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連續(xù)4年由國土資源部對外公布的全國住房用地供應計劃，今年已經暫停對外發(fā)布，改由各地自行公布各省供地計劃。由國土資源部每年制訂并對外公布的土地供應計劃，始于2010年房地產市場調控處于高潮之時。當時，全國主要城市的房價節(jié)節(jié)走高，對調控形成了很大的反作用力，而住房建設用地供應不足，被認為是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當年1月國務院出臺的調控政策中，加大土地供應作為一個重要的政策選項推到了前臺，而由國土資源部來公布供地計劃，則被視為保證這項政策得到堅決執(zhí)行的一個重要舉措。

最近一段時間，持續(xù)多年的房地產調控開始見效，越來越多的城市房價開始出現(xiàn)了滯漲甚至下跌。但是，面對房價的下跌，地方政府的態(tài)度卻堪可玩味，一些地方的政府開始放出“救市”的風聲。在這種背景下，國土資源部不再承擔公布全國供地計劃的職能，將這個權力下放給地方，這難免讓人產生聯(lián)想，似乎“救市”已經從目前局限在二三線城市正在發(fā)展成為中央級別的全局性的行動。這是一種誤解。

我國最近幾年推行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雖然迎合了民眾要求房價下跌的期待，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運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的一種手段，而房地產市場之所以會背離民眾的期待，其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同樣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只不過這種干預的作用力是向著兩個方向，而它們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使房地產市場出現(xiàn)了扭曲。在幾年來的調控中，雖然中央政府不斷地提出調控的要求，但由于未觸及地方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中已經形成的復雜利益格局，因此地方政府對調控事實上并不積極，甚至利用調控政策可能存在的縫隙加緊在市場中攫取利益，中央政府加大推地所起到的正是這樣的作用。

按照4年前政策面上加大土地供應的要求，是希望以此來加大商品房供應，從而改變市場的價格預期，促使房價下跌。2010年當年，國土部首次公布的全國供地計劃達到18.47萬公頃，是上一年實際用地量的1.35倍。這個龐大的供地計劃一度使業(yè)界變色，但事實上，這種坐在辦公室里設計出來的供地計劃往往是與市場脫節(jié)的，當年完成供地不足計劃的七成，自然，它也不可能對遏制房價產生任何作用。相反，這個供地計劃成了地方政府加大推行“土地財政”的強大理由，以至最近幾年，各地“地王”頻出，對房價走高直接起到了推動作用。而由于調控政策不愿意觸動“土地財政”制度，因此對“地王”的出現(xiàn)毫無制約。

由此可見，這種由行政權力推動的調控很難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使市場因素難以對價格起到決定性作用。我國很多經濟領域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問題是政府對市場握有太多的干預權力，使市場活力受到遏制，在這方面，房地產市場顯然是一個“重災區(qū)”。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要求讓市場來決定價格，而政府則應該退出對市場的過多干預，去年，國務院各部門已經陸續(xù)取消和下放了幾百項行政審批權，政府以此行動來向市場釋放活力。對于房地產市場來說，政府也有必要逐步退出權力干預，只要做好保障房的兜底，商品房市場還是應該讓市場發(fā)揮主導作用。因此，對于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臺的放松調控政策的做法，我們不妨將其視為政府放權在房地產市場的具體體現(xiàn)，而國土部不再行使公布全國供地計劃的職能，無疑是這種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很多城市出現(xiàn)的房價滯漲和下跌給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調整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但是，我們又必須意識到，地方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中的利益格局已經根深蒂固，而經濟增速減退之下地方財政的緊張又使地方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因此，地方政府完全有可能利用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調整來加大其在房地產市場中的利益攫取。從目前一些地方出臺的“救市”政策來看，其中有一些完全是以往利用政府權力拉抬房價的故態(tài)復萌，諸如給購房者提供契稅優(yōu)惠政策、政府為購房者提供房貸擔保，都是動用行政資源來干預市場，是地方政府再度伸出的“亂摸市場的手”。因此，我們需要警惕的是，在國土部將供地計劃的職能下放給地方政府后，地方政府完全可能基于自我利益的需要而“夾帶私貨”。比如，一些已經出現(xiàn)“鬼城”的三四線城市，地方政府會不會基于“土地財政”的需要而不顧現(xiàn)實，繼續(xù)大規(guī)模賣地，從而加劇這些地方的供求失衡？而一線城市房價仍然高企，地方政府為了阻止其進一步下滑損害到政府利益，是否會收縮供地，從而使房價下行失去基礎？因此，國土部在暫停公布用地計劃并將這一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還應加強對地方政府在土地供應上的監(jiān)管，不讓這項改革在行政權力的操弄下“變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