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曾說：“讀書就好比隱身‘串門’。”不同的時空，不同的情節(jié)，閱讀的確讓我們走到了不少人的家中，看五湖四海、古今中外演繹悲喜人生。

寬永年間（1624年至1645年），京都涌現(xiàn)大量書肆，兼有印刷、出版、販賣職能。京都出版的全盛時期在元祿年間（1688年至1704年）。據(jù)《元祿太平記》（1702年版）載，京都有本屋七十二間，其中有林、村上、野田、善本、八尾、風月、秋田、上村、中野、武村十家最為著名，有“十哲”的美稱。其中，村上即村上平樂寺勘兵衛(wèi)店，代代經營法華宗書籍，也出版醫(yī)書、啟蒙書。明治以后第十一代主人將祖業(yè)讓給別家，后更名平樂寺書店，仍繼續(xù)出版佛教書籍，常用的《東方年表》即出自這家書店。

據(jù)寬文五年（1665年）版淺井了意編纂的京都地方志《京雀》載，寺町通自古為書店聚集的區(qū)域。配圖描畫生動，店前有一段延伸的木臺，供客人等待。旁有木制“出箱”，盛裝書本，屋內可見堆疊的書籍——大概可以想象江戶時期京都書店的情形。每日早晨，書店開門，將出箱、招牌搬到門前，掛上寫有“本屋”或“書肆”的暖簾，招牌上寫明“古本買賣”“儒書、佛書、和本、唐本”等字樣。往來路人或張望，或在店門口翻書，或有熟客到店內小坐——且看今日寺町通老店竹苞樓的風景，大概可以想象幾百年前的情狀。

據(jù)東京有三百余年歷史的淺倉屋書店第十一代主人回憶，從前熟客到店里買書，會請到二樓小坐。若是大客戶，則會請他親自到倉庫內看書，還有筵席招待。有些書店還兼營藥房，賣些常見散劑，客人買了書，還會順便給家里女眷買付藥。這是江戶舊書店的風情，亦可作參考。

江戶時代的出版商叫做“版元”，版元有自己的屋號、店面，很多直接寫著“某某書肆”的招牌，相當于中國明清時代的書坊。其時出版商與書店是合二為一的，從制作版木到印刷、發(fā)售是連貫一系的工作。店里不僅出售自家的出版物，還有別家出版的新書及各種古舊書籍。書肆擁有版木，即擁有版權，只要通過書店聯(lián)合會（本屋仲間）獲得幕府町奉行所的許可，便可以出版、發(fā)行圖書。一些擁有版木的寺廟、私塾，也會委托書肆印行書籍。

古代城市同類經營者集中在同一地域，日本稱為“同業(yè)者町”。京都二條的藥屋、夷川的家具屋、六條的數(shù)珠屋、西陣的吳服屋、東京神田神保町的古本屋街，皆屬“同業(yè)者町”。據(jù)《京雀》載，當時書店多分布在寺町御靈神社以南到五條、西堀川三條以南、一條堀川等區(qū)域。又據(jù)貞享二年（1685年）刊刻的京都觀光旅游書《京羽二重》載，書店多聚于寺町通。

此時京都代表性書店多聚于寺町通、二條通、六條通、堀川附近。寺町通一帶多有禪宗、天臺宗寺院，專售佛教書籍的書肆自然很多。二條通臨近乃公卿家、宮人、士家階層所居之地，故多儒書、國學書。六條通有東西二本愿寺，佛書書肆亦頗繁榮。

四郎家初代名春重，生于享保八年（1723年），幼年于堀川通的書肆錢屋儀兵衛(wèi)店內當學徒。寬延四年（1751年）在姊小路通的寺町西口開店，獲準用主家錢屋之名，加入書林協(xié)會。二代店主春行遭遇天明大火，版木盡毀。文化二年（1805年）遷居寺町御池下，即今本能寺前。同在姊小路通遭遇火災的鳩居堂也搬到寺町通，離錢屋相距不遠。錢屋四郎從此改店號曰竹苞樓，營業(yè)至今，與鳩居堂做了兩百多年的老鄰居。

明治維新后，新政府突然遷往東京，素與出版界關系密切的公家、名士也多隨往，以佛書為中心的出版活動停滯不前。歷史悠久的傳統(tǒng)書店因無法適應新時代而陸續(xù)關張，一些敢于創(chuàng)新的店主不得不遠遷東京，幸好發(fā)展大多不錯，譬如文求堂。

明治三十年（1897年），京都大學建校，首開理工科。三十二年（1899年）設法科、醫(yī)科，三十九年（1906年）設文科。京都高等工藝學校、京都繪畫專門學校、京都府立醫(yī)學專門學校、同志社、立命館等也相繼開校。最初大學周邊鮮少舊書店，后來慢慢興起，終成規(guī)模，京都出版業(yè)、舊書店藉此迎來轉機。

大正末年，丸太町的書肆街約有二十五間書店。數(shù)量上雖超過寺町，但都創(chuàng)業(yè)于明治三十年（1897年）之后。京都傳統(tǒng)書店主要經營佛書、和書、美術書三大類，而當時丸太町只有一間關于美術、建筑的書店，其余均以周邊大學師生為對象，經營學術、教輔書。寺町通書肆亦有發(fā)展，新開的有蕓草堂、匯文堂等，此時仍可稱京都最高水準的書店街。

據(jù)日本經濟學家脅村義太郎回憶，大正七年（1918年）到大正十年（1921年），他在第三高等學校（現(xiàn)在的京都大學前身之一）讀書時，丸太町東側，即岡崎、吉田學生街一帶，一家書店也沒有。出町柳附近以東、田中地區(qū)以及北部的下鴨地區(qū)，亦無一家書店。大正年間，田中、下鴨一帶住了許多學者，但他們若欲購書，最近也得走到丸太町。

上世紀20年代中期，進入昭和時代以后，京都市內大學機構擴充，交通發(fā)展，對書店街的發(fā)展又產生不小影響。如市內開通熊野神社以北至京大西北角、百萬遍區(qū)域的路面電車，京大農學部前至銀閣寺前，以及百萬遍至今出川、丸太町鋪設了電車軌道，白川通、百萬遍區(qū)域也逐漸有了書店的身影，但昭和初年，經濟蕭條，京都不少古本屋無力招聘店員，無法繼續(xù)營業(yè)，頗有倒閉關張、書籍流散者。

二戰(zhàn)期間，京都雖未遭空襲，但還是深受戰(zhàn)爭影響。許多店主、店員都被征召出兵，留下家眷艱難照料生意，不少店鋪不得不關張。戰(zhàn)爭后期，為躲避空襲而強制避難，又有許多書店倒閉。戰(zhàn)后，大量讀者來到京都買書，許多外地書商也紛紛到此搜書，京都市民紛紛出售自家藏書換取柴米度日。不少寺廟在農地改革中喪失領地，財產管理混亂，遂將自古以來的藏書、書畫、古文書倒賣給舊書店，藉此維持生計。其中，也有不少被當做廢紙化為紙漿。

在昭和時代，新書店與舊書店的概念區(qū)分依然較為模糊，很多新書店同時經營舊書。直到現(xiàn)在，“古本屋”與“古書店”也沒有嚴格界限。一般來說，將古籍、珍本稱為“古書”，比新品便宜的普通書籍叫做“古本”。京都專營古書的，有眾星堂、志滿家，都在寺町區(qū)域。不少店都兼營二者，如紫陽書院、朋友書店。另外還有一種舊書店用語，將專門書、絕版書一類難得的舊書稱為“黑色本”，將新出的并不那么難得的小說、漫畫稱為“白色本”。平成（元年為1989年）以來，出版形式、圖書載體、購買模式均呈多樣化，傳統(tǒng)古本屋生意確不如前。上世紀90年代開始流行“新古書店”，即回收新刊漫畫、教科書、光碟，再以極低的價格出售，風靡日本的Book Off即屬此類。

現(xiàn)在，京都的古舊書店若以年代區(qū)分，大略有三類：其一，從江戶時代繼承家業(yè)的傳統(tǒng)古本店，如下京區(qū)寺町五條以北的藤井文政堂，寺町三條、本能寺對面的佐佐木竹苞書樓；其二，明治時期或昭和初年創(chuàng)立的書店，創(chuàng)建之初一開風氣，百余年來歷盡風霜，關張者有之，更換字號者有之，風燭殘年者有之，煥發(fā)新生命者亦有之，如匯文堂、臨川書店、菊雄書店、其中堂、福田屋書店、萩書房、思文閣、竹岡書店、富山房等；其三，創(chuàng)業(yè)年齡較短者，此類風格最為多樣，有不少一改傳統(tǒng)舊書店的格局、氛圍，獨樹一幟，如朋友書店、中井書房、紫陽書院、善行堂、山崎書店等，包括一些尚未加入古書協(xié)會的年輕書店。

若以各自主營圖書類別區(qū)分，大略有四類：其一，綜合類，如書砦梁山泊、中井書房、萩書房、菊雄書店、富山房、福田屋等；其二，與中國相關者，如朋友書店、匯文堂、紫陽書院，其中漢籍的個人收藏以紫陽書院店主為最，引進中國圖書則以朋友書店最為迅速、專業(yè)，東海書店、高書店、中文出版社曾也引領京都中文書籍一時風氣，可惜因經營等問題皆已無門市，惟故友偶爾聯(lián)系店主，詢問舊藏，或可覓得一二；其三，專營版畫者，如大書堂、赤尾照文堂、繪草子等；其四，佛書類，如其中堂、藤井文政堂、三密堂、文榮堂、谷書店等。

若以地域區(qū)分，主要有五類：其一，河原町、寺町通一帶；其二，百萬遍京大圈；其三，同志社大學附近；其四，美術館、丸太町通周邊；其五，一乘寺近旁。以前二者分布最密，后三者略稀疏。不過一乘寺雖屬洛北，卻為京都新興文藝聚集地，是故此處舊書店雖然新且少，實力亦不容小覷。

而今買書，大半網購，然而逛舊書店的趣味還是無法取代，每到店里，都忍不住買幾本。只有這樣，才是完成了“逛書店”的過程，也不致對店主太抱歉。與店主的交誼也令我難忘，他們往往有滿懷閑話與八卦，只要時機適宜，言語契合，就會講很久，而我只需細細聽取，即可消磨大半日辰。

摘自《京都古書店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