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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中華遺產(chǎn)》雜志2009年第8期 編者按： 記者：中國有句古話叫“人的 命，天注定”，這話是不是說古代中國人把自己的 命運吉兇寄托在天上？ 江曉原：不是。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這是中國人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 一句說辭。中國普通百姓并沒有將自己命運直接寄托天上的 觀念，這句話恰恰更適合西方人——西方人的 星 占算命是確定人出生時的 星 宮圖（horoscope，日、月、五大行星 在黃道12宮中的 位置），這個天宮圖就會注定人的 一生命運。而古代中國人頭頂上的 天象只決定軍國政事，只為皇家命運服務，因為皇帝是“天子”，天的 兒子由天來管，天只管天的 兒子，這才是中國人的 邏輯。 說到這里，有三個概念有必要厘清：歷法、歷譜和歷書。歷法，側(cè)重于指數(shù)理天文學（mathematical astronomy），即推算日月行星 運行規(guī)律的 那部分；歷譜，就是英文中calendar的 意義，是明確當年月份、日期的 日歷，它是靠數(shù)理天文學推算出來的 ，排算歷譜僅僅是歷法功能中很小的 一部分。但僅僅排個歷譜的 話，沒法指導人們的 生活。某一天是不是適合嫁女兒？是不是適合蓋房子？于是就需要具體的 歷注。有了歷注，就成了歷書了，就是民間所說的 “黃歷”。 造歷，當然也是由皇家壟斷，皇帝每年要向民間頒行歷書，比如最早時周天子要向天下“頒告朔”——采用誰家的 歷，就等于奉誰家的 正朔，是誰家的 臣民了。 在歷書上附著政治的 行為，到民國時期仍然存在。雖然那時采用了公歷，表面看跟國際接軌，但仍然跟黃歷相對應，只是換了另外一副面目。每年的 歷上，都要寫總理遺囑、三民主義之類的 內(nèi)容。每次改歷，中央黨部都要派人參加，天文學家甚至比中央黨部的 代表還要政治化，每一頁上都摘引好多政治的 東西，好像這樣才能把黨國政治的 東西宣傳到窮鄉(xiāng)僻壤去，搞得歷書像一個政治手冊，很好笑。 這種傳統(tǒng)在孫中山的 身上也能看到痕跡。他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之后發(fā)布的 第一條命令，不是關于軍事、政治或外交的 ，而是《改用陽歷令》！雖然是改用西方的 歷法，但還是中國古代的 政治思想在起作用——歷法是統(tǒng)治權的 象征。 記者：人們?yōu)槭裁磿嘈艢v書或著說黃歷呢？ 江曉原：中國人多年來有一個基本指導思想：要在合適的 時間點上做合適的 事情。這個思想并非跟現(xiàn)代科學格格不入，只不過是人們要遵守的 一種自然法則，而這個原則在古人的 生活中比我們現(xiàn)在的 適用范圍要大得多而已。比如古代的 人堅持按春播秋收的 規(guī)律行事，堅持在秋天才能處決犯人——因為秋天是萬物枯萎凋落的 季節(jié)——判決后如果不是秋天，那就“延頸以待秋決”，伸著脖子等。而現(xiàn)在的 人判了死刑可以立即執(zhí)行，但是糧食還是得春播秋收。古人沒有我們這么多的 科學理論來解釋世界，他看整個世界都是一體的 。在合適的 時間點上做合適的 事，彌漫在整個生活里的 ，衣食住行都受這個指導。這樣一個文化氛圍里，我們就需要一本標注吉兇宜忌的 歷書。它的 作用很重要，在老百姓生活中一直影響不小。 其實，在合適的 時間點上做合適的 事，西方人也有這個思想，但沒有我們這么強。有句反思越戰(zhàn)的 話很著名：“在錯誤的 時間、錯誤的 地點，打了一場錯誤的 戰(zhàn)爭?！边@樣的 想法本身也沒什么神秘的 ，但中國人特別強調(diào)，在中國古人的 行為中滲透很深，包括皇家行動，這就決定了：歷書在中國古人的 生活中，有很重要的 指導作用。 回過頭來看星 占和歷書這兩樣中國古代天學研究的 結(jié)果，星 占學是探討天命、預言軍國大事，因而成為皇家禁臠，普通人不得私習天文，而歷書中的 種種吉兇宜忌，是上至統(tǒng)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會講求和遵守的 。 記者：在中國古代人眼中，天象有吉兇，預示政治作為的 優(yōu)劣，在某些時候，天象甚至成為政治的 博弈籌碼之一，但是有的 皇帝自己也曾習學天文，也可能明白其數(shù)理天文學的 理據(jù)，了解星 占的 偽科學一面，實際上整個統(tǒng)治集團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這個東西？ 江曉原：皇帝“私習天文”也不容易，康熙是真的 學過，讓傳教士教他，還做作業(yè)，入了一點門。 統(tǒng)治集團是否真的 相信星 占指引的 吉兇之說呢？還是從故事中來看。 春秋晚期鄭國子產(chǎn)的 星 占學家跟他說：京城要發(fā)生大火。子產(chǎn)沒理會。后來預言應驗，星 占學家又說，再過多少時間，又要大火，要祭神以避免火災。子產(chǎn)又不信。他說：“是亦多言，豈不或中？”結(jié)果這一次，火災沒有發(fā)生。子產(chǎn)的 解釋是很唯物主義的 ——多言或中，反復說，總會說中一兩次的 。概率保證你偶爾會蒙對一兩次。 還有一個例子，《宋史·王旦傳》中說：有人向宋真宗提議搞封禪活動，“可以鎮(zhèn)服四海，夸示外國”，借以掩飾宋朝在軍事行動上的 失利。但封禪不是隨便可以搞的 ，要有“天瑞”證明帝王英明神武感動上天才行，宋真宗還在猶豫，有一天老臣杜鎬值班，真宗突然問他：“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老大臣不知道皇帝的 心思，就隨口說了實話：“此圣人以神道設教爾”——這就點出了要害。此前大臣王欽若早就對皇帝說穿了：“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币簿褪钦f，“天瑞”是可以用人力造假的 ，決策者搞這些神神道道的 東西，是用來教化老百姓的 。他們自己心里知道，但表面上要做出相信的 姿態(tài)來，讓老百姓都相信，這樣對統(tǒng)治有利。 記者：在印象中，我們的 天學有太多人為的 、功利的 色彩，而西方天文學卻有著相當嚴謹?shù)?數(shù)理天文學傳統(tǒng)，至今統(tǒng)領世界。這是不是我們之間最大的 不同？ 江曉原：在看天的 問題上，中國人與西方人只有性質(zhì)上的 不同，沒有技術上的 不同，中國也有數(shù)理天文學。中國歷法中大部分內(nèi)容都是以“推步”技術來觀察日月和五大行星 的 運行，這就是數(shù)理天文學。只不過古希臘人的 方法是制造幾何模型，中國人用的 是數(shù)值模型，將大大小小的 運行周期疊加起來，同樣能在相當程度上實現(xiàn)準確計算。 當然，后來西方天文學在近代天體力學的 推動下取得飛速發(fā)展，與中國的 數(shù)理天文學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兩者的 性質(zhì)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 數(shù)理天文學完全是為皇家事務服務的 。西方的 天文學則可以沒有這樣功利的 目的 ，獨立發(fā)展。 其實大家看的 是一片共同的 天空，必然會有很多共通的 地方。我早些年的 研究表明，在唐代以前這兩個體系 之間已經(jīng)有過一些交流的 跡象。唐代還曾經(jīng)用過印度傳來的 數(shù)理天文學方法，來幫助推算，而印度這些方法的 源頭就在希臘，實際上是受了希臘方法的 影響。唐朝甚至有過印度裔的 太史監(jiān)（掌管皇家天學機構的 官員）。但是中國人覺得自己這一套已經(jīng)夠博大精深的 了，影響之余，大家還是按照各自的 一套來。至明朝末年，中國人與西方天文學開始互相正面接觸。清朝開始，欽天監(jiān)任命了西方傳教士做負責人，改用了歐洲的 推算方法。但是性質(zhì)沒有變，還是為皇家服務，為政治服務。 記者：如果讓您總結(jié)，中國古代天學最突出的 特色是什么？ 江曉原：中國古代天學最大的 特點，就是科學為偽科學服務。 當然，所謂偽科學，是用今天的 標準來分類。我主張對偽科學寬容，用不著遷怒于它?？茖W哲學研究者們早就說過：科學與偽科學這個劃界工作是完不成的 。 中國古代天學的 基本原則是觀測呈現(xiàn)出來的 天象，來了解人間的 吉兇。星 占學家的 任務是解讀“上天”的 昭示。對于星 占學家來說，僅能解釋某個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 天象是不夠的 ，有些天象需要預先知道。比如日食。這在中國古代政治中是一種重要的 天象訊號，代表政治黑暗、上天發(fā)出警報。出現(xiàn)日食，古代帝王要開門整風，號召大家給他提意見，甚至還象征性地把某個宰相免職，表示讓他頂罪。觸怒上天了，皇帝還要下一個自我檢討的 東西，同時還要不穿好看衣服、不吃大魚大肉，晚上也不和美女上床，要做個姿態(tài)。就像小孩子作了錯事，不敢要求吃冰淇淋了，也不看電視了，乖乖做作業(yè)了。 對此，中央政府和各地都要提前多日準備儀式。那么星 占學家必須提前做出準確預報。所以，皇家天學機構的 人員推算太陽、月亮、和五大行星 這“七政”的 運行軌道，計算給定時間內(nèi)七政運行的 位置，是相當重要的 ，要明確地說出這些，就要用到現(xiàn)代人所說的 數(shù)理天文學——偽科學不意味著不需要使用科學的 工具。 中國古代的 數(shù)理天文學，中國古人并不想通過它去探索自然，它就好比是那臺用來算命的 電腦。 記者：西方的 情況又是怎樣？ 江曉原：在西方，現(xiàn)代天文學的 傳統(tǒng)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雖然中間有過中斷。古希臘羅得島上就有希帕恰斯的 私人天文臺，這種沒有什么服務對象的 看天，只能理解為出自探索自然奧秘的 好奇心——類似情形，在古代中國迄今尚未發(fā)現(xiàn)，史料上也找不到支持這種情形的 證據(jù)。 從古時起，西方人就有兩條并存的 線，這對中國人來說難以想象。在這一點上，托勒密是一個典型人物——他寫了“星 占學的 圣經(jīng)”《四卷書》，也寫了“天文學的 圣經(jīng)”《至大論》，雖然他的 星 占學要用到數(shù)理天文學，但《至大論》確實是在建構宇宙體系 。托勒密可以既是星 占學家又是天文學家。 我們現(xiàn)在讀天文學的 歷史，一定能看見開普勒這個名字，他確立了行星 運動三定律。還有第谷，清朝的 官方天文學開始采納歐洲天文學體系 ，就是來自第谷的 體系 。在他們的 時代（16～17世紀之交），星 占的 名氣很大，他們替國王占星 算命，同時思考天文學的 事情。 開普勒比較窮，他編星 占歷書來掙錢，這有點像中國古代的 黃歷，包括預測來年豐收與否、有無戰(zhàn)爭等等，以及一些日常的 生活知識。西方?jīng)]有歷書的 官方壟斷，大家都可以編。因為開普勒編得好，書商每年找他，好些年他就靠這個東西掙錢。他曾有名言說：“星 占學女兒不掙來錢，天文學母親便要餓死。” 當代很多西方科學家——甚至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同時也是研究神秘現(xiàn)象的 靈學會的 會員和會長。他可以白天在實驗室里做科學家，晚上到靈學會去講神秘主義的 東西。對他來說這兩個東西是分開的 、可以并存的 。而我們多年的 教育，一直給我們一種一元化的 思維。其實人都是多面的 。 記者：如果中國古代天學僅僅是“科學為偽科學服務”，這豈不是很悲哀？它還有何積極意義？ 江曉原：我覺得完全不用悲哀。 即使按照今天的 科學標準，中國古代天學也有其積極意義——盡管這個意義是我們今天賦予它的 。這個意義主要表現(xiàn)在具有科學價值或?qū)W術價值的 天學遺產(chǎn)上。 中國古代天學的 遺產(chǎn)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 問題。人們最先想到的 ，往往是收錄在《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一書中的 天象記錄，共一萬多條。這是天學遺產(chǎn)中最富科學價值的 部分。古人雖是出于星 占學的 目的 而記錄了這些天象，但是它們在今天卻可以為現(xiàn)代天文學所利用。由于現(xiàn)代天文學研究的 對象是天體，而天體的 演變在時間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 ，千萬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 記錄，即使科學性、準確性差一點，也仍然彌足珍貴。 其次是九十多種有具體數(shù)據(jù)記載的 歷法，這是天學遺產(chǎn)中最富科學色彩的 部分。中國古代的 歷法實際上是研究天體運行規(guī)律的 ，其中有很大的 成份是數(shù)理天文學，它們反映了當時人們掌握的 天文學知識。 再次就是大量“天學秘籍”，外加散布在中國浩如煙海的 古籍中的 各種零星 記載。這部分數(shù)量最大，如何看待和利用也最成問題。 我們也可以嘗試從另一種思路來看待中國天學的 遺產(chǎn)。辦法是將這些遺產(chǎn)為三類：第一類：可以用來解決現(xiàn)代天文學問題的 遺產(chǎn)；第二類：可以用來解決歷史年代學問題的 遺產(chǎn)；第三類：可以用來了解古代社會的 遺產(chǎn)。這樣，基本上可以將中國天學的 遺產(chǎn)一網(wǎng)打盡。 其實解決現(xiàn)代天文學問題也好（比如《古新星 新表》對現(xiàn)代天體物理學的 貢獻、古代星 占學文獻幫助解決天體物理學中的 “天狼星 顏色問題”等），解決歷史年代學問題也好（比如確定武王伐紂的 年份、計算孔子的 誕辰等），都只是利用了中國天學遺產(chǎn)的 一小部分。那么這宗遺產(chǎn)的 最大部分可作什么用呢？這用處就是可以用來了解古代社會。 讀者讀到此處，應該早已知道中國古代沒有今天意義上的 天文學，有的 只是“天學”。這天學不是一種自然科學。一次日食、一次金星 或木星 的 特殊位置，更不要說一次彗星 出現(xiàn)了，這些天象在古代中國人看來都不是科學問題（他們也沒聽說過這個字眼），而是一個哲學問題，一個神學問題，或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這個字眼他們倒是聽說過的 。 由于天學在中國古代有著極為特殊的 地位（這一地位是其他學科，比如數(shù)學、物理、煉丹、紡織、醫(yī)學、農(nóng)學之類根本無法相比的 ），因此它就成為了解古代中國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 無可替代的 重要途徑。古籍中幾乎所有與天學有關的 文獻都有此用處。中國天學這方面遺產(chǎn)的 利用，將隨著歷史研究的 深入和拓展，比如社會學方法、文化人類學方法之日益引入，而展開廣闊的 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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