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心理學家，他也許是我們中的任何一位，在度過了富有成果的漫長的一生，站在了天堂門前。他被領到圣彼得面前接受常規(guī)的審判。

圣彼得冷冷地坐在桌邊，形象肅穆，令人敬畏，猶如米開朗基羅塑造的摩西，他身邊的一位白衣天使把一個馬尼拉紙夾放在桌上，彼得打開它，閱讀者，雙眉緊鎖。

沉默讓人窘迫。

那個心理學家終于忍不住了，打開它的公文包喊道：“看！我的132篇論文的復印件！還有我因為科研成果得來的獎牌！”

但是圣彼得仍然皺著眉頭，繼續(xù)盯視著心理學家的臉，沉默著。

最后他開口了：“我的好人，我知道你是多么的勤奮。你被指控不是因為懶惰，也不是因為不科學的行為。在這份文件中沒有記載什么道德上的過失。你和你后面那位一樣高尚。無論你是行為主義者，神秘主義者，機能主義者，存在主義者，還是羅杰斯主義者，這都和指控無關。那些都是小過失。”

你受指控，是因為你把一切變得平庸瑣碎！我們給了你一座大山，你卻竭盡一生之力來用它來造鼴鼠洞。你的罪過就在這里。你把悲壯的人類變成了瑣碎卑微的。同時無惡不作的梟雄，你卻把他稱作小丑；他在忍受苦難的折磨，你卻把這當成是假笑；當他鼓起足夠的勇氣去行動時，你在說什么刺激和反應；人類擁有熱情，而你管它叫做“基本需求的滿足”。你用你那孩子氣的拼湊或從假日學校批發(fā)來的格言來塑造人類形象，而這兩者都是可怖的。

一言蔽之，我們讓你在那但丁式的詩劇中生活了72年，而你卻為枝節(jié)小事耗盡一生！把一切過于簡單化！你有什么要辯護的呢？你說你是不是有罪？

這個故事是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羅洛·梅講的，梅不僅是一位心理學家，還堪稱是一位藝術家。

羅洛·梅在大學畢業(yè)之后，離開美國去了希臘的薩洛尼卡教授英文。在希臘的第二年，他開始感到孤單，主要是由于他缺少與他人聯(lián)系，因為那里沒有美國人。他得了‘神經(jīng)衰弱’。在那段時間，梅發(fā)現(xiàn)了他對藝術的激情，并開始畫畫，這幫助了他從神經(jīng)衰弱中恢復過來。

在接下來的夏天，梅參加了阿德勒在維也納舉辦的研討會，這影響了他對心理學的思考。

回到美國之后，梅從神學院獲得了學士學位并成為一名牧師，但他發(fā)現(xiàn)自己越來越不認同自己的工作。

這種不認同在其生活中以多種形式表現(xiàn)出來，其中之一是他因肺結(jié)核而住院，當時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住院期間，梅開始了他的存在主義療愈的歷程。

雖然有病在身并與死神交涉，但梅投入了大量的存在主義哲學著作，比如克爾凱郭爾的書籍。在克氏的書中，梅學習到他必須對自己的絕望情緒負起責任、激發(fā)自己的生存意志，為自己的生命做斗爭。

最終，梅戰(zhàn)勝了死亡焦慮，獲得了心理學博士學位，并出版了博士論文《焦慮的意義》。此后，羅洛·梅的學術成就突飛猛進，他似乎找到了一種合適的生活方式。后來，梅將其心理學領域從最初的焦慮擴展到愛、意志、權力、暴力、創(chuàng)造、勇氣、自由、命運、神話，等等。

“當一位心理學家站在天堂門口”，我想是梅給所有心理學家及心理治療師的一個警醒：

盡管現(xiàn)在有許多關于治療效果的實證研究（有一些是已經(jīng)取得實證支持，有一些還未取甚至很難獲得實證支持），但這都些都不是關鍵，衡量一位心理學家“療效”的最后時刻——或許是當他站在天堂門口時，他的一生在為人服務之時有沒有問心無愧；或者是當來訪者站在天堂門口時，他的一生在與心理學家工作之后有沒有悔過當初。

正如羅洛·梅在《自由與命運》中所說的，心理治療的目的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治愈”患者，而是幫助他們覺知到他們所做的事情，使他們走出受害者的角色。其目的是幫助受困擾的人了解到，只要現(xiàn)實可行，他可以自由地選擇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不可避免，他也可以自由地接受他的生活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