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閃

迄今為止，諾貝爾經濟學獎兩度頒給了認知科學領域的學者。一位是影響巨大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78），另一位則是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

卡尼曼的研究重點也是啟發(fā)式規(guī)則，即我們常說的“直覺”（intuition）。和西蒙、吉仁澤一樣，他也承認，直覺是人類思維的特點。通常來說，直覺可以用很少的時間和代價，達到與理性思考相近的效果。不過他和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等人側重研究的，是直覺根深蒂固的缺點。

其實，從有限理性的角度看，直覺的優(yōu)缺點都容易理解。簡化意味著選擇，而選擇就意味著風險。這時候，怎樣判斷，如何決策，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判斷與決策，是人類認知過程中一對緊密相關，又有所分別的概念。

判斷（judgment）要回答的問題是：“人如何整合大量不完整的，有時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線索來推斷外部世界發(fā)生的一切？”它可以定義為：大腦對事物性質以及事物之間關系的概括、評價和推斷的認知過程。

決策（decision making）則是從眾多備選方案中做出抉擇的認知過程。它的中心問題是：“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人如何采取行動來達成一些易變的、可能還互相沖突的目標？”

判斷與決策的分別還在于，判斷是由其準確性來評價的，而決策由它們的可能后果來評價。也就是說，判斷通常不會產生直接的后果，但它很可能是決策過程的一部分。它為決策提供信息，從而對后果產生間接影響。

大致了解了判斷與決策，我們再來看看卡尼曼對啟發(fā)式的研究內容。在代表作《不確定狀況下的判斷：啟發(fā)式和偏差》里，他列出了直覺思考中幾種典型的啟發(fā)式規(guī)則，以及它們帶來的錯誤。

其中之一叫做“代表性啟發(fā)式”，又稱作“拇指規(guī)則”（rule of thumb）。按照卡尼曼的說法，人們運用這種直覺思考方式時，往往會高估那些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意義的事件發(fā)生的概率。

什么叫代表性事件呢？卡尼曼認為，當一個事件與總體或一類事件中的其他絕大多數事件相似，那么人們就當它是一個代表性的事件。

假如一個人向你描述他的鄰居“害羞，樂于助人，但對人對事都沒有多少興趣。他有一個溫馴而干凈的靈魂，渴望秩序和穩(wěn)定，對細節(jié)充滿了激情”。你會在大腦中如何推斷這個鄰居的職業(yè)：農民、商人、駕駛員、圖書管理員或者物理學家？

根據卡尼曼的實驗，多數人都錯誤地推測，此人是一個圖書管理員。原因在于人們的判斷通?；谶@個人的描述與心目中關于那個職業(yè)的刻板印象的相似度，而忽略了職業(yè)的基礎概率。畢竟，在現實世界里農民的數量遠高于圖書管理員。

還有一種“便利性啟發(fā)式”，指的是人們根據從長期記憶中提取相關信息的難易程度來估計事件發(fā)生的頻率。

譬如很多人都會通過回憶熟人在某個年齡段的健康狀況來推斷一種疾病的發(fā)生概率，無論中年人的腦中風，還是老年人的心臟病。對于親眼目睹慘烈車禍的人來說，可能發(fā)生同類事件的主觀概率一定高于普通人。人們還常常會高估謀殺的死亡數，只因為這樣的死因聳人聽聞，而死亡數遠高于謀殺的自殺少有報道，卻被嚴重低估。當然，最近媒體上大肆報道的災難，肯定也會影響人們對事故概率的推測。

“錨定”（anchoring）也是一種重要的啟發(fā)式，它指的是人們在推測事件發(fā)生的頻率時，往往會將某些特定數值作為初始值來考慮。而不同的錨點產生不同的推測，“錨”一般的初始值牢牢地制約著人們的評估值。

例如我們都知道，8×7×6×5×4×3×2×1=1×2×3×4×5×6×7×8，但是卡尼曼做過這樣的實驗，讓兩組高中生在5秒鐘內分別估算等式前后兩部分的數值，結果等式前半部分的估值比后半部分高出很多，其平均值分別為2250和512。（真實值為40320）兩組數值的差異證明，最初不同的錨定值決定了最終的估算值。

數量啟發(fā)式則是一種不那么明顯的啟發(fā)式。然而就像很多節(jié)食者知道的那樣，當食物被分成更小塊以后，他們吃得比以前更少了。其中的道理在于，一個物體被分割成較小的單位時，人們會高估物體的數量。

在這些啟發(fā)式的背后，可能還藏著不少大腦的秘密。有人就認為，某一事件發(fā)生的主觀概率依賴于它是如何被描述的。在人們的意識中，一個更加明確表述的事件會比一個較少明確表述的事件有更大的可能。

例如，你幾乎可以肯定自己不會在明年去世，但是假若有人人問到，你明年遭遇疾病、車禍、空難或其他原因而去世的概率是多少。你多半會高估這種可能。所以，區(qū)分事件本身和對事件的描述，才是關鍵。

在《不確定狀況下的判斷》中，卡尼曼等人還列舉了不少直覺易犯的錯誤。得出這些結論，他們花費了三十余年，也獲得了相稱的榮譽。不過，有的學者對他們的研究還是頗多微詞，吉仁澤就是其中主要的批評者。

吉仁澤認為，“人類似乎在進化上準備好了解決自然頻率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人類根據分數、百分數以及其它標準化數字來思考問題就得經受相當大的精神痛苦?！边@說明啟發(fā)式是先天的認知機制，而演化的歷程也足以證明，它們常常能夠做出相當準確的預測。

在這個復雜的世界中，人類必須隨時判斷不斷變化的情境或事物，每時每刻都付出極大努力去做出精確的判斷是非常不合適的。相反，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一個更簡單的、更少努力的啟發(fā)式的判斷更加實用。更何況，我們很難設計出比這些直覺花更少時間或更少代價的認知過程了。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去使用它們呢？

所以，重點應該是學會如何恰當地運用它們，而不是夸大危險。吉仁澤說，事實上卡尼曼自己也承認，那些依靠理性做決策的專家，和利用直覺做判斷的普通人比起來，未必正確多少，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1999年左右，吉仁澤與卡尼曼就啟發(fā)式有過理論交鋒。2011年，卡尼曼出版了新著，書名叫“Thinking, Fast and Slow”（思考，快與慢）。

書中提出，人類的大腦中有一快一慢兩套意識系統(tǒng)?！跋到y(tǒng)甲”（System One）進化出來早，反應快，易犯錯；“系統(tǒng)乙”（System Two）進化較晚，較準確，可是既耗能，反應又慢。甲乙二個系統(tǒng)，各有利弊，不能互相替代。

這一結論，算不算對吉仁澤觀點的柔軟接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