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獨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體是隱士。自古以來，不僅隱士人員眾多，而且對于隱士的稱謂也紛紜復(fù)雜。按照蔣星煜在《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的統(tǒng)計，自堯舜時代一直到民國期間，各種文獻中有記載的隱士不下萬余人，而其中事跡歷歷可考者也數(shù)以千計，其名稱則主要有隱士、高士、處士、逸士、幽人、高人、處人、逸民、遺民、隱者、隱君子等十一種之多。以上這些名稱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隱士，所以隱士的稱呼也最為流行。
隱居與隱士
隱士據(jù)說早在堯舜時代就已經(jīng)有了，晉皇甫謐著《高士傳》記載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從帝堯時期的被衣開始講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幾位隱士都是傳說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確切記載的隱士是春秋時期的老子。與此相一致，最早關(guān)于“隱居”的說法也出現(xiàn)于春秋時期?！墩撜Z·季氏》引孔子的話說：“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其中“隱居”一詞的意思，與我們今天理解的差不多。因此，就今天所能見到的文獻來說，最早提出“隱居”一詞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時期就有了這一說法。

“隱士”的意思是指“隱居不仕的人”。它有兩層意思：一是“隱”，即隱居，隱士一定是隱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隱士一定是士人?！半[士”的意思是指“隱居的士人”。隱居在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對而言的，“隱居的士人”，就是隱藏起來不出來做官的士人。根據(jù)上面的兩層意思，并不是所有隱居的人都是隱士，隱士必須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隱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隱士；“隱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種原因而不出來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隱士”這一術(shù)語的是戰(zhàn)國時期的荀子，他在運用這個詞的時候，意思就是指“隱居不仕的人”?！盾髯印ふ摗分姓f：“天子者……道德純備，知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避髯釉诜Q贊像堯舜那樣的圣君時提到了“隱士”一詞，“天下無隱士”的意思，就是說做到了“人盡其才”、“人盡其能”，天下沒有了懷才不遇的人。按照荀子的說法，在一個社會中，若隱士多了，那么這個社會肯定是有問題了。因為隱士多，則懷才不遇的人就多，這說明賢能的人沒有得到重用。當(dāng)然，其原因很復(fù)雜，但無非有兩種情況：或者是因為統(tǒng)治者沒有“伯樂之才“、“識賢之能”，或者是因為統(tǒng)治者昏庸無道，識賢而不能用賢。不管是以上哪種情況，這都是社會有了問題。
“隱士”這一術(shù)語出現(xiàn)于春秋時期，但隱士出現(xiàn)的可能更早一些。因為按照事物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往往是先有了這么一類人，然后才有對這類人的稱呼，這叫做“取實予名”?？鬃訒r候就已經(jīng)有了隱士，《論語》中提到的接輿、長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門、荷蕢等等，都是當(dāng)時著名的隱士。從《論語》記載來看，他們都不是一般人，都具有很高的人生與政治智慧，但他們不出來做官，也不想拯救社會，而是選擇了與孔子完全不同的隱修道路。他們稱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而孔子也認為自己與他們“道不同，不相為謀”，若用《論語》中的話加以區(qū)分的話，孔子是“辟人之士”，而他們則是“辟世之士”。
雖然孔子與這些隱士在人生態(tài)度與政治觀點上很不同，但孔子知道他們都是很有文化、很有修養(yǎng)、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對他們很尊重，并抓住一切機會向他們請教，且在思想上深受他們的影響。儒家經(jīng)典中有不少的語句，明顯是受到了隱士思想的影響，比如，《論語》中就有：“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薄暗啦恍校髓醺∮诤??！薄鞍钣械溃瑒t知；邦無道，則愚。”（《公冶長》）“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保ā短┎罚┑鹊?，以上都是孔子的話，可以用“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一句來代表，這是孔子的人生態(tài)度與政治智慧，其中“無道則隱”一點顯然是來自于隱士思想。后來，孟子繼承了這一思想，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之類的話。

《論語》中提到的這些隱士，與孔子都生活于同一個時代，但思想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差異呢？因為他們與孔子屬于不同的學(xué)派。我們知道，孔子是儒家學(xué)派的創(chuàng)始人，孟子是他在戰(zhàn)國時期最主要的繼承者之一，他們都是儒家人物。而這些隱士則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們跟老子一樣，崇尚自然無為的人生態(tài)度，選擇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隱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隱士，比如，老子、莊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傳世的隱士。當(dāng)然，還有很多沒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們所知道的道家隱士，他們隱的更深、更純，以致于我們無法了解他們。
隱士是怎樣的人物呢？《莊子·繕性》中對古代的隱士有過介紹，說的比較經(jīng)典，也比較詳細，可以供我們參考。它說：“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fā)也，時命大謬也。當(dāng)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dāng)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币馑际钦f，古人所謂的隱士，并不是自己要有意識地躲起來不讓別人找到，也不是有意識的不發(fā)表言論，更不是有意識的隱藏自己的智慧與才能，而是因為世道不順，為了保全自身，他們只好選擇了隱居的生活方式。若到了有道之世，他們自然會出來大顯身手。這與孔子所說的“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并無二致。中國的士人，當(dāng)他們處于順境、治世時，就出來做官，積極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與抱負，這時他們就是儒家人物，是“顯士”；若處于逆境、亂世時，為了自保，他們就隱居避世，成為“隱士”。因此，隱居是古人保存自身的一種方式。
隱士文化的興起
按照《莊子·繕性》中的看法，隱居實際上是古代士人的一種在逆境、亂世中保存自身、潔身自好的“存身之道”，它并不是一種人生的常態(tài)，而是一種人生的“權(quán)態(tài)”。從個人的角度講，當(dāng)某個人的人生出現(xiàn)了問題，即身處逆境時，或者是為了韜光養(yǎng)晦，或者是為了避亂全身，或者是真的對世事心灰意冷，然后就產(chǎn)生隱居避世的想法；從社會的角度講，當(dāng)社會出現(xiàn)了問題，為了自保，士人才選擇避世隱居，所以亂世中往往產(chǎn)生大量的隱士，隱士文化在魏晉時期的盛行即是如此。
魏晉時期可以說是中國隱士文化最為盛行的時期，這一時期產(chǎn)生了大量像嵇康、阮籍、陶淵明等各種類型的隱士。正如上面所說，隱士文化在魏晉時期的興起，既與這一時期的政治環(huán)境有關(guān)，也與當(dāng)時隱士的自身遭遇以及生命氣質(zhì)有關(guān)。具體講來，原因無非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與當(dāng)時的政治環(huán)境有關(guān)。當(dāng)時司馬氏所操控的曹魏政權(quán)，以下犯上，篡位奪權(quán)，大逆不道，為士人所不齒。有氣節(jié)的士人都不愿意跟他們合作，但司馬氏集團為了控制士人，實行了高壓政策，給士人們提出了兩條路，要么跟我合作，要么被殺。面對受辱與被殺的兩難抉擇，嵇康、阮籍等聰明的士人自己創(chuàng)造了第三條路，即逃避之路，通過隱居以躲避司馬氏的迫害。嵇康等人最后之所以沒有逃脫被殺的命運，并不是因為他們選擇的道路不好，而是因為他們沒有一慣地堅持。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嵇康等并不是真正的隱士，“隱”只是他們用來逃避司馬氏迫害的手段，所以他們的隱居是不徹底的，他們并不是真正看透了世事，才選擇了隱居的道路，而是不得已而為之。而且，當(dāng)他們走上隱居之路的同時，又不甘心于就此沉淪，處處以怪異之舉以明志，被殺自然難以避免。

其二，與當(dāng)時的學(xué)術(shù)氣氛有關(guān)。魏晉時期，玄風(fēng)大闡，《老子》、《莊子》、《周易》（被稱之為“三玄”）盛行，老莊思想成為當(dāng)時學(xué)術(shù)思潮的主流，而隱士文化的理論基礎(chǔ)即是老莊道家思想。眾所周知，老子崇尚“自然”，把一切后天教化的結(jié)果都視為對人性的一種束縛，莊子崇尚逍遙之游，把一切執(zhí)著與依賴都視為對人性的戧害。信仰老莊哲學(xué)的魏晉玄學(xué)家們，尤其是嵇康、阮籍之流，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崇尚“自然”和“自由”，反對“名教”與“束縛”。但是，在司馬氏政權(quán)的高壓下，其崇尚的“自然”與“自由”難以得到伸展，出于無奈，他們只好以避世的方式創(chuàng)造一塊屬于自己的心靈空間。
其三，與當(dāng)時的戰(zhàn)亂環(huán)境有關(guān)。魏晉時期，朝代更迭頻繁，戰(zhàn)亂不斷，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士人要保持節(jié)操，極為困難。不僅如此，稍有不慎，還極有可能成為權(quán)力爭奪的犧牲品。生活于當(dāng)時的士人們，從身邊不斷發(fā)生的活生生的事例，充分認識到了自身生存的困境。許多隱士，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極為灑脫的道家人物，但實際上他們骨子里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名節(jié)極為看重，視名節(jié)為生命，不愿意屈己以殉名。在這種狀況下，在孔子“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和孟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思想的影響下，選擇了“隱居以求其志”的方式，因為只有這種方式，才能使名節(jié)與身軀都得以保存。
其四，與個人的生命氣質(zhì)有關(guān)。任何一種生活態(tài)度的選擇，除了上面提到一些外在因素外，也與個人的生命氣質(zhì)有關(guān)。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生命氣質(zhì)天生是有差別的，有的人隨和，有的人執(zhí)拗，有的人暴躁，有的人溫和，有的人剛烈，有的人綿軟等等，而且氣質(zhì)的因素在人生的重大抉擇中有時候會產(chǎn)生重要作用。比如，“竹林七賢”當(dāng)時所處環(huán)境相同，處境一致，但后來卻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結(jié)果，這不能用道德品質(zhì)的高低去簡單地衡量和評判，恐怕生命氣質(zhì)的差異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陶淵明并不是不想出來做官，只是他天性淡泊，崇尚自然，不善官場之道，不得已才退而結(jié)廬，悠然南山，以清貧的代價換來心靈的自適。
真隱與假隱
以上提到，古代的隱士之所以選擇隱居，是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與節(jié)操，也就是說，在古人那里，隱居是一種“存身之道”。但魏晉以后的情況就有所不同，其實嚴格說起來，自魏晉時期就已經(jīng)開始，有一些隱士并不是為了“存身”而隱居。正如《莊子·繕性》中所說，古之隱士選擇隱居這種生活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是他們想這樣，是外在環(huán)境使他們不得不這樣，所以他們是被動地選擇了隱居，魏晉早期情況也是如此。從魏晉中期開始，隱居、隱士慢慢變味了，這時興起了一種隱士文化的自覺意識，即隱居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自覺的。隱居的目的也不再是“存身”，而是代之以其他的一些東西，比如，獲取名利、官位等等。
這種風(fēng)氣發(fā)展到隋唐，愈演愈烈，于是就產(chǎn)生了“終南捷徑”這樣的說法?！敖K南捷徑”的主人公盧藏用，并不是真的想隱居，也不是不得不隱居，他之所以自覺地隱居終南山，目的是想借隱居這一形式來提高自己的名聲，以便獲取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官位。假若說古人為了“存身”而隱居是“真隱”，那么，盧藏用的隱居則是“假隱”，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做秀”。因此，“真隱”與“假隱”的最大區(qū)別就在于“隱”的目的不同?！罢骐[”是“以隱為隱”，即隱居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凹匐[”則是“以隱為餌”，隱居只是工具和手段，是獲取其他外在目的的誘餌。對于“真隱”來說，“隱”就是他的存在方式或生命取向本身，不管他是因外在環(huán)境的影響為求存身而隱，還是因為對自身生命氣質(zhì)的順應(yīng)，在這一點上都是一樣的。正因為“隱”是“真隱”真實生命的展現(xiàn)方式，是其生命的本質(zhì)追求，所以這種“隱”能夠得以長久。對于“假隱”來說，“隱”是外在于其生命的，其生命的追求不在于生命本身，而在于外在的功名利祿，所以這種“隱”就是一種“待價而沽”的方式，它是不能長久的，只要達到要求，隱者就會放棄隱居。

古人隱居的目的，具體講起來雖然有很多，但總起來講，也無非以上所說的“真隱”與“假隱”兩種?！罢骐[”是為“存身”或“適性”而隱。比如，古人犯了罪，逃進深山躲藏起來，這就是真隱，但這樣的人不是隱士。又如，每逢改朝換代之時，總有一些前朝遺老、遺民，為了躲避迫害而藏進深山老林，或者，即使不躲起來，也終生不仕，這就是真隱，黃宗羲、王夫之等就是這樣的隱士。而“假隱”卻名目繁多，五花八門，但凡是為了某種外在目的而自覺隱居的皆為“假隱”，因為這樣的人可以隱，也可以不隱，他們之所以隱，是為了將來不隱。有時候，我們也通泛地稱假隱者為隱士，因為里面有很多是士人，但他們與古代的隱士比較起來，意義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了。
大隱與小隱
對于這種說法具體出現(xiàn)于什么時候，很難確定。據(jù)文獻記載，最早提出“大隱”、“小隱”區(qū)分的是晉代的王康琚，他有一首詩，名字叫《反招隱詩》，詩中說：“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焙髞?，唐代白居易又在一首詩中提出了“中隱”的說法，他的《中隱》詩說：“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fù)似處，非忙亦非閑。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边@樣，“大隱”、“小隱”、“中隱”的說法就齊全了。
根據(jù)我們的研究，“大隱”、“小隱”這種觀念應(yīng)該產(chǎn)生于魏晉時期，而且與魏晉玄學(xué)有關(guān)。我們知道，魏晉時期，玄風(fēng)盛行，儒道互補，玄學(xué)家們流行以儒釋道之風(fēng)，即用儒家的觀念去詮釋道家的經(jīng)典。當(dāng)時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即孔老高低的問題。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與道家創(chuàng)始人老子，兩個人都是圣人，但他們的境界到底誰高呢？魏晉時期，老莊思想盛行，老子地位大大提高，按說玄學(xué)家們作為道家人物，應(yīng)該更推崇老子。但自漢武帝以來，孔子作為至高無上的圣人的地位已經(jīng)確立，老子若是超過了孔子，那么，孔子的地位就會受損。所以，這是一個兩難。面對這樣的兩難選擇，玄學(xué)們最終認為還是孔子的境界更高一些，原因是老子“有為”，而孔子“無為”，“有為”就不完善，只有“無為”才是真完善。老子一方面說“道可道，非常道”，但卻說了五千言，這是自相矛盾；孔子則不同，他不僅“述而不作”，而且還“極高明而道中庸”，真正做了“無為而無不為”。
孔子周游列國，汲汲于事功，怎么能說是“無為”呢？魏晉玄學(xué)家所說的這個“無為”，并不是指身體或行為而言，而是指心靈而言。在他們看來，刻意地追求無為，實際上就是一種有為，無論是無為，還是有為，都是不圓滿的。只有既能做到無為，又能做到有為，即老子所說的“無為而無不為”，才是最高的境界。他們把有為歸于身體或行為，把無為歸于心靈，孔子這樣的圣人，是外有為而內(nèi)無為，真正達到了“無為無不為”，當(dāng)然境界比老子高。西晉時期有一位玄學(xué)家叫郭象，他在注解《莊子》時有一段話，可以說是對以上說法的一種最經(jīng)典的表述。他說：“夫圣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在他看來，圣人雖然日理萬機，但內(nèi)心永遠清靜，任何外在的瑣事，都無法干擾其內(nèi)心的清靜。這樣以來，從外在行為來看，圣人就是一位積極入世的儒家人物，而從內(nèi)心來看，他又是一位永遠保持清靜的道家隱士，從而把儒道兩家的圣人合而為一，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更偉大、更圓滿的圣人形象。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一個特點，儒、釋、道三家都是這樣，這就是重心而輕身。身、心兩者比較起來，心永遠比身重要，當(dāng)然修心也重于修身。按照這樣的一種理論，“隱”就可以分為“身隱”與“心隱”兩種。所謂“身隱”，是指身體雖然躲進了人跡罕至、渺無人煙的深山老林，但心里卻不一定能獲得清靜，對于這樣的隱士，我們可以稱他為“身隱者”。所謂“心隱”，是指身體并沒有躲藏起來，仍然在市朝，但心靈卻達了清靜的狀態(tài)，世間的任何瑣事都不足以打亂其心中的清靜，對于這樣的隱士，我們可以稱他為“心隱者”。藉于心重于身的傳統(tǒng)，所以人們認為，心隱者高于身隱者，心隱才是隱的最高境界，所以稱之為“大隱”，相比之下，身隱就低于心隱，可以稱之為“小隱”。這就是“大隱”、“小隱”這種說法的來歷。

古隱與今隱
最近有消息說，陜西終南山興起了隱居之風(fēng)，有2000或5000人隱居在終南山。網(wǎng)上炒的很熱鬧，在此推動之下，隱士文化悄然成為了一種風(fēng)尚。但我對這個消息的可信度有所懷疑。終南山是一個道教圣地，自古就有很多道士隱居于此，我也去過終南山，但并沒有發(fā)現(xiàn)有那么多的隱士，只有一些佛、道教出家人住在山里。所以，我覺得這條新聞很可能是一種炒作，是為了發(fā)展旅游，或者為了推廣養(yǎng)生文化，而刻意制造出來的。
退一萬步說，即使終南山中真有那么多的隱者，他們也不可能是隱士，因為不符合中國傳統(tǒng)隱士的標準。前面提到，隱士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是士人，二是必須是隱者。以這兩個條件來衡量，終南山中的隱居者，恐怕很難說他們是隱士。首先，他們大多不是士人。古代的士人相當(dāng)于今天的知識分子，當(dāng)然不完全是，但差不多。今天我們可以擴大這個范圍，不只是知識分子，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的人都可以算作是士人。那么，在終南山的隱居者中，有多少人受過高等教育，可以算得上是有文化的士人呢？可能有，但我想并不多。其次，隱士一般是終生隱居，并不是暫時的隱居。古代的“真隱”是一些終生隱居不仕的人，并不是在山上住幾天、幾個月就可以稱隱士，若這樣的話，全天下人都可以稱隱士了。
除此之外，終南山中居住的佛、道教出家人或修行者算不算隱士呢？按古代隱士的意義，他們恐怕不能算。剛才提到，隱士是一些有才能、有智慧、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他們一般都是士人。而僧人與道士是出家人，是宗教信仰者，他們之所以隱居于終南山中，是教義的需要，是修行的需要，跟古代的隱士還是很不同的。他們只能被稱為“隱修者”或“修行者”，而不能稱為隱士，因為他們不是士，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古代很少有人稱出家人為隱士，而是稱他們?yōu)椤半[者”。
我這么說，并不意味著要否定隱士文化，不贊成隱居生活。相反，對于隱士生活，我個人非常向往，可能是因為研究道教的緣故，我總想脫離塵世的喧囂，到空氣清新、風(fēng)景優(yōu)美、人跡罕至的深山中隱居，過一種真正的隱士生活。而且，我相信，有這種向往和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數(shù)，畢竟崇尚自然是人的天性。同樣，我可以斷言，不久的將來，隱士文化將興起，成為一種真正的時尚。為什么這么說呢？
前面提到，隱士文化盛行的時代，往往是一個有問題的時代，可能是一個政治專制的時代，也可能是一個動亂的時代，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時代，士人的生存才會受到威脅，才會選擇隱居，成為隱士。但我們當(dāng)前的時代是一個盛世，政治穩(wěn)定、社會和諧、生活富足，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時代就沒有問題，不僅有，而且問題還很嚴重。與以往不同的是，古人的問題往往是小范圍的問題，小到一個區(qū)域，一個政權(quán)，乃至一個邦國，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卻是全球性的問題。
表面看起來，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很理想的社會，但實際上因為科技異化，我們的社會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極為片面的社會，我們也變成了“單向度的人”。我們只充分享受到了物質(zhì)的滿足，但我們沒有享受到精神的真正充實，而且我們在享受豐富物質(zhì)生活的同時，也享受著因此所帶來的各種富貴疾病的拆磨，更嚴重的是還受到科技異化所帶來的人類災(zāi)難的威脅。殘留農(nóng)藥，轉(zhuǎn)基因食品，制假造假，貪污腐敗，貧富差距；空氣污染，環(huán)境惡化，生態(tài)失衡，核武器威脅；精神空虛，道德失控，理想缺失，生活壓力等等，不僅使我們生活的幸福指數(shù)急劇下降，而且地球時刻都有被徹底毀滅的危險。我們曾經(jīng)試圖，或許現(xiàn)在還一直在努力，通過科技發(fā)展與經(jīng)濟飛躍來解決這些問題，而最終帶來的卻是更大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很多人疲倦了，絕望了，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就會像古代的隱士們一樣，選擇逃避，隱居深山，返樸歸真，過起最簡單的生活。
因此，古代隱士與現(xiàn)代隱士最大的不同在于隱居的目的不同。假若說古代隱士隱居的目的在于“存身”和“適性”的話，現(xiàn)代隱士隱居的目的也有“存身”的層面，但意義不同，他們不是為了躲避政治迫害或戰(zhàn)爭災(zāi)害，而是為了躲避現(xiàn)代文明。除此之外，隱士文化在現(xiàn)代的興起，還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它象征著人們對現(xiàn)行生活方式的深層思考，對一種更簡單、更健康、更自然的存在境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