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從古至今，文人墨客總是離不開酒，詩壇書苑如此，那些在藝術界占盡風流的書畫家們，更是“雅好山澤嗜杯酒”。如果說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那么它又何嘗不是一個酒文化濃厚的國度呢？酒在我國源遠流長，飲酒在國人的生活中早就演變成一種文化現象。俗話說：“酒為歡伯，除憂來樂”。人們樂時飲酒意在歡慶，愁時飲酒旨在除憂。酒可品可飲，可歌可頌，亦可入畫圖中。

縱觀歷代中國畫杰出作品，就有不少關于酒的題材。可以說，繪畫與酒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不只是繪畫，書法更是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書法家們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或花前酌酒對月高歌，往往就在醉時吐出胸中墨，酒酣后“解衣盤薄須肩掀”，一任天機，淋漓揮灑，神行紙上，從而作出一幅幅精品，這就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富有浪漫色彩的佳話和藝術珍品。在這里，酒已成了他們創(chuàng)作時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

中國古代的文人墨客，不論富貴貧賤，通達潦倒，歡喜哀愁，都離不開酒。飲酒與文化，更是糾纏在一起，千百年來水乳交融。中國文人嗜酒的最初記錄已無從可考，在諸子爭鳴的戰(zhàn)國，這一現象并不明顯，雖然有過一些愛酒的俠士，但他們從嚴格意義上講算不得文人，真正將文化與酒并在一起，大概應從士族的初興算起，應該是從漢代，但在漢代，流行的是賦，賦篇幅長，又興排比鋪陳，講究語言華美，借一時的酒興大概不易成功，因此，當時并不十分流行。

但士大夫清談之中常以酒為伴，到了魏晉時，從曹操開始，酒便步入了文化殿堂。曹操寫詩如老將，悲壯蒼涼，當然非有酒不可，在他的傳世名篇《短歌行》中就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句子。繼曹操之后，建安七子也紛紛繼承曹操的詩風。到了竹林七賢的年代，這些怪誕的文人由于對世道、統(tǒng)治者的不滿，更是與酒為伍。他們大都飲酒不節(jié)，借酒來發(fā)泄心中的苦悶，抒發(fā)表現自己內心孤獨、空幻的生命體驗。在竹林名士中，阮籍、劉伶飲酒最為狂放。阮籍每飲，必至大醉，有時數十日不醒。劉伶更作《酒德頌》歌頌酒神的偉大和壺中天地的自由。

真正中國文化與酒的結緣，還是由這些與士族相對的潦倒文人帶引的。東晉時偉大的田園詩人陶淵明，亦是好酒者，曾作飲酒詩數篇，以抒情懷。有傳聞軼事，說陶淵明素憎官吏，一日有某官欲結識陶，多方設謀均未果，最后在路途之中設一酒亭，引陶上當，陶淵明雖不為五斗米折腰，卻掙不脫酒的誘惑，終致上當。這則軼事可信度相當之大，因為陶淵明為官之際，就曾將俸祿中的米改為種黍，以便釀酒，他可以不吃飯，卻不能不喝酒。

也許，正是因為有好酒相伴，才能寫出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般精彩的詩句。酒與文化的結合，最為人熟悉的還應是李白。李白生活在盛唐，國富民安，盛行俠氣。俠以豪放重義而為俠，酒當然是最好的陪襯。李白?！鞍蝿λ念櫺拿Ｈ弧碑斎灰嗍莻b中一員。李白一生寫詩無數，為人更是大氣放浪，他與酒甚至比他與詩的關系更緊密，幾乎是到了無酒不成詩的地步。雖然酒曾使他命高力士脫靴，斷送了自己的政治性命，但亦是酒，使他為中國后世文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且不說“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等詩中體現的他與酒結緣的生活，我們來看看他飲酒的代表作《將近酒》從“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到“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一氣呵成，如黃河之水天上來，驚濤拍岸，氣勢之勝空前絕后，唯有李白此等以酒為生的豪邁之士才作得出此等篇章。

張旭酒后草書唐朝的豪邁之風，宋朝仍有延續(xù)，蘇東坡、辛棄疾、黃山谷等一大批文人，也都是慷慨悲歌之士。“詩酒趁年華”是蘇東坡對待生活的基本態(tài)度?！盀跖_詩案”他大難不死，出獄后被貶黃州，他描述自己的一件樂事：頃在黃州，“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臥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鏘然，疑非塵世也”，在貶謫中能如此對待生活，可見其曠放胸襟，樂觀態(tài)度。

對于南宋愛國文人來說，酒更強烈地激發(fā)了他們決心抗敵報國的豪情壯志。陸游的“壯心未許全消盡，醉聽檀槽出塞聲”在醉中聽到表現邊塞壯士生活的《出塞曲》，詩人恨不得立刻去前線殺敵報國；辛棄疾的“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醉中抽出寶劍在燈下看了又看，那種戰(zhàn)斗前夜的激動難寧，那種要把敵人斬盡殺絕的必勝意志由此而現。由于報國無門，壯志難酬，酒也時時觸引他們的悲慨：張孝祥的“萬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淚向悲風”就充滿了沉痛之感。在宋朝另有一種借酒揮灑的文風，這在婉約詞派中最為明顯，他們與蘇軾的“把酒問青天”及黃庭堅的“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風雨十年燈”截然不同，從溫韋到五代的李后主再到柳三變、姜白石，皆是此類因酒感傷的文人。溫韋的花間詞中，酒或是溫柔纏綿，或是感世傷懷。

到了李煜，酒中就只有傷逝了，他少以酒入詩，但對故國的留戀與對眼前事的感傷，卻又帶有深深的醉意，如他的“人生長恨水長東”、“垂淚對宮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等，似乎都是借酒澆愁之作。而柳永，終日混跡于廟街酒坊，含淚而歌，潦倒不堪，日子過不下去，當然要以酒解悶，卻是舉杯消愁愁更愁。柳永詞多而精，擬把疏狂圖一醉，“強樂還無味”的句子也不少，他一生飄零，自然是比不得晏殊在自家的后花園酒足飯飽去唱“一曲新詞酒一杯”的富態(tài)。

整個宋朝文壇，因為國仇家恨，酒中的抑郁與憤慨總是多于高歌與滿足的。中國文人之所以好酒，一般來說是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文人自身，由于文人以自己的視眼及單純的思維方式關注世界，必然有萬千種他們不愿目睹的現實，借酒，只是聊以淡化這種美好愿望與現實反差所造成的不平衡；二是現實所造成的，例如竹林七賢中嵇康、阮籍，他們也并非劉伶類狂生，只因迫害重重，才不得不終日與酒為伴，以保護自己和減輕清醒時的痛苦；三是文化圈子中積淀下來的酒情結，使得文人們以酒為親，將酒納入文化，成為創(chuàng)作的一部分。酒與中國文人關系的緊密有害？有益？不得而知，然而，古有李白借醉撈月失足溺死，近有古龍一生嗜酒死于肝癌，酒與文化可以為友，卻不可為一體的，都酩酊大醉了，或是都死于酒下了，誰來寫詩，誰來為文，誰來支撐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