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９９９年６月，在陜西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讀博士學位期間，在霍松林先生的指導下，我完成了學位論文《禪詩研究》。２０００年６月，我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后流動站工作，在方立天先生的指導下，繼續(xù)研究佛學與詩學。進站時，我提交了《博士后研究計劃》，其中談到進一步充實提高《禪詩研究》，出版相關(guān)研究專著，主要包括《禪宗思想淵源》、《禪宗哲學象征》、《禪宗詩歌境界》三部。半年時光匆匆而逝，我日日在閉關(guān)中度過?，F(xiàn)在，拙稿終于呈獻在讀者諸君的面前，我也得以暫時舒一口氣，靜對搖窗新綠了。 霍松林先生和方立天先生，分別是文學界、哲學界德高望重、有學術(shù)影響的學者。親炙兩位先生的法席，我時時感受到哲學與文學、禪韻與詩情的交匯圓融，理性的深邃與悟性的通脫鼓蕩著我，成為我學術(shù)探索的靈感之源。
與霍先生的緣分，我在１９９９年初出版的《佛緣叢書·序》中曾有敘及：
１９８４年，我以弱冠之年從先生治中國古典文學。那年一起入學的有十位同學，畢業(yè)時松林師潑墨揮毫，題贈絕句，有“十全十美古猶稀，萬里前程各奮蹄”之句。當年受學之人，如今都在各自的領(lǐng)域揚鞭奮蹄，有的成為科研教學的骨干，有的成為其他領(lǐng)域的佼佼者?；仡櫸易约鹤哌^的路，亦頗感欣慰：多年來我一直默默耕耘硯田，寂寞溪頭點勘春，自得其樂。１９８７年碩士畢業(yè)時，奉先生雅囑，我曾盡一年之力，完成《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中２００萬字的撰寫任務(wù)；前些年又與先生有了新緣分，合著了《蘇軾黃庭堅詩詞評注》。在對古典文學與禪學的研究中，我發(fā)現(xiàn)，要理解中國文化，就不能不了解禪宗。唐宋以后卓有建樹的中國文人，都深受禪的濡染，并將之化為性情，形諸作品。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必須上好禪學這一課！因此，我決心再上層樓，對禪與文學作更加透邃的體驗、感悟與研究。讀博三年，對我的禪學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并以博士論文《禪詩研究》初結(jié)碩果。
十余年前，在陜西師大讀碩士期間，幾乎用所有的時間苦讀《杜詩詳注》等古典詩學名著。畢業(yè)前后，在霍先生的指導下，夜以繼日地進行《萬首唐人絕句》的校注、集評工作。經(jīng)過艱苦的磨煉，為我此后的學術(shù)探索打下了比較紥實的基礎(chǔ)。
這里，再談?wù)勗诒緯鴮懽鬟^程中，方立天先生的有關(guān)論著給我的有益啟迪。這種啟迪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治學思路。近幾十年來，罕有用現(xiàn)代哲學論題和術(shù)語來介紹佛學基本理論。因此，方先生于１９８６年出版了《佛教哲學》，運用現(xiàn)代哲學語言，如實地勾勒出佛教哲學的傳統(tǒng)體系。此書從實際出發(fā)，力求適應現(xiàn)代人的需要，以現(xiàn)代語言解說佛教術(shù)語，對佛教思想進行現(xiàn)代化闡釋。在書中，方先生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tǒng)一的方法，依據(jù)佛教哲學的發(fā)展軌跡，依其固有的邏輯，闡釋其思想內(nèi)涵。這種治學思路，為筆者撰寫本書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本書一方面盡可能地遵循禪宗哲學固有的話語來描述，一方面又盡可能地適量運用現(xiàn)代哲學論題和術(shù)語來描述。
二是治學精神。方先生精進勤奮，在北大學習期間，一有空就到文史樓閱覽室讀書，至今仍有到圖書館看書的習慣。他在談到治學方法時說：“我研究的具體方法和步驟是，盡可能地‘竭澤而漁'，即搜集研究對象的全部著作和有關(guān)傳記等原始資料，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盡可能無一遺漏地反復閱讀史料?！员阈纬蓪ρ芯繉ο蟮莫氉钥捶?。在此基礎(chǔ)上，再參考閱讀他人的研究成果，細心比較，取其長，補己短；略他人之所詳，詳他人之所略，撰寫論文?！北M可能詳盡地占有資料，盡可能獨立地進行思考，是方先生治學的基本原則。這種一絲不茍的治學精神對我的熏染很大。本書所進行的研究分析，也是“盡可能地‘竭澤而漁'”，在充分占有資料、反復閱讀資料的基礎(chǔ)上形成觀點。
對禪宗哲學象征的探討還僅僅是起步，要走的路還很長。限于水平，書中一定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懇請讀者諸君不吝賜教。
作者謹識
１９９９年６月初稿于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
２００１年３月改定于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后流動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