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復(fù)興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在宋初已是聞名天下的四大書院之一。但自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廢毀之后，竟然僅存瓦礫榛荊、茂草荒丘，屋宇損其七八，遺跡難辨了。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受命差知南康軍。上任伊始，即出榜征詢有關(guān)陶潛、劉渙、洪氏義門雷塘書院，以及白鹿洞書院遺址，以便“別行措置”。榜文稱：“按圖經(jīng)，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有舊額，后乃廢壞，未悉本處目今有無屋宇?！?/font>
同年秋天，朱熹親自察看了白鹿洞書院遺址?？吹侥抢锷角嗨悖撵o清雅，“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確是一處隱居、讀書、講學、著述的好地方，于是斷然決定盡快加以修復(fù)。隨即發(fā)牒分派軍學教授、星子縣知縣籌措興復(fù)事宜，并上書朝廷，奏明復(fù)興的理由和計劃。他在奏折中指出：
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修葺。至于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跡，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jīng)書，所以教養(yǎng)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fù)興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傳于后世。尤長民之吏所不能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
(《白鹿洞書院志》卷二)
朱熹的奏議，最初并未引起皇帝重視，于是再次呈奏。奏文反復(fù)強調(diào)復(fù)興白鹿洞書院的意義和理由。
考此山(指廬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shù)，兵亂之余，次第興葺，鮮不復(fù)之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荊榛。雖本軍(指南康軍)已有軍學，足以養(yǎng)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nèi)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彝倫，談空說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樂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然則復(fù)修此洞，蓋未足為煩。
(《白鹿洞書院志》卷二)
今老佛之宮遍滿天下，大都至逾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shù)十，而公私增益，其熱未已。至于學校則一郡一邑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fù)有。盛衰多寡之相絕，至于如此，則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
(《白鹿洞書院志》卷二)
朱熹奏文，在反復(fù)申訴復(fù)興書院的理由和愿望中，字里行間，流露出對朝廷和各級官府只重佛道，關(guān)心寺觀，而尊儒不力，忽視書院的委婉批評。同時對佛道泛濫、寺觀遍立而危及儒學地位的狀況深感不安，從而表達出決意與之抗衡的緊迫感和焦慮心情。
朱熹的建議和計劃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反而遭到了譏笑和反對，“朝野傳喧以為怪事”。
盡管如此，朱熹仍然沖破各種阻力，依靠地方力量著手進行修復(fù)工作。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三月，僅僅用了半年時間，書院初步修復(fù)。朱熹率領(lǐng)軍、縣官員同書院師生一起，祭祀先圣先賢，舉行了開院典禮，講授《中庸首章》。
朱熹在南康任職期間，為白鹿洞書院修建屋宇十余間，并擬定了修建禮圣殿(大成殿)和擴大齋舍的計劃。
朱熹認為購置學田，是書院維持和進一步發(fā)展的“久遠之計”，所以十分重視學田建設(shè)，制定了購置學田的計劃，并籌集了部分資金。
朱熹還通過多種途徑為書院收集圖書。白鹿洞書院修復(fù)后，朱熹曾向南康軍各官府衙門發(fā)布文告征集圖書。收集到的圖書，有的加上跋語，有的刻石為記，以便久存。當時清江劉仁季曾將其先人所收藏的《漢書》四十四通贈送給朱熹，朱熹遂轉(zhuǎn)送新落成的白鹿洞書院，“使之藏之，以備學者看讀”。
朱熹在修復(fù)和主持白鹿洞書院的工作中，有兩個舉措影響最大。
其一，親手擬訂《白鹿洞書院揭示》，也稱《白鹿洞書院教條》、《白鹿洞書院教規(guī)》、《白鹿洞書院教約》、《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對書院教育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白鹿洞書院揭示》總結(jié)前人創(chuàng)辦書院的寶貴經(jīng)驗，又吸收了佛教禪林清規(guī)的長處，明確了辦學宗旨、培養(yǎng)目標、為學之要、待人接物、應(yīng)事處世的基本要求，形成相當完整的書院建設(shè)綱領(lǐng)性規(guī)章。成為當時和后世書院爭相仿效和履行的標準化規(guī)約。
《白鹿洞書院揭示》本文內(nèi)容如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
而其所以為學之序，亦有五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朱文公文集》)
《白鹿洞書院揭示》不僅成為南宋書院的統(tǒng)一學規(guī)，而且成為元、明、清各代書院學規(guī)的范本，甚至各級各類官學也“一以白鹿洞學規(guī)為諸生準繩”。白鹿洞書院也名聲大振，并進一步強化了朱熹復(fù)興白鹿洞書院的意義。
其二，朱熹親自主持、主講白鹿洞書院。并聘請名流學者到白鹿洞書院講學，使書院講學的特色更為突出、鮮明。
書院教學突出地體現(xiàn)出教學與學術(shù)研究相結(jié)合的特點。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不再重復(fù)傳統(tǒng)經(jīng)學教學的舊模式，不以章句訓詁、名物考證、文辭聲韻的雕鑿為主旨，而是究明義理，求得德行道藝之實。將理學研究的成果變成書院講授的內(nèi)容。匯集了朱熹畢生研究成果的《四書集注》，正是朱熹在白鹿洞書院邊講授、邊修訂的?！吨杏故渍隆?、《大學或問》、《論孟精義》即是朱熹理學研究與白鹿洞書院講堂講義融為一體的結(jié)晶。朱熹講學并非逐經(jīng)按班講授，而是經(jīng)過整理、詮釋、歸納成講義，特別強調(diào)將研究所得以講義、筆札、語錄等方式傳授給學生。
書院教學重視質(zhì)疑問難，討論爭辯。朱熹一向提倡讀書要有疑，疑漸漸解方是進步。在教學中鼓勵、引導學生發(fā)現(xiàn)疑難，經(jīng)過討論、爭辯，解除疑難。所以質(zhì)疑問難，討論爭辯貫穿整個書院教學的全過程。據(jù)記載，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zhì)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質(zhì)疑問難、討論爭辯成為白鹿洞書院講學的特色，也成為南宋書院講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為后世書院所遵循沿用。明代王陽明曾到白鹿洞書院講學，“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即答”。清代仍沿此傳統(tǒng)，“每日升堂會講，主洞官先講，或諸生復(fù)講，最后有疑者，以次升問，即問即答”。
書院教學強調(diào)學生自學讀書。朱熹認為學問靠自己積累，義理靠自己探索，教師只能做個“引路的人”，只能起到“示之于始，正之于終”的作用。不能代替學生自學。他反復(fù)強調(diào)：“讀書是自己讀書，為學是自己為學，不干別人一線事，別人助自家不得。”他把學習比喻為飲食：“不能只待別人理會，安放自家口里?！敝祆涫痔孤实馗嬖V學生：“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yǎng)。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個引路的人，做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痹谥祆涞某珜?，以自學讀書為主的書院教學傳統(tǒng)得到進一步發(fā)揚。
書院講學實行開放式。白鹿洞書院的教學除朱熹本人親自主講及本院教師講授外，還邀請院外名流來院講學。聽講者除本院師生外，非本院人士也可前來聽講。不同學派的學者也可同在書院講學，以便引起爭辯，促進學術(shù)的交流。朱熹和陸九淵曾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鵝湖之會展開過公開的學術(shù)論爭。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即白鹿洞書院剛剛修復(fù)之時，朱熹竟親自誠懇邀請陸九淵到書院講學。陸九淵也高興地接受邀請，在白鹿洞講《論語》“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勉勵師生“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不要“惟官資尊卑，祿廩厚薄是計”，要“專志乎義而日勉”，“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并盛贊朱熹復(fù)興白鹿洞書院之舉，是“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甚篤矣”。朱熹深受感動，一再表示：“熹當與諸君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辟澷p陸九淵“說得這義利分明”，“今人見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陸象山年譜》)。朱熹將陸九淵的講義，刻石永存，以警學者。據(jù)后人記載：“陸子靜(九淵)登白鹿講喻義一章，環(huán)而聽者千人，田夫野老有聞而泣者。”聽講者達千人之眾，其中還有“田夫野老”正是白鹿洞書院教學開放性的有力證明。此外，朱熹得意弟子和女婿黃榦在白鹿洞書院講《易經(jīng)》“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子云集”。
正是由于朱熹盡全力復(fù)興白鹿洞書院，傾心于白鹿洞書院的教學和管理，使白鹿洞書院名聲大振，影響劇增，從而帶動和促進了南宋書院的勃興。
(2)朱熹親自創(chuàng)建書院
朱熹不僅熱心修復(fù)原有的書院，而且親自創(chuàng)建書院，從事學術(shù)研究和講學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有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
寒泉精舍
寒泉精舍在閩北建陽縣城西20余里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陽，名為“寒泉塢”。
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朱熹母親祝氏病卒，葬于此。朱熹返里守墓，在墓旁筑室，匾額為“寒泉精舍”。
朱熹在寒泉精舍邊著述，邊講學，又會友聚徒，前后達八年之久。
據(jù)朱子年譜記載，朱熹在寒泉精舍完成一批重要的理學著作，如：《家禮》、《論孟精義》、《通鑒綱目》、《八朝名臣言行錄》、《太極圖解》、《通書解》、《程氏外書》、《伊洛淵源錄》等。還與呂祖謙合作，撰成《近思錄》。
寒泉精舍同時也是聚徒講學的書院。朱熹的首批門徒就是由此開始從其問學求教，其中最著名者就有黃榦。
寒泉精舍時與云谷精舍并稱，也有直稱為云谷書院者。后世為紀念朱熹，對云谷書院還屢有修葺。
寒泉精舍實際上是朱熹書院教育生涯的第一次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
武夷精舍
武夷精舍在崇安縣(今福建武夷山市)武夷山的五曲大隱屏峰下。
朱熹幼年喪父后，曾隨母定居崇安五夫里，從學于劉子羽、劉勉之、劉子翚〔hui揮〕和胡憲。劉子翚常帶朱熹到武夷山，講習于水簾洞處。劉氏為游覽之便，曾在下梅置田200畝，設(shè)歇馬莊。劉氏族人劉中還建水簾講堂(或稱瑞樟書院)。武夷山的自然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給朱熹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憶。朱熹在任職同安縣主簿歸來奉祠家居十幾年中，又在武夷山建家山堂，潛心著述和講學。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呂祖謙來訪時，在寒泉精舍共商編訂《近思錄》，完成后邀諸友同游武夷山，曾刻石留念。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被調(diào)離剛?cè)温氁荒甑奶崤e兩浙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遷臺州主管崇道觀，實際是貶回武夷山。朱熹即在武夷山大隱屏峰下五曲之旁，建武夷精舍。朱熹親自擘畫，“使弟子具畚鍤，集瓦木，率相成之”，當年四月即告完工。
據(jù)史料記載，武夷精舍面溪背山，占地三畝許，在隱屏峰下兩麓相抱之中有屋室三間，名為“仁智堂”，堂之左右各一室，左謂“隱求室”，朱熹的住所；右為“止宿寮”，為待客之用。山麓外有一山塢，以石累為“石門塢”，塢內(nèi)為生徒群居之所，稱“觀善齋”。外有墻門，匾額“武夷精舍”。朱熹自記稱：“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之友來者亦甚眾，莫不嘆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朱文公文集·武夷精舍雜詠詩序》)
武夷精舍完全由朱熹親自籌措，門人弟子自己動手，不靠任何官府資助而成?？梢钥醋鍪侵祆湓趧倓倧?fù)興白鹿洞書院兩年后的又一影響巨大的舉措。
朱熹在武夷精舍著述講學六七年之久。完成了又一批理學著述，如：《易學啟蒙》、《小學》、《中庸或問》、《中庸章句》等。
朱熹去世后，武夷精舍作為家塾式書院，由其子朱在、其孫朱鑒相繼“葺而廣之”。監(jiān)司潘友文、彭方尚撥公田以贍學者。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知縣陳樵子和熊蒙正、詹樞云等對其進行重建，擴大其規(guī)模，更名為書院。景定年間(公元1260—1264年)朝廷設(shè)山長以教邑士，理宗賜匾額。咸淳年間(公元1265—1274年)程若庸任武夷書院山長。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朝廷命有司再次擴建屋舍，建古心堂，并更名為紫陽書院。之后不少學者來此或就近筑室建堂，讀書講學，如：游九言、劉瀹〔yue月〕、蔡沈、蔡抗、熊禾等。武夷山遂成為理學名山，閩北一帶成為南宋書院比較集中之地，有“道南理窟”之譽。
竹林精舍
竹林精舍在建陽縣城西五里。早年朱熹之父朱松“愛其山水清遽，欲卜居未果”。朱熹晚年念先父之志，欲定居于此。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離漳州之任回建陽，在原考亭買舊屋，重加修繕，構(gòu)筑新居，宅旁建一藏書樓。不久，朱熹調(diào)赴潭州之任。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朱熹離任歸里，在藏書樓之東建竹林精舍，為居家講學之所。
竹林精舍成為朱熹晚年聚徒講學之所，其門人高足多聚此講論。《朱子年譜》稱：“先生晚歸，學者甚眾，至是精舍落成。”朱熹在竹林精舍仍沿用《白鹿洞書院揭示》。他身處逆境，不忘著述、授徒，講學不息，學生遠自川蜀，慕名來學。朱熹去世后，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理宗賜額竹林精舍改名“考亭書院”。
由上可見，朱熹一生始終關(guān)注書院教育，利用一切機會從事書院教育的實踐。創(chuàng)辦書院，以書院為基地研究理學、培養(yǎng)人才成為朱熹從事教育活動的主要形式，也因此，朱熹與南宋書院的勃興關(guān)系至為密切。
(3)朱門弟子與南宋書院
朱熹的門人弟子眾多，有姓名可考者達數(shù)百人。許多人為傳播朱熹的思想學說建書院或執(zhí)教于書院。他們是南宋中后期書院蓬勃發(fā)展的重要社會力量。
黃榦與書院教育
黃榦為朱熹首批弟子之一，追隨朱熹20余年，“聞其言論，觀其舉指”，堅守師說，始終不二。他通過書院傳播朱學，對南宋書院的勃興有重要影響。他在閩贛地區(qū)建多所書院。如：龜峰精舍在建陽城內(nèi)，后改為環(huán)峰精舍。嘉定間，黃榦在此講學著述。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其子曾對精舍加以修整擴建。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理宗賜環(huán)峰書院額，并詔立祭田。又如：潭溪精舍在建陽崇奉里。淳熙十六年(公元1190年)黃榦曾建草堂于此，朱熹由建陽赴云谷途中，常在此停留休息，并為草堂題名為“潭溪精舍”。還有莪峰書院，在撫州臨川城(今撫州市)內(nèi)。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黃榦知臨川縣時捐俸與李壁同創(chuàng)書院，黃榦親自講學其中。再如：高峰書院在臨川軍新淦縣城東，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黃榦知新淦，次年建書院，并講學其中。
建陽蔡氏父子與書院教育
蔡元定，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自幼受理學陶冶，聞朱熹之名，前往求教，朱熹以友人對待他。乾道年間(公元1165—1173年)，朱熹在寒泉建精舍，蔡元定在西山建精舍，同在建陽崇奉里，往來論講甚為方便。據(jù)記載，寒泉精舍與西山精舍遙相對峙，兩人分別在精舍建燈臺，晚上懸燈相望，燈明則無事，燈暗則有疑，約次日相聚研討，兩人經(jīng)常對榻講論諸經(jīng)奧義，每至夜半。四方之士來從朱熹學者，往往先從蔡元定質(zhì)正。朱熹十分贊賞蔡元定的人品和學識，稱其“處家，以孝悌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末，自源而流，聞?wù)吣慌d起”(《宋元學案·西山蔡氏學案》)。朱熹讀書常與其相互切磋，著述常與其共同參改。
蔡元定之子蔡淵、蔡沅、蔡沈，皆師事朱熹。蔡元定逝世后，其子繼其父業(yè)，蔡淵主持西山精舍。寶祐三年(公元1255年)理宗御書“西山”二字，又賜廬峰書院額。
饒州朱門弟子與書院教育
朱熹在江南東路饒州一帶弟子眾多，大多繼承朱學，建書院教誨后學。如：朱熹門人金去偽，在饒州鄱陽縣建鄱江書院，不就官，不著書，專心在書院講學，傳播朱學。又如：程端蒙，在饒州德興縣建蒙齋書院，著有《性理學訓》一書，深得朱熹贊賞。董銖，講學于建盤澗書院，著有《性理注解》一書。程端蒙、董銖合訂《學則》，將朱熹手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具體化，并應(yīng)用到初級教育階段，《學則》要求：凡學者必嚴朔望之儀，必謹晨昏之令；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jié)，出入必??；讀書必專一，寫字必楷敬，凡席必整齊，堂室必潔凈，相呼必以齒，接見必有定；修業(yè)有余功，游藝有適性，使人莊以恕，學必專所聽。朱熹對此《學則》十分肯定，親自為之作《跋》，加以宣揚推廣。后世書院多以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和《程董二先生學則》同時并立為師生必遵之條規(guī)。再如：饒州余干有柴氏一族建書院傳朱學。柴元裕建松岡學舍，仿白鹿洞書院規(guī)制，學以窮理盡性為本，四方來學者眾多。柴中行建南溪書院講學，數(shù)百人出其門下。余干還有李伯玉致仕歸里，建斛峰書院講學，并聘請其他學者前來講論。余干趙汝愚曾在東山書院講學，其子趙崇憲又建忠定書院，皆傳朱學。
饒州地區(qū)成為朱熹學說傳播和發(fā)展的重要基地，多賴其門人弟子廣建書院講學授徒，擴大了影響。
信州陳文蔚與書院教育
陳文蔚經(jīng)同鄉(xiāng)余大雅引見，于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前往崇安寒泉精舍師事朱熹門下，深得朱熹賞識。陳文蔚畢生從事教育事業(yè)，先后在饒州州學、信州州學、袁州州學、豐城龍山書院、宜春南軒書院、景德鎮(zhèn)雙溪書院和白鹿洞書院、鉛山鵝湖書院講學。陳文蔚在雙溪書院講學時，訂有《雙溪書院揭示》，仿《白鹿洞書院揭示》并加以具體化：
文蔚聞之，為學之道，無如收放心，以講明義理。端莊專一，整齊嚴肅所以收放心。親師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講明義理。茍身居一室之內(nèi)，心馳萬里之外，雖日親方冊，口誦圣言，亦欺人耳，于已實何益哉！朋友相聚，識性昏明固有不同，雖曰不同，其間豈無一得。講明義理，互出己見，終有一個是底。既曰是，雖圣賢復(fù)生皆不能外，安得而違之。日夕相聚，講說愈多，聞見愈博，未說到貫通處，亦足以為會文之益也。為諸友計，切須收斂身心，務(wù)在端靜。以放縱四支馳鶩紛華為戒，則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讀書為文，義理自明，工程自進。況又得師友之益，有講論之功，相觀而善，相資而成。由此而進，古人事業(yè)不難也，況課試之余乎！惟自近世以來，朋友道弊，群居之時，笑侮戲謔，面諛背毀，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氣相陵，以能相矜，無朋友相愛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人，音問不通，慶吊不講，利患不共，是無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際已無情義。莫非茍且，況已離群，其藐然不相恤也，宜矣。豈知朋友之道，在人倫五者之列，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并行于天地方間。朋友可廢，則五者亦可廢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竊憂之。是以愿與諸君共篤此義。諸君茍然念此，則鄉(xiāng)之所設(shè)學規(guī)者，益亦大為之防，是不足于相浼，然出此則入彼矣，諸君其體之。
陳文蔚居家講學處，號為“克齋”，又訂有《克齋揭示》。其要點有四項：
a
“入則孝，出則弟?！薄叭酥⑸?，莫先于孝弟，蓋孝弟為人之本。人所以戴天立地而異于物者，以其親親長長而有是良心故也。茍以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則無以為人矣?！?/font>
b
“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薄坝懈缸尤缓笥芯肌８缸?、君臣，人倫之首，故為人臣子者，事父必以孝，事君必以忠。然則不孝則不能忠……事君不忠，皆源于事父不孝也。忠孝立身之大節(jié)，于此二者一有缺焉，則不足以立身?！?/font>
c
“居處恭，執(zhí)事敬，與人忠?！薄笆侨咝奚怼?yīng)事、接物之要。人之處世，忠孝固其大節(jié)，然不能不應(yīng)事，不能不接物。臨事貴乎不忽，待人貴乎盡己。應(yīng)事接物各得其道，則于事無失，于物無忤。要之二者又自修身以始?！?/font>
d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薄笆俏逭吒F理力行之目?！薄皩W、問、思、辨乃窮理之事。為其窮理，故能力行。修身之道功夫?qū)嵲谟诖?。蓋不窮理無以知其事之當然，不力行則無以遂其志之決然。雖欲修身，不可得矣。然力行，又以窮理為先。窮理之目有四，而力行則一言而足。蓋修身，窮理之功為多，而力行則行其所知而已。故修身非窮理力行有所不能，忠孝非修身有所不能，以是而應(yīng)事接物，未有不盡其情矣?！?/font>
陳文蔚明確指出，他所擬訂的學規(guī)正是依據(jù)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而略加發(fā)揮而成。他說：“近世學規(guī)朱先生揭之于白鹿洞書院已盡之矣。今撮其緒余以告來學之朋友，便知立身之大節(jié)，修為之次第……如右數(shù)條當相與共守之?！?《陳克齋集》)
在朱熹門人中，將朱熹有關(guān)書院教育的思想和經(jīng)驗，付諸實踐，并有所發(fā)揮者，陳文蔚之表現(xiàn)最為突出。
浙東朱門弟子與書院教育
浙東一帶陸九淵門人弟子為眾，傳播較廣。朱熹門人也頗有影響。著名者有輔廣、陳埴〔zhi直〕、杜煜等人。
輔廣，曾從呂祖謙學，后又入朱熹門下，曾親赴武夷山三月而返。奉祠歸里，建傅貽書院于浯溪，以傳習朱學為己任。
陳埴，先師葉適，后師朱熹。主講于明道書院，并任山長。雖宗朱學，又雜有陸學。
杜煜，師事朱熹10余年。與其弟杜知仁同學于石墪。石墪曾建觀瀾書院于臨海，傳播朱學。
南康軍朱門弟子與書院教育
朱熹任南康軍守，復(fù)興白鹿洞書院，南康地區(qū)，朱熹門人不少，也多建書院或講學于書院之中。
彭蠡[li離]，朱熹守南康時，曾經(jīng)親自面出疑義，向朱熹問難質(zhì)難，得辨析甚精之教。晚年于南康軍都昌縣立石潭精舍，聚徒講學，名盛四方。
馮椅，受業(yè)朱熹于白鹿洞書院，退居故里，著述講學。長子馮去非，次子馮去疾，皆建書院，隱居讀書講學。
南康軍建昌縣(今江西永修縣)有呂氏五兄弟，同游朱熹之門，學成隱居不仕，建鄉(xiāng)山書院讀書講學，號稱“朱門五賢一家”。呂炎、呂燾還會同周模、蔡念成、余宋杰、胡泳、李燔等人，聯(lián)合眾多朱門弟子在康郡廬組成“聯(lián)講會”。惟先生書是讀，每季集會一次，到期集于主持者之家，往復(fù)問難，相告以善，有過失規(guī)正之，歲月寢久不少患，集中來會者常十七八人。這是有書院講會形式開端，至明代發(fā)展成書院講學的主要形式。
上述材料，充分表明，朱熹對南宋書院的勃興，影響極大，不僅自己創(chuàng)建書院，復(fù)興白鹿洞書院，而且他的門人弟子也在各地廣建書院。南宋時期，江西、福建、浙江書院繁多，特別是江西、福建的書院大多與朱熹及其門人弟子熱心創(chuàng)辦有關(guān)。朱熹及其門人弟子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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