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尚清廉　詩傳南北

　　王士禎出生于科甲蟬聯(lián)、世代仕宦的新城王家。新城王氏的先祖，原籍在今山東諸城，屬青州府，元末時遷到新城落戶。新城王家不但是江北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而且詩禮傳家，出過不少以詩聞名的名士。王士禎的高祖王重光、曾祖王之垣、祖父王象晉，均為明朝的高官重臣。后來雖遭明末戰(zhàn)亂，但仍不失為詩禮之家，至今在新城還有“四世宮?！钡呐茦?。
　　出身于世代簪纓之家的王士禎不但詩名滿天下，并且一度仕途通達，官高位顯。王士禎的成功，則更是這一家族的殊榮，實現(xiàn)了封建家族子弟光宗耀祖的傳統(tǒng)理想。而這一切都離不開他從小所受的良好的啟蒙教育。
　　王士禎小名為豫孫，是祖父在河南做官時為他取的。當時士禎的父母親隨祖父王象晉居住于官任，士禎就出生于河南。后來祖父退職返鄉(xiāng)，一心教課諸孫。王士禎兄弟四人，除士禎成為一代大家外，其大哥王士祿、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詩名，這同祖父獨到而開明的教育是分不開的。士禎六歲入塾讀書，當時大哥士祿已有詩名，準確地說，士禎的詩歌啟蒙是其長兄完成的。王士禎后來回憶說：自己年齡很小時，就能體會出詩歌中獨特的意境。小時候在學《詩經(jīng)》時，就被《燕燕》、《綠衣》等篇深深感動。這說明他很小就顯示出情感豐富的特點，具備詩人的才情和潛質(zhì)。更難得的是，其祖輩、父輩比較開明，并沒有過分阻止他們課余的吟詩做賦行為。大哥士祿，不但自己愛好詩賦，看到小弟士禎如此愛詩，也親自指導他。這樣一樣，王士禎就得天獨厚地發(fā)展了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才能，很小就工于詩書，十五歲時已經(jīng)寫了不少詩歌，編為《落箋堂初稿》。
　　在明末亂世中安度童年的王士禎，由于家庭的庇護而得到合理教育，但時代動亂還是影響了他幼小的心靈。那時滿洲女真部落經(jīng)常騷擾北方，甚至劫掠到他的家鄉(xiāng)新城，王氏很多族人在動亂中遇害；王士禎的母親曾為了避禍而自縊。這些可怕的童年回憶，初步培養(yǎng)了士禎的民族興亡感。了解這一點，對于研究他以后詩歌中隱而未發(fā)的情感，以及他的處世態(tài)度、人生觀，是很有幫助的。
　　順治七年(1650)，十七歲的王士禎應童子試，連得縣、府、道三個第一。次年，參加鄉(xiāng)試中舉。三年后———即順治十二年(1655)赴京會試，中乙未科進士。但他沒有立即做官，而是跟隨其大哥王士祿繼續(xù)攻讀詩文。順治十四年(1657)秋天，王士禎來到濟南，在大明湖歷下亭上邀集諸多名士，舉辦秋柳詩社，即席作《秋柳》詩四首，詩傳大江南北，和者百數(shù)十人，士禎因而聲名大噪。順治十五年，王士禎赴京參加殿試，考中二甲進士。從此，王士禎開始踏入仕途。
　　順治十六年(1659)，王士禎出任江南揚州府推官，從此開始了他五年的揚州司法官歲月。這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轉(zhuǎn)折點。
　　在清兵入關之初，揚州雖然受到“揚州十日”的浩劫，但隨著清政權(quán)的逐步穩(wěn)定，很快又成為江南的花花世界。揚州地處運河與長江交匯處，是當時重要的交通樞紐，社會情況也極其復雜。明末的愛國遺民把這里作為反清活動的重要據(jù)點，清廷的各級官吏也把這里當成剝削搜刮的重點地區(qū)。作為一名初登仕途的年輕官員，王士禎赴任之后，不但做到了廉潔奉公，而且秉公執(zhí)法，公平合理地處理各類積案，不卑不亢地處理好各種關系，受到當?shù)赝诺馁澰S和百姓的愛戴，從而使他政聲遠揚。在官吏考評中，王士禎因政績卓著而得以內(nèi)遷，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及文學活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更重要的是，揚州歲月使他有機會飽覽了江南江北的秀美風光，大大開闊了眼界。尤其是太湖湖畔的漁洋山，更是使他流連忘返，從此，他就以“漁洋山人”為號。“漁洋山人”的雅號，體現(xiàn)了他對江南秀麗風光的癡迷和對這段歲月的懷念。同時，他還在江南結(jié)識了很多志士高人、遺民隱逸，他們志同道合，共同集會唱合。這些活動不僅使王士禎的文學才能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還影響了他的思想志趣、價值取舍。在以后的為官生涯中，王士禎潔身自好、甘為“循吏”、寧做“朝隱”的人生選擇，離不開揚州歲月的熏陶。
　　康熙三年(1664)，王士禎揚州任滿，因政績突出被總督郎廷佐、巡撫張尚賢、河督朱之錫等保舉入京供職。這使王士禎有機會在全國文化中心的京城廣泛結(jié)交當時名士，比如時稱“南施北宋”的施閏章、宋琬，就是王士禎入京后結(jié)識的。入京之后，王士禎的知名度進一步擴大，開始引起統(tǒng)治者的注意。康熙十七年(1678)，王士禎受到康熙帝玄燁召見，因?qū)υ娚鹾鲜ヒ?，轉(zhuǎn)為侍讀，入值南書房———也就是以詞臣身份侍奉皇上。這對于愛好做詩吟對的文士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殊榮。同時，也體現(xiàn)了康熙皇帝對他的詩學觀點的承認。
　　從此以后，王士禎可謂步步青云。他曾先后出任國子監(jiān)祭酒、兵部和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職。在此期間，他依法辦案，嚴明執(zhí)法，糾正了多起冤假錯案，其卓越政績?nèi)匀皇怯锌诮员?。并且，王士禎為官清廉，公余惟以詩書為樂，令人景仰?br>　　康熙三十八年(1698)，王士禎晉升為刑部尚書，達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身為刑部尚書的王士禎恩寵一時，為其家族帶來了巨大榮耀，其祖父母、父母、亡妻都受到加封。他終于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文人夢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封妻蔭子，光宗耀祖。
　　王士禎權(quán)高位重的政治地位，為他倡導的詩學理論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同時，由于他倡導的沖淡閑適、言在意外的詩風適應了歌頌盛世的需要，因此又得到了統(tǒng)治者的認可。再加上王士禎一直禮賢下士、獎掖后進，門生、同道遍布天下。所以，他倡導的“神韻說”大行于世，王士禎也因此成為清初四十年的詩壇領袖。此時的王士禎真如泰山北斗，受萬眾景仰。
　　這期間，王士禎還因公多次出使外地，途經(jīng)河北、河南、陜西等地，遠涉廣東、四川。祖國各地的奇山異水無不觸發(fā)出他的創(chuàng)作靈感，使他詩興大發(fā)，所以，每到一地他都會留下不少詩篇。尤其是巴蜀之行，巴山蜀水的奇異曾一度使他詩風大變，寫出了迥異于前期詩風的雄放之作。
　　人生無常，人事莫測。在仕途和詩壇上春風得意數(shù)十載的王士禎，最后的結(jié)局卻是被借故罷官而結(jié)束了仕途生涯?？滴跛氖?1704)，七十一歲的王士禎出任刑部尚書后不久，因受王五案牽連，被以“瞻循”罪革職回鄉(xiāng)。朋友們知道他無辜，紛紛勸其上疏申辯。王士禎卻超然地放棄了申訴的權(quán)利，輕車回鄉(xiāng)。因為他深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只不過是皇上借故罷他的官罷了?？滴鹾笃冢谥T子爭位的斗爭中，王士禎曾與幾度被廢的太子胤砫詩酒唱和過，這無意中觸怒了康熙皇帝。于是，這個曾給他無數(shù)榮耀的皇帝借故罷免了他。一向居官異常謹慎的王士禎，無意中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因詩被重用，又因詩遭逐，這大概就是他與詩的不解之緣吧。
　　一生清廉、身無長物的王士禎罷官后，雖然生活清苦，但他恬然自安，唯有閉門著書，整理自己的著作。也許只要有詩書陪伴，仕途的順利與否對他已不重要了。據(jù)說在去世前不久，他還在構(gòu)思文章。
　　恰在此時，與他有師生之誼又有甥舅之親的趙執(zhí)信，又以《談龍錄》一書向他的詩學體系發(fā)起進攻，王士禎對此表現(xiàn)出寬容的態(tài)度。歷盡風霜、飽嘗人間榮辱的他大概不屑也沒有精力去應付這些事了。
　　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皇帝眷念舊臣，特詔王士禎官復原職，但當時的王士禎已是風燭殘年，無力去親自謝恩了。次年，七十八歲的一代文壇盟主王士禎去世。故舊門生紛紛悲悼，其中有《長生殿》作者洪矯、《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等時下名流。蒲松齡曾作《五月晦日，夜夢漁洋先生枉過，不知爾時已捐賓客數(shù)日矣》詩四首，表達對王士禎的哀悼之情。其中第一首曰：
　　昨宵猶自夢漁洋，誰料乘云入帝鄉(xiāng)。
　　海岳含愁云慘淡，星河無色月凄涼。
　　儒林道喪典型盡，大雅風衰文獻亡。
　　薤露一聲關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
　　這位短篇小說之王對王士禎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了高度評價。他忘不了這位同鄉(xiāng)對他創(chuàng)作《聊齋志異》的鼓勵———終生困于場屋的蒲松齡，不屑與權(quán)貴結(jié)交，王士禎曾多次主動拜訪，禮賢下士，令他十分感動。在看過部分原稿后，王士禎對《聊齋志異》進行了高度評價，促進了作品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

　　首倡“神韻”　獨領風騷

　　王士禎幼時即受到其兄王士祿(字西樵)的啟蒙詩教，對唐詩中風格空靈淡遠的王孟詩派尤其喜愛。相傳他幼時曾作《落葉》詩數(shù)篇，其中“己共寒江潮上下，況逢新燕影參差”、“年年搖落吳江思，忍向煙波問板橋”等句，就受到長輩稱贊。
　　順治十四年(1657)，當時已小有文名的王士禎秋游濟南，召集當時名士在大明湖舉辦“秋柳詩社”，他作的《秋柳》四首震驚四座，其一曰：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
　　愁生陌上黃驄曲，夢遠江南烏夜村。
　　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該詩不同于早期的遺民詩，詩中多用典故，朦朧隱約，卻又含蓄雍容；雖有清愁淺恨，卻吞吞吐吐，欲說還休，初步體現(xiàn)了其“神韻”的主旨。據(jù)說當時大江南北和者眾多，甚至閨秀之中也有和作，二十四歲的王士禎也因此而一舉成名。王士禎在揚州任職時，江淮山水、隱逸故交使他詩興大開。期間他先后結(jié)識了吳偉業(yè)、錢謙益等前輩詩人，并尤其注意結(jié)交布衣隱士。順治十八年，他與曾經(jīng)名動江淮的樂工丁繼之相識，共同憑吊金陵故都，寫成了《秦淮雜詩》二十首，其中第一首曰：
　　年來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
　　十日雨絲風片里，濃春煙景似殘秋。
　　該詩風格與《秋柳》接近，但更添了憑吊故國、昨日如夢的悵惘。作為一個十二歲就入新朝的年輕詩人，王士禎不可能有前朝遺民詩人那樣強烈的民族興亡感，但對于前朝的滅亡，他或多或少還是有一種不自覺的感慨。
　　后來在王士禎的倡導下，又在揚州舉行了“紅橋修禊”等多次文社集會活動?？滴醵?1663)，他在揚州所作的《冶春絕句》二十首，不僅使“冶春詞”獨步一代，而且使紅橋(也作“虹橋”)成為揚州一景，詩風流韻三百余載。王士禎此期的詩歌情中有景，詩中有畫，體現(xiàn)了他在詩藝上的進一步探索和成熟，有些詩句更是膾炙人口，廣為流傳，如《真州絕句》其四中的“好是日斜風定后，半江紅樹賣鱸魚”；《再過露筋祠》中“行人系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等。這些詩句色彩鮮明，富于意境，給人無盡的想象空間與藝術(shù)感染力，成為“神韻”詩的典范。
　　揚州唱和是王士禎藝術(shù)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在揚州期間也是他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旺盛期，不管從數(shù)量上、還是質(zhì)量上，王士禎在揚州的創(chuàng)作都成為確立他詩壇地位的奠基之作。
　　內(nèi)遷入京后的王士禎在首善之區(qū)豐富的人文資源的滋養(yǎng)下，更是如魚得水。他的詩作與宋琬、施閏章等人一起入選《八家詩選》，體現(xiàn)出他在詩壇上已擁有全國性的影響。在其后的因公外出過程中，他的“神韻”詩論也隨之得到進一步傳播。王士禎和他的“神韻說”大行于世是歷史的機遇?？滴醭跄?，天下初顯盛世景象，第一代遺民詩人先后謝世，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王士禎的“神韻說”強調(diào)藝術(shù)上的感染力，重視詩歌的神致韻味，講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恰好避開了當時敏感的時政禁忌與遺民情緒等題材。正是由于時代的需要，再加上他揚州任上的政績與已有的文名，才使康熙皇帝選中他作為文學侍從?？滴醯倪@一舉措不僅體現(xiàn)出新朝廷對其詩風的認可與鼓勵，而且為神韻說的廣為流行和確立王士禎的詩壇盟主地位鋪平了道路。從此以后，王士禎在詩壇上的地位也和他的仕途一樣，如日中天。
　　王士禎并無長篇的詩論專著。他主要是通過編詩選宣傳他的詩歌觀點。他曾編選《唐賢三昧集》及《唐人萬首絕句選》，前者以王、孟、韓、柳詩為主，后者則因為絕句這一體裁更能體現(xiàn)其“神韻勝，語近情遙”的特點，而王士禎的詩歌就是主要以“七絕”來體現(xiàn)其神韻說的。在《唐賢三昧集》序言里，他闡述了自己選詩的標準和原則，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藝術(shù)追求。唐宋詩之爭是清代詩壇上的熱門話題，王士禎的“神韻說”大行于世是宗唐派占上風的標志。在《唐賢三昧集》中，他不選李杜等大家而偏好王、孟、韋、柳等人作品，可見他實際上只是推崇的唐詩之中那些符合“神韻”主旨的沖淡閑適之作，遠遠不是唐詩的全部。宋代嚴羽宗唐詩，認為“盛唐諸人，惟在興趣”，講究“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詩韻與美感，強調(diào)“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shù)效果，追求“水中之月，鏡中之像”的朦朧意象，把藝術(shù)鑒賞、詩的感染力抽象化。王士禎繼承了嚴羽的詩學理論，主張沖淡、閑遠的意境，提出“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歌的最高境界，并聲稱要“揭出盛唐面目給人看”。因此，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王、孟一派模山范水的淡遠清新之作便成為神韻派模仿的對象。由此可見，王士禎的神韻說也并非他自己的獨創(chuàng)，不過是繼承、發(fā)展了前人的“興趣”、“妙悟”、“滋味”等學說而已。然而，他以其大量的創(chuàng)作實踐，體現(xiàn)了對這一風格的追求和探索，避免了清初以錢謙益為首的宗宋派以學問為詩的流弊，給當時的詩壇帶來了一股清新之氣。難能可貴的是，他把這一風格不僅用于寫景紀游詩，還用于懷古詠史詩。如《秦淮雜詩》其八：
　　新歌細字寫冰紈，小部君王帶笑看。
　　千載秦淮嗚咽水，不應仍恨孔都官。
　　詩歌為諷刺阮大鋮諂奉南明弘光皇帝而作，借古鑒今而余韻不絕，暗喻諷意而不動聲色，顯然提高了神韻詩的品位。
　　王士禎在長期的仕途生涯中，多次因公外出，行蹤遍及大半個中國。尤其是典試四川、祭告南海、祭告西岳等幾次公務，使他得以西游巴蜀、南游粵地，飽覽了各地的風光，并留下了大量詩歌。在自然山水的觸發(fā)下，王士禎的詩風也曾出現(xiàn)變化，留下了一些雄渾豪放的作品。如《登白帝城》：
　　赤甲白鹽相向生，丹青絕壁斗崢嶸。
　　千江一線虎須口，萬里孤帆魚腹城。
　　躍馬雄圖馀壘跡，臥龍遺廟枕潮聲。
　　飛樓直上聞哀角，落日濤頭氣不平。
　　這首詩詠史懷古而聲調(diào)悲壯，頗有杜詩風味。與他以前的詩歌相比，擴大了藝術(shù)視野，突破了“神韻”的限制。
　　總之，王士禎詩歌的藝術(shù)特色主要體現(xiàn)在其神韻詩里，他推崇的含蓄蘊藉、意在言外的詩歌理論，既是對傳統(tǒng)詩歌重視情蘊滋味的主流觀念的整理與繼承，又適應了清初特殊的政治需要，再加上他較高的政治地位與辛勤的藝術(shù)實踐，因而使他獨領風騷數(shù)十年。
　　然而，正如前人所說：“國家不幸詩家幸。”國家幸了詩人也就“不幸”了。由于王士禎的文臣身份和過于優(yōu)越的政治地位，使他必須履行詞臣的職責，奉命唱和，因此也就難免寫出一些歌功頌德的臺閣體詩?？v使王士禎頭腦清醒、有憂患意識，但長期的臺閣重臣地位也能在不知不覺中削弱他的藝術(shù)感受力，限制他的視野，乃至泯滅詩歌創(chuàng)作的靈感。再加上他的詩論本來就有純藝術(shù)化傾向，這種特殊的身份愈發(fā)使他過分強調(diào)“悟”，刻意追求“無我”，因而使他的不少作品顯得空泛無物、無病呻吟。他論詩時所說的“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蛟浦新兑蛔?，一鱗而已，安得全體?”固然體現(xiàn)了他對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藝術(shù)視角定位、感情尺度、表現(xiàn)范圍上的探索，強調(diào)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要含蓄、“留白”———即講求給讀者留下想象空間的重要性，但這種表達要以作者自然體物、悟出客體之神韻為前提，而不是簡單的刻意剝離自我，貿(mào)然地強求“無我”，然后“未悟先笑”。因此，王士禎的某些詩歌也難免會帶有造作、自我陶醉的痕跡。總之，“神韻”“天然”固然是詩歌的至境，但既然是天然，就不應刻意強求。
　　以王士禎這樣相對平坦的人生道路和官高位重的政治地位而沒有淪為臺閣體，與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多樣化追求是分不開的。他早年學詩從七子入手，“中歲逾三唐而事兩宋”，晚年又轉(zhuǎn)而宗唐，但他一貫主張“神韻說”。初入京師時，王士禎入選“八家詩選”，可看出他明顯吸收宋詩特點；典試四川時，蜀地的奇山異水也曾使他詩風大變；但晚年編選《唐詩三昧集》，則又體現(xiàn)了他重返唐風的最終選擇。此外，他還有不少反映社會現(xiàn)實、同情民生疾苦的詩篇，如《養(yǎng)馬行》、《蠶租行》等，有些詩頗具樂府風味?？梢?，他的藝術(shù)實踐客觀上突破了狹窄的神韻視野。

　　勤于著述　名垂千秋

　　王士禎一生勤于著述，所著數(shù)十種均得以傳世。其詩文總集為《帶經(jīng)堂集》，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由他口授、其子啟汧編次成冊，總共九十二卷。詩歌有《漁洋山人詩集》二十二卷(另有十六卷本)，又有其弟子惠棟裒輯的《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十卷(另有補十卷)。詩話有《漁洋詩話》三卷、《詩論正宗》二卷。詞有《衍波詞》二卷。筆記雜著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居易錄》三十四卷、《香祖筆記》十二卷等數(shù)種。另編選有《唐賢三昧集》三卷及《唐人萬首絕句選》、《古詩箋》、《古詩選》等多種。
　　除詩歌外，王士禎的詞、散文、筆記小說也都有很高的藝術(shù)成就。他在揚州任上的詞作《浣溪沙·紅橋懷古》就是一首膾炙人口的佳作，其中“綠楊城郭是揚州”更成為歌詠揚州的名句?！冻乇迸颊劇肥撬墓P記雜著集，其中《談異》一門模仿六朝志怪，題材廣泛，描寫生動，有的作品能曲折地反映社會生活，是當時文人筆記小說中的上乘之作，雖然不能與《聊齋志異》相比，卻獨具特色，當時流傳甚廣。
　　《四庫提要》曾這樣概括王士禎及其“神韻”詩風的影響：“當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鐘、譚之纖仄，于是談詩者竟尚宋元。既而宋詩質(zhì)直，流為有韻之語錄；元詩縟艷，流為對句之小詞。于是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br>　　王士禎對清代詩風的影響與貢獻，離不開他個人在藝術(shù)上的勤奮，更是他的個人才情、志趣與歷史機遇契合的結(jié)果。清初文壇上繼遺民學者之后出現(xiàn)這樣的“盛世之音”，正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作為國朝六大詩人(王士禎、施閏章、宋琬、朱彝尊、查慎行、趙執(zhí)信)中影響最大的一位，王士禎主盟詩壇四十年。他為官清正，政績明顯，雖處高位卻出淤泥而不染，文章事業(yè)，皆可為一代之師。為官期間，他更是不遺余力地獎掖后學、結(jié)交布衣，因故門生、故交滿天下，其中就包括《長生殿》作者洪矯和《桃花扇》作者孔尚任。
　　晚年退居故里的王士禎，曾一度遭到甥婿趙執(zhí)信的反對。趙執(zhí)信在《談龍錄》中指責王士禎“詩中無人”，謂其不知詩，批評神韻說的純藝術(shù)化傾向。這場翁婿之間的爭論曾引發(fā)了當時詩壇大論戰(zhàn)，盡管王士禎沒有積極應戰(zhàn)，卻反映了神韻說在清初詩壇上穩(wěn)固的地位。后來“性靈派”的袁枚也批評王士禎一味修飾，喜怒哀樂非出真心，但也只是說“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仍然承認王士禎為“一代正宗”。
　　可見，王士禎的詩學主張盡管有其局限性，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卻客觀上突破了“神韻”限制，因此他能夠主盟詩壇數(shù)十年，成為一代正宗。甚至在乾隆年間影響頗大的沈德潛“格調(diào)說”中也能找到神韻說的影子。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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