復園書》中云：“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庾亮、謝安石亦有擬法。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隉不安也?！痹谒麅?nèi)心，對米芾的集古作風是十分贊同的。不僅如此，他在六十歲后還曾對米書下過很大的功夫[27]。而且他晚年之所以能實現(xiàn)書風的大變法，實與借鑒米芾跳宕用筆有關，性相近也。

三、關于唐人書

沈曾植接受包世臣“備魏”而“取晉”的思想，故對唐人書的論述頗多驚人之語。在他眼里，“唐法”與“晉法”是區(qū)隔的，尤其在認識《圣教序》上，他稱：“此碑純?nèi)惶品?，與晉法無關。然學唐賢書，無論何處，不能不從此入手，猶草書之有永師《千文》也。”[28]在《宋拓圣教序跋》中也提到：“寒儒習書，欲參考初唐行法，得此已足?！薄妒ソ绦颉芳踝侄桑容^忠實地再現(xiàn)王羲之的書風。雖在鐫刻上石的過程有所損失，甚至在集字過程會有“潤色”甚至“組裝”的可能，但《圣教序》的原型畢竟是王字。沈曾植何以發(fā)此感嘆？是因為“余于此帖，性乃不近，不能抉擇也”[29]。那他又為什么認為學唐人行書要從《圣教序》入呢？“《圣教》純?nèi)惶品?，于右軍殆已絕緣。第唐人書存于今者，楷多行少。學人由宋行以趨晉，固不若從此求之，時代為較近也?！?span>[30]原來，他之所以提倡學《圣教序》，是因為唐人書“楷多行少”“時代較近”的理由，并且認為“由宋行以趨晉”不若“由唐行而入晉”更切實際。

至于唐太宗對于唐代書法的功勞，他認為：

自六代以來，南北書法，不論真草，結字皆有師承，代相祖習。惟大令能因筆成勢，自生奇正，而羊、薄不能紹其傳。至唐初而文皇倡之于上，率更行之于下，傳六代之筆法，而不用其結法。有唐一代，雄奇百出，皆文皇、率更之余習也。而文皇草勢，至南宮乃發(fā)泄無遺。[31]

敦煌新出太宗《溫泉銘》，唐刻唐拓，鋒鎩如新，合永興、錢唐于一爐，而《圣教》《蘭亭》，亦無何不貫。乃于是證知《中岳》標尚，褚摹雅意。[32]

河南亦承文皇骨力之旨。[33]

唐初書壇，歐陽詢、虞世南由隋而入唐，猶有古制。惟褚遂良、薛稷等在唐太宗的影響下，變新法而致變化無窮，褚也因此而被譽為“廣大教化主”。顏真卿“嗣法河南”，變新法而得古意，其源頭仍自唐太宗。就《寐叟題跋》所存書跡來看，在50至60歲之間，沈曾植一直在褚書上下功夫。[34]在《同州圣教序跋》中，沈曾植將褚遂良傳世書跡逐一分析，甚見心得。迻錄如下：

登善書碑，蓋有壯老之別?！睹戏◣煛贰洱堥T三龕》，皆少作也，體特矜嚴。《房玄齡碑》在晚年，則一往超縱絕跡，而且無行地矣?！锻荨贰堆闼?，皆承學者所模?！锻荨芬庠隈鎳?，例以《孟法師》，則失之于峻。《雁塔》專趣超縱，例以《房玄齡》，又病其未和。此如《蘭亭》之歧為定武、神龍兩派。想象原碑，正當以魏棲梧《善才寺碑》求之，此如藉殷令名書以尋《廟堂》《九成》真面也。[35]

沈曾植感覺虞書難學，蓋“永興固無學法，今亦無書可學。必不得已，請仍以東坡之言曰：精能之至，反造疏淡耳。然非于南北法意源流，一一冥會，終亦仍無下手處也”[36]。晚年他曾多次臨習過虞書，“疏淡”則有，“精能”未至，上述或即是他內(nèi)心的感慨吧。

▲ 行書節(jié)錄竇臮《述書賦》軸  沈曾植  嘉興博物館藏

受包世臣的影響，沈曾植一直孜孜不倦在探索章草與今草的融合，對《書譜》亦有驚人之論，認為“孫過庭書已開顛、旭之先”[37]，“其結構極得山陰遺意”。他在《藝概評注》中，多次引用《述書賦》中語來參證，基本贊同竇洎的觀點，唯獨對竇洎評辭“少損”孫過庭而抱屈，可見其心跡。

1900年，敦煌藏經(jīng)洞的發(fā)現(xiàn)沒有及時為中國學者所知。1907年和1908年，藏經(jīng)洞的精華先后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攫取到手，分別運送倫敦和巴黎后，因為學術上的疑問，返回來請教中國學者時，才引起中國學者的注意。1908年8 月伯希和經(jīng)過北京時，繆荃孫聽到伯氏說：“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寫經(jīng)七千余卷，渠挑出一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書，回紇人書，宋及五代刊板?！笨姷姆磻?，只是說了一句“奇聞也”。[38]1916年7月，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國使館武官而經(jīng)過上海，將陸德明《尚書釋文》照片出示給沈曾植和張元濟等，讓沈、張大為震撼，也因此拉開近代學人搶救敦煌寫經(jīng)卷的浪潮。[39]

早期注意到敦煌寫經(jīng)卷的學者如葉昌熾、繆荃孫、羅振玉、汪康年、張元濟等，都是沈曾植的摯友。因而，沈氏也比較早地關注到了唐人寫經(jīng)，一方面是為了學術研究，同時也是從書法的角度來研習。他曾跋《唐人寫經(jīng)殘卷》時稱：“此書極似薛少保，開天后無此秀發(fā)矣”。[40]目前，傳世的沈氏60至65歲這一時期的書跡，明顯帶有唐人寫經(jīng)書跡的風格。王蘧常就說：“其學唐人寫經(jīng)，捺腳豐滿，尤他人所不能到。”[41]

為此，沈曾植還專門為唐經(jīng)生書辯護，云：“唐有經(jīng)生，宋有院體，明有內(nèi)閣誥敕體，明季以來有館閣體，并以工整專長。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誚，其實名家之書，又豈出橫平豎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漢隸，亦孰有不平直者。雖六朝碑，雖諸家行草帖，何一不橫是橫、豎是豎耶？算子指其平排無勢耳，識得筆法，便無疑已。永字八法，唐之閭閻書師語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圍，然豈能盡。”[42]“前人論書，皆忌平直，謂如算子。近人論書，皆言平直，即劉融齋亦謂古人橫成橫，豎成豎，何也？橫平豎直，習書定則。有橫直而無筆勢運之，則書家所忌耳。經(jīng)生寫經(jīng)，三館應奉，精則精矣，如行款工而書勢泯絕何。所以有算子之譬。右軍《黃庭》《曹娥》《畫贊》，何嘗不用當時寫經(jīng)行款，而驚鴻舞鶴，天際翱翔，筆勢洞精，又何嘗不橫是橫，豎成豎乎？若行草破觚為圓，削繁成簡，正別有不橫不直以成橫直、以運橫直者，此其淵源甚遠。蔡邕《篆勢》，衛(wèi)恒《隸勢》，熟讀精思，自當有悟入處。悟后則周金漢石，一一可與羲獻、素草作證。有大志愿，得大自在，正恐前賢畏后生耳?！?span>[43]

四、關于“二王”與《蘭亭序》

在清代，《蘭亭序》遭遇了很奇特的現(xiàn)象：或極力維護，或遭質疑。前者以翁方綱為代表，后者以李文田為代表。到了同光年間，這一現(xiàn)象仍在延續(xù)，如何紹基、李瑞清、梁啟超等都熱衷于收集《蘭亭序》的各種不同刻本。沈曾植即藏有數(shù)十種刻本，僅《寐叟題跋》就收有27種，實際數(shù)字肯定比這要多。

在如此之多的《蘭亭跋》中，沈曾植的看法前后基本一致，茲迻錄二則如下：

丁巳秋夕，偶臨一過，審其結體長短紓促，的是初唐體性。學者將此仞定，未嘗不可由唐溯晉。若仞為王法，則十重鐵步障間隔眼識矣。[44]

行情楷骨，極草偃風行之勢。然是唐人行法，與宋人特甚不同；而與柳書《蘭亭詩》，頗有可互參處。在《神龍》諸本中，別自一家。[45]

這與他對《圣教序》的看法是相呼應的，將《蘭亭序》歸入“唐法”之列，與“晉法”區(qū)隔。

他還把王獻之和歐陽詢合在一起互證，說：“六代清華，沿于大令；三唐奇峻，胎自歐陽。譬教家之空有二宗，禪家之能、秀二派而已”，“率更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大令草繼伯高，率更其《征西》之裔乎？”[46]在《藝概評語》中提出“別負英威曰雄，翔集難名曰秀”，與“龍?zhí)扉T，虎臥鳳闕”對應，不知其或意指王獻之書否？他認為陳介祺的“有李斯而古篆亡，有中郎而古隸亡，有右軍而書法亡”句中的“右軍當易以大令”。因為“鐘最瘦，大王得肥瘦之中。小王最直，大王得曲直之中，鐘最曲。鋒芒生于瘦曲，妍華因于肥直”[47]。蓋大令書亡于“妍華肥直”也。聯(lián)想起唐太宗撰《王羲之傳》贊美王羲之的書法為“盡善盡美”，就是看到南朝以來風行王獻之書法的縱意趣尚，會導致“亡”書之虞。在這一點上，沈曾植明顯接受了唐太宗的思想。

沈曾植一方面覺得王羲之的書法是得“曲直之中”，為完美的典型。同時也覺得王獻之書法的痛快甚合本性，有點矛盾。這些基本是他四十歲至五十歲之間的言論，心里徘徊，還沒找到出路。在清代眾多學者看來，《蘭亭》是經(jīng)典，但因為看不到真跡，手上功夫又被數(shù)百年來的刻帖所蒙蔽而不得法，遂致有疑問，以別樣的眼光來看待《蘭亭》。沈曾植晚年“心儀古隸”，就把王羲之書法想象成“古隸章草”。“心儀古隸”，或即是他晚年書風的生成元素之一。下面二跋，可以略見其大概心緒：

右軍筆法點畫簡嚴，不若子敬之狼藉，蓋心儀古隸章法。由此義而引申之，則歐、虞為楷法之古隸，褚、顏實楷法之八分。[48]

《急就》是古隸章草，《月儀》是八分章草，右軍父子則今隸今草也?！都本汀分褂也?，《月儀》左方起處收處皆有作意。[49]

筆者曾在浙江省博物館藏品中看到他補臨的《蘭亭敘宋元明搨百衲本》一頁以及《神龍本蘭亭》數(shù)字，純?nèi)惶品?，未參章草之意。合觀他的言論和手上的功夫，明顯不一，此抑或是清季碑學大興后的一種解讀《蘭亭》的困境乎？

五、關于漢魏六朝書跡

訪碑之風，晚明已經(jīng)開始，清初漸而高漲。而經(jīng)乾嘉諸學者的推動，上至朝臣權宦，下至藝人幕賓，亦皆受時流影響，搜羅金石，踏訪碑版，以為考據(jù)之資、臨習之本，各證其說，各顯其能，上下風行，一時蔚然。逮至清季，此風更盛，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楫》中曾對此現(xiàn)象描述道：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學最盛，談者莫不借金石以為考經(jīng)證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巖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鋤，或搜自官廚之石，洗濯而發(fā)其光采，摹拓以廣其流傳。……出碑既多，考證亦盛，于是碑學蔚為大國。適乘帖微，入纘大統(tǒng)，亦其宜也。

沈曾植因家貧，無力購藏佳拓，但本著“萬物皆流，金石獨止”之心，也搜集了不少碑拓，尤以漢魏六朝為多，諸多題跋札記有獨特的視角，寓含深意。

李斯亡篆以簡直，中郎亡隸以波發(fā)。[50]

伯英《府君帖》，奧雅古勁，章家楷則。然收平為側，波發(fā)之作用已生。其啄掠向背，固與中郎分法相應，承游開靖，學者所當用心也。[51]

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點畫即波發(fā)之變化也。[52]

余最喜此碑書法，以為漢季篆隸溝通，《國山》《天發(fā)》之前河也。[53]

魏隸變漢，去篆益遠。《受禪》《孔羨》，傳出鍾、梁，雖無明征，要其矩度固與楷法相距益近?！锻趸窔埍?，刻手精工，遂令使轉筆勢，粲然畢露。所謂鍾太傅十二種巧妙者，于此研玩，思過半矣。吾于《戎路》《季直》，劇蓄深疑。后玩此碑，一旦釋然?？ㄖ?，八分之漓也。故知元常老骨，定非樸質。[54]

北碑字有定體，而出之奇變。[55]

北碑楷法，當以《刁惠公志》《張猛龍碑》及此銘（指敬使君碑）為大宗。[56]

大抵北朝書法，亦是因時變易，正光以前為一種，最古勁；天平以下為一種，稍平易；齊末為一種，風格視永徽相上下，古隸相傳，無復存矣。關中書體獨樸質，惜宇文一代，傳石無多耳。[57]

光緒中葉，學者始重《張猛龍》，然學如牛毛，成無麟角。北碑惟此骨韻俱高，斂分入篆，信本晚歲瓣香，殆皆在此?！鄂啡讽嵔炔缓?，《化度》骨近而氣不雄，信乎絕詣不可幾也。[58]

（《崔敬邕墓志》）用筆略近《李超》，尚不及《刁惠公》之茂密。[59]

南朝書習，可分三體：寫書為一體，碑碣為一體，簡牘為一體。[60]

《大爨》全是分法，而分法又非今世寫隸書者觀念所及。[61]

除去上述碑版，沈曾植還對漢代簡牘書情有獨鐘。1907年，斯坦因在第二次探險中，在敦煌以北漢代烽燧遺址里，獲得簡牘708枚。[62]其中588枚被羅振玉和王國維收入《流沙墜簡》，加以考釋。《流沙墜簡》的內(nèi)容有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小學術數(shù)方技書，有《倉頡》《急就》《力牧》《歷譜》《算術》等多種典籍；第二大類是屯戍叢殘，有簿書、烽燧、戍役、稟給、器物、雜事等六項；第三類是簡牘遺文，匯集各式書信。這些書跡的出現(xiàn)，給晚年的沈曾植帶來很大的驚喜，并助其實現(xiàn)“心儀古隸章草”的理想書風。1913年12月，沈曾植致信羅振玉，云：“漢竹簡書，近似唐人。鄙向日論南北書派，早有此疑，今得確證，助我張目”；“今日得正月廿七日書并《流沙墜簡》樣張，展示煥然，乃與平生據(jù)石刻金文懸擬夢想儀型不異，用此知古今不隔，神理常存，省覽徘徊，頓（復）使滅定枯禪復反數(shù)旬生意。……《墜簡》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隸否？續(xù)有印出，仍望示數(shù)紙。余年無幾，先睹之愿又非尋常比也。”[63]他在致謝鳳孫札也表達了急切的愿望，說：“《流沙墜簡》明歲令郎來時寄下為盼，甚思之。價太昂，遂不能再購矣?！?span>[64]

簡牘墨跡的出現(xiàn)何以如此驚動沈曾植？蓋他摸索“古隸章草”多年，苦于一直無處得覓入處。他曾對鄭孝胥說：“薛道祖欲為此體而未成就，宋高宗意亦在此，亦不能佳，知此途徑不易覓也?！编嵉挠^點是“子敬嘗嘆章草宏逸，余又惡草書縱筆有俗氣，故欲以皇象、索靖為歸耳?！?/span>[65]可知，他們探討的是章草。最后所成，鄭不及沈，是否鄭未及時關注到《流沙墜簡》的緣故？

自《流沙墜簡》問世后，沈曾植會通了與碑版書的關系，如在跋《禮器碑》中就說：“《禮器》細勁，在漢碑中自成一格?！魃衬竞喼小冀▏蹅　本推云潴w?！?span>[66]其次，《流沙墜簡》驗證了他對章草以及隸書波磔的認識，說“以波磔別章草，可謂得立論之源。漢晉以下，波磔寑少，或非天然矣。流沙墜簡，所以可貴?！?span>[67]又云：“王珣《伯遠帖》墨跡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簡書相證發(fā)。”[68]至于他如何臨習《流沙墜簡》墨跡？他在《與謝復園書》中透露了消息，說：“《流沙墜簡》，試懸臂放大書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當有合?！?span>[69]

六朝碑版在寫與刻的環(huán)節(jié)上，確是存在著“良”與“劣”的現(xiàn)象。沈曾植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問題。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轉筆勢，粲然畢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飏墓志跋》中提到：“逆鋒行筆頗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齊《使持節(jié)都督元賢墓志跋》中認為“刻手太粗”；在北魏《樂安王元緒墓志跋》中認為“刻工草草”；在《臨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認為“此書甚工，刻乃不稱”；在隋《楊厲墓志跋》中認為“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

不僅如此，他對拓本的精確與否也十分關注，如他認為《國學本定武蘭亭》“極圓潤，而未免輕弱。然刻手極精，纖鋒畢具”；認為《舊拓定本蘭亭》“刻工亦頗能傳之，殆非天水時代良工不辦也”；認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遂致略無神采”；認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書，其墨色拓工俱絕。……鋒穎豐利，真能以刀代筆”；認為《豐存禮小楷普門品》“書法謹嚴，刻尤精絕”等等。正因為他看到了碑版、刻帖背后的刻手問題，晚年的沈曾植打通了碑與帖之間的隔閡，化碑為帖，奇趣橫生。他在《記宋拓秘閣續(xù)帖》中就說：

三、四卷右軍諸帖，使轉之妙不可名，集帖無可擬者?！段浜笪逖浴房谭ㄅc《叡德記》相似，《鹡鸰頌》與《金仙公主碑》相似，唐人《月儀》與《實際寺碑》相似。帖之妙與碑同工，宜劉無言之為山谷，長睿傾服也。

六、關于異體同勢與南北會通

沈曾植對衛(wèi)恒《書勢》中“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纖波濃點，錯落其間”這十六字相當推崇，多次引用。在《護德瓶齋涉筆》中，沈曾植對蔡邕的“異體同勢”與衛(wèi)恒的“古今雜形”作了嫁接，認為“異體同勢，即所謂古今雜形也?！?span>[70]

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故夫物相雜而文生，物相兼而數(shù)賾。[71]

楷之生動，多取于行。篆之生動，多取于隸。隸者，篆之行也。[72]

沈曾植晚年書風“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與上述觀點很有關系。對于“異體同勢”，首先重勢，即在《蔡氏分法即鍾氏隸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纖濃，波點相資，無以呈其意勢。”其次重形，即他認為“逸少學鍾書，最勝處可證得于勢巧形密”；“意巧勢密，官帖中殆無此比，然不能無歐、褚之疑”[73]。他用“勢巧形密”或“意巧勢密”來概括王羲之書法，蓋即其對“異體同勢”與“古今雜形”的理想所在，不僅要做到“勢巧”，還要“形密”。所謂“勢隨筆，體自意，造物之變也”[74]，他對衛(wèi)恒《書勢》中的“奮筆輕舉，離而不絕”一語非常認同，比對他晚年作品的用筆，約略可以推想。“推跡以知情，是在善學者”[75]，“推跡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論方法。

自阮元作《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清代碑學正式形成。此后的包世臣《藝舟雙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皆為其羽翼。《南北書派論》作于嘉慶十六年（1811）七月，離沈曾植出世尚距四十來年。因服膺包世臣，沈對阮氏的“南北書派論”與“北碑南帖論”亦是肯定并推崇其旨。

與阮氏、包氏略為不同的是，沈曾植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南北會通”上，與上述“異體同勢”“古今雜形”相呼應，合成他自己的書學觀，即“物相雜而文生，物相兼而數(shù)賾”。如：

實則南骨即北骨，北韻即南韻。[76]

《校官碑》結字用筆，沉郁雄宕，北通《夏承》，南開《天發(fā)》。[77]

內(nèi)府收王珣《伯遠帖》墨跡，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墜簡相證發(fā)，特南渡名家韻度自異耳?！妒鰰x》云：繩繩宜爾，杰出季琰，露鋒芒而豁懷，傍禮樂而無檢，猶摶扶搖而坐致，超峻極而非險。味此數(shù)語，以觀今跡，覺于南北合離，極有會處?！堕w帖》收珉書多，法護、僧彌，壎篪同氣。由以上溯敬和，亦鍾法之一宗也。[78]

昔嘗謂南朝碑碣罕傳，由北碑擬之，則《龍藏》近右軍，《清頌》近大令。蓋一則純和蕭遠，運用師中郎而全泯其跡，品格在《黃庭》《樂毅》之間；一則頓宕激昂，鋒距出《梁鵠》而益飾以文，構法于《洛神》不異也。[79]

北碑楷法，當以《刁惠公志》《張猛龍碑》及此銘為大宗?！兜笾尽方笸酰稄埍沸⊥?，此銘則由擫外拓，藏鋒抽穎，兼用而時出之，中有可證《蘭亭》者，可證《黃庭》者，可證淳化所刻山濤、庾亮諸人書者，有開歐法者，有開褚法者。蓋南北會通，隸楷裁制，古今嬗變，胥在于此。[80]

《仕德碑》（指《爨龍顏碑》）在宋世，楷法遂多于分法，此中嬗變，極可研尋。[81]

沈曾植論書素重形質與性情的關系，“形質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氣盛，則長短高下皆宜也”[82]。劉熙載在《藝概》中提出：“高韻深情，堅質浩氣，缺一不可為書”，而沈獨取其中的“堅質”[83]，亦足見其所謂“古今雜形”的審美追求，以及他晚年形成“融液屈折、奇峭博麗”書風的根源所在。

與“南北會通”形成縱橫關系相對應的是上下關系的“溯源窮流”，沈曾植在重源流關系方面，于下面五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羅叔韞影拓□氏舊本，此是真面目，筆意風氣，略與《劉玉》《皇甫驎》相近，溯其淵源，蓋中岳、北岳《二靈廟碑》之苗裔。[84]

篆畫中實，分畫中虛。中實莫崇于周宣，而斯相沿其流為櫛針。中虛造端于史《章》，而中郎極其致于波發(fā)。右軍中近實，大令中近虛。[85]

草勢之變，性在展蹙。展布縱放，大令改體，逸氣自豪。蹙縮皴節(jié)，以收濟放，則率更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旭、素奇矯皆從以出，而楊景度為其嫡系?！渡裣善鹁臃ā芳础肚摹分畱彝髸玻缎虏教撛~》亦同步驟，而指力多于肘力，一書于壁，一書于紙也。香光雖服景度，展蹙之秘，猶未會心。及安吳而后拈出，然不溯源率更，本跡仍未合也。偶臨《秘閣》歐帖，用證《千文》，豁然有省。大令草繼伯高，率更其《征西》之裔乎？[86]

刻法帖與仿刻宋、元舊本書籍同例。當具其源流所自，行款題記，一一存真，則古帖之面目不亡，而后之學者亦可據(jù)形跡以追溯神明所自，蓋神明雖妙手不能傳，形跡之傳，非輔以確據(jù)，不能堅后人之信?！对v》《淳熙》兩續(xù)帖，皆刻存圖記，集帖舊法，固如是也?！赌亍房汤钪攪?，《停云》詳墨跡而略石刻，遂開后來草率之慚，《戲鴻》以后，無足論矣。[87]

此碑在北魏書中，字體最為純正，而分勢篆韻，稍稍衰矣。又變而為《等慈寺碑》，趙書模范由此開也。[88]

七、關于臨摹

王蘧?；貞浲砟甑纳蛟睬谟谂R帖，“嘗見其齋中所積元書紙高可隱身”[89]。這與目前沈氏晚年傳世作品情況相符合的，就溫州市博物館所藏的19件作品中，就有臨《魯大司徒匜》、《取膚盤》、《周宒匜》、《黃中匜》（合臨于一扇面）、《溫泉銘》、《急就章》、《月儀》《右軍帖》、《齊侯中罍》等7件作品。浙江省博物館亦藏有多件沈氏晚年的臨書之作，計有臨《歐陽詢張翰帖》《率更帖》《淳化閣帖》《瘞鶴銘》《永興帖》《二爨》及臨李北海書等十來件。并有臨《鄭道昭碑》《爨寶子碑》殘作，分別由陳伯衡、高振霄補臨全。加上嘉興市博物館、平湖市博物館、西泠印社等機構均藏有沈曾植晚年臨書之作，足可證其晚年勤于臨帖的事實。

沈曾植在《與謝復園書》中云：“吾嘗以閣下善學古人為不可及，今忽曰以臨古為大病，此何說耶?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亦單薄寡味。如此，便是自尋墮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庾亮、謝安石亦有擬法。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隉不安也?！?span>[90]此信約作于1917年后，亦可證沈氏晚年對于臨書的看法。

▲ 隸書臨《爨寶子碑》軸  沈曾植  嘉興博物館藏

而沈曾植早年所錄《護德瓶齋涉筆·梁山舟論書》云：“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以是刻舟求劍，得古人書，如兒寫仿本，就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否?……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拙，似我者偽’，故為世之向木偶求舍利下一針砭?！庇衷疲骸昂媚」盘我苑丛拼蟛?span>?要知當臨摹時，手在紙，眼在帖，心則往來于帖紙之間，如何得佳？縱逼肖，亦是有耳目、無氣息死人。至于臨摹既久、成見在胸，便欲揮灑、反不能自主矣?！?span>[91]雖僅僅是收錄梁山舟論書語，不評一語，推其意，或有認同梁氏“刻舟求劍”之說，否則，不會一錄再錄。然沈曾植晚年如此執(zhí)著于臨摹，大概是覺今是而昨非。早歲偏見，暮年圓通，變化之跡，約略可推。

關于臨帖的經(jīng)驗，沈曾植大多是回答學生的提問，或是教育兒子沈慈護時所闡發(fā)的。前者以答謝鳳孫問次數(shù)最多，如“《流沙墜簡》，試懸臂放大書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當有合?！薄啊洞箪唷啡欠址?，而分法又非今世寫隸書者觀念所及?！薄皩憽多嵨墓?，當并參《鶴銘》《閣帖》大令草法，亦一鼻孔出氣。形質為性情之符契，如文家之氣盛，則長短高下皆宜也。”“書則行楷筆法，當截分兩途，學《信行》絕無入處，不知仍須裴、柳，乃能褚、薛也?！?span>[92]“魯公書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筆訣，嗣法河南，所謂厭家雞欣野鶩者耶？然如此碑結體，固不能與《裴鏡民碑》絕無瓜葛也。此拓精絕，于用筆勁媚處，點畫縈拂，綽綽可尋，絕非剜后禿木者可比。”[93]“楷法入手從唐碑，行草入手從晉帖，立此以為定則。而后可以上窺秦漢，下周近世，有本有文，折衷眾說耳?！?span>[94]

沈曾植答龍松生問，前后四次，已經(jīng)整理成文，很有參考借鑒價值，迻錄如下：

第一次答問：

學顏者不參于褚不靈。學古人者必求其淵源所自，乃有入處。

劉文清出于董。何子貞從董破觚為圓、削繁成簡語悟入，是張得天變相，亦董系也。完白行書，承其家學，從陳香泉來，亦間接受董影響。故董為近代書學大宗，《畫禪室隨筆》及《倪家雜記筆法》，為書家之宗門武庫?！端囍垭p楫》，由二書而更上一層者也。

指腕兼用之妙，實董發(fā)其端。由南帖而入北碑，則陳香泉為先覺者也。

第二次答問：

問：古人筆法相承之故，于何知之？

答：先看《書苑菁華》。從唐人議論研究則知古，從宋人議論研究則知今。以唐碑證唐人議論，以漢碑證漢人議論。筆法所由來，了然可睹。

問：米書是否從河南得力？

答：米老實出唐文皇，河南亦承文皇骨力之旨。

問：蘇書前人謂出王僧虔。然否？

答：觀唐末人寫經(jīng)，可知蘇書之由來。其各種筆妙，則學識之不同也。蘇書非出僧虔，實與之暗合。

問：黃書是否從魯公得來？

答：黃書沿宋初周越二蘇來，悟于《鶴銘》。

問：蔡書從何人來。

答：蔡亦祖習西臺二蘇，遠接楊風子，上希魏晉，故書品在北宋最高。

問：安吳謂右軍外拓，大令中含。與米老所言孰優(yōu)？

答：米老言其跡，安吳言其心。兩說相資，在學者之善悟。

問：米書驟睹，覺其縱逸。細驗之，則筆筆回顧中心。何也？

答：說米書不為無見，卻須知與古異處。

第三次答問：

問：唐人懸臂書者眾否？

答：唐人能運臂，而不以懸臂名者甚多。所講求皆有（“皆有”可能是衍文）皆在筆法字勢耳。顛素草非懸臂不辦，未嘗以懸臂自矜也。惟張從申有運臂之跡，不為當時所重。

問：以冥想得古人意象，以臨寫求古人筆法。然終蔽者，何也？

答：此事總須有悟境。悟境或遲或速不可知，要在求之疊疊不已。吾子書學優(yōu)于書才，書學一年當有悟境，書法有成當在三年以外，中間需經(jīng)過幾多甘苦在。

問：華亭、枝山，當時并驅。安吳服膺華亭，最為確論。究竟華亭自何人得筆？

答：華亭冥悟筆法，不言得自何人，能自立宗。枝山未脫趙系也。近代論書，大都祖習華亭。

問：完白、安吳，篆隸行草，從何人得來？安吳筆力似較弱。

答：完白行草家法，來自陳香泉，其得力在篆筆雄健洞達。安吳筆本弱，純以草法為運用。

問：襄陽謂歐虞褚柳顏書皆一筆書，其論當否？

答：襄陽掀北宋西臺、君謨之局，一筆書指諸公，蓋自詡八面鋒也。此老狂言，如謂顏魯公筆頭蒸餅大，豈可執(zhí)著？

第四次答問（辛酉九月十七日）：

問：前人論書，皆忌平直，謂如算子。近人論書，皆言平直，即劉融齋亦謂古人橫成橫，豎成豎。何也？

答：橫平豎直，習書定則。有橫直而無筆勢運之，則書家所忌耳。經(jīng)生寫經(jīng)，三館應奉，精則精矣，如行款工而書勢泯絕何？所以有算子之譬。右軍《黃庭》《曹娥》《畫贊》，何嘗不用當時寫經(jīng)行款，而驚鴻舞鶴，天際翱翔，筆勢洞精，又何嘗不橫是橫，豎成豎乎？若行草破觚為圓，削繁成簡，正別有不橫不直以成橫直、以運橫直者，此其淵源甚遠。蔡邕《篆勢》，衛(wèi)恒《隸勢》，熟讀精思，自當有悟入處。悟后則周金漢石，一一可與羲獻顛素草作證。有大志愿，得大自在，正恐前賢畏后生耳。

問：盧肇謂“永字八法”乃點畫耳。是此尚未盡書之要矣。

答：“永字八法”止是閭閻書師舉隅之例，安吳鑒之使深，遂成一家之旨。彼傭書糊口者豈能？

問：書分中含外拓，上源篆隸。然否？

答：中含本篆，外拓本分，舊說也。鄧氏以拓入篆，謂之《神讖》。伊氏以含入分，謂之《鄐君》。勢隨筆，體自意，造物之變也。何常之有？

問：《東觀余論》謂草書有波磔者乃是章草，非此但謂今草。然否？此公辨《閣帖》真?zhèn)稳绾危?/span>

答：黃論《閣帖》，真確有據(jù)依，非僅精識。以波磔別章草，可謂得立論之源。魏晉以下，波磔寑少，或非天然矣。流沙墜簡，所以可貴。

問：筆貴饒左，何也？崔子玉謂抑左揚右，望之若欹者，即今之所謂側耶？隱居近左虛右。何謂近？

答：左右抑揚，在八分痕跡顯然。隸破篆而為觚，饒左者天然之然，非有意為之也。以《王基》斷碑校鍾書，會通斯在。崔之抑揚據(jù)分書，陶之近虛據(jù)今隸。

問：《筆陣圖》執(zhí)筆，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行草去三寸一分。安吳謂執(zhí)筆欲近，陳簠齋謂近則不能提頓。究竟高下行草之間，是有不同否？

答：專意提頓者，不妨稍高。專意橫直者，略低為是。其實運臂非高，勢不生；運指腕太高，勢亦不生也。

問：字一寸，蹲七厘，捺九厘，盡一分清勁減三。此法何人書易求之？

答：此亦書師口訣，太抵據(jù)顏、柳言。

問：夫用側筆則病鋒在于陽，毫在于陰。欲免此病，當如何行之？黃小仲“始艮終乾”，乃左右牝牡相得，解之殊難。

答：側筆之妙，在陰陽不離乎中。始艮終乾，不解無礙。

問：吳山子非用筆尖直下，但言平鋪。平鋪固書之要妙，若遂以筆尖直下為非，或有不盡者乎？

答：筆直下而毫平鋪，是生神力，完白后無第二人。

問：慎伯言逆入平出。何古人獨多反收者？

答：反收者，平出之跡也。

問：《書訣》謂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形勢遞相掩帶。所謂裹筆，豈即此耶？

答：以覆下承上釋裹筆，亦一新意，可適用于變化時。

問：右軍謂作點須懸手為之，即懸臂否？

答：懸腕手亦懸，何必定懸臂。

沈曾植主張古今融合，南北相濟，以期相生相發(fā)的境界。非有書法家之真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謂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書寫之情，處于同一境界，神與之游，發(fā)而為論則無隔閡矣。

丨注釋丨

[1]《海日樓書法答問》。

[2]陳衍：《沈乙盦詩序》。

[3]番禺黃蔭普憶江南館珍藏《近代名人翰墨》。

[4]參見龍松生：《海日碎金后記》。

[5]原為沈曾植批校劉熙載《藝概》評語，經(jīng)龍松生輯錄，改名為《海日碎金》。

[6]轉引自王蘧常：《沈寐叟先師書法論提要》，載于中國香港《書譜》總第五十五期。

[7]《護德瓶齋涉筆》。

[8]《菌閣瑣談》。

[9]同上。

[10]《海日碎金》。

[11]《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

[12]《海日樓題跋》卷二。

[13]《海日樓書法答問》。

[14]同上。

[15]指馮班。

[16]指阮元。

[17]同[10]。

[18]吳德旋：《初月樓論書隨筆》。

[19]同[10]。

[20]《海日樓遺墨》。

[21][22][23]同[13]。

[24]同[10]。

[25]劉熙載：《藝概》。

[26]同[10]。

[27]參見戴家妙：《〈寐叟題跋〉研究》，第五章，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5年版。

[28]《圣教序跋為謝復園題》。

[29]《舊拓圣教序跋》。

[30]同上。

[31]《菌閣瑣談·文皇率更傳六代之筆法》。

[32]《宋拓稧帖九種跋》。

[33]同[13]。

[34]參見《〈寐叟題跋〉研究》第五章論述及所列圖版。

[35]《寐叟題跋》。

[36]同[10]。

[37]《海日樓遺墨·草書臨書譜跋》。

[38]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條。

[39]《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王國維1916年7月27日致羅振玉信。

[40]《北京瀚海2006年春季拍賣會圖錄》。

[41]《憶沈寐叟師》。

[42]《海日樓札叢》。

[43]同[13]。

[44]《東陽本蘭亭敘跋》。

[45]《舊拓定武蘭亭跋》。

[46]《全拙庵溫故錄》。

[47]《菌閣瑣談·蔡氏分法即鐘氏隸法》。

[48][49][50][51][52]同[8]。

[53]《漢校官碑跋》。

[54]《菌閣瑣談·王基碑跋》。

[55]同[10]。

[56]《寐叟題跋·敬使君碑跋》。

[57]《寐叟題跋·高湛墓志跋》。

[58]《菌閣瑣談·張猛龍碑跋》。

[59]《寐叟題跋·崔敬邕墓志跋》。

[60]同[42]。

[61]《與謝復園書》。

[62]參見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63]1914年2月3日沈曾植致羅振玉書札，參見《沈譜長編》。

[64]番禺黃蔭普憶江南館珍藏《近代名人翰墨》。

[65]《鄭孝胥日記》1914年９月24日條。

[66]《海日樓札叢》卷八。

[67]同[13]。

[68]《菌閣瑣談·王珣帖跋》。

[69]同[6]。

[70][71][72]同[66]。

[73]《寐叟題跋·至寶齋帖右軍章草跋》。

[74]同[10]。

[75]《松江急就章跋》。

[76]同[10]。

[77]同[42]。

[78]同[8]。

[79]《張猛龍碑跋》。

[80]《敬使君碑跋》。

[81]《仕德碑跋》

[82]同[61]。

[83]同[10]。

[84]《張黑女墓志跋》。

[85]同[8]。

[86]《全拙庵溫故錄》。

[87]《式古堂法帖跋》。

[88]《魏故營州高君之碑跋》。

[89]同[6]。

[90]《近代名人翰墨》。

[91]同[66]。

[92]以上見《與謝復園書》。

[93]《多寶塔碑跋為謝復園題》。

[94]贈沈慈護《宋拓閣帖跋》。

本文編輯丨《西泠藝叢》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