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氏物語》和《紅樓夢》這兩部世界名著中，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如豪華的場面，宏大的結(jié)構(gòu)，眾多的人物等，尤其是兩部作品所描繪的社會生活的神似，使我們更深刻地領會到它們偉大的現(xiàn)實意義。

兩部作品都以“家庭瑣事、閨閣閑情”為內(nèi)容，揭示了“聰明靈秀地，無可奈何天”那種殘破不可補的現(xiàn)狀。在轟轟烈烈的場面中，見出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作者于盛世中揭示出末世的必然．這是兩部作品的精髓，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兩部作品有著驚人的相同。

“溫柔富貴，風流豪華”雖已成為過去，但曹雪芹和紫式部都不熊忘懷，于是歌，于是泣?；蚋枋⑹赖暮廊A，或嘆末世的凄惋。歌盛世，盛世不再來，留下的只是溫樂后的悲涼；嘆末世，末世盡凄苦，卻存有昔日紈绔膏梁的余甘。當悲涼與凄苦同時襲來，再回味余甘之時，曹雪芹和紫式部便只有長歌當哭了．希望化為虛妄，虛妄又成絕望。兩位偉大的作家正是在希望與絕望的矛盾中，唱出了不同時代、不同國度、都有著相同音調(diào)的末世的哀歌。

一、末世的哀嘆

“這濁惡可嘆的末世……總是越來越壞。”這是紫式部對她生活和描寫的那個社會進行的詛咒。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

“凡鳥偏從末世來……”。

這是曹雪芹對他所處的時代得所寫的人物發(fā)出的哀嘆．此類例子在兩部作品還有很多。這是否偶然巧合？如果我們對作家、作品及其時代加以分析，就不難發(fā)現(xiàn)：末世是那個時代的歷史必然．《驚氏物語》成書于10世紀末、11世紀初、日本貴族壯宕的鼎盛時期——平安王朝時期。當時，平安京的上層負族恣意享樂。歌舞升平之中，權(quán)勢者們的明爭暗奪也愈演愈烈。從作品中，我們可以窺見這種斗爭的陰影：皇妃間的爭寵―實際上是爭奪皇位繼承權(quán)的斗爭，在身份高貴的弘徽殿女御和地位卑微的桐壺更衣間展開，攝政大臣間的傾軋和爭奪，以源氏為中心激烈地進行。

所有這一切，在紫式部眼里，怎不是“濁惡可嘆”、“越來越壞！”世道、人心，以及唐和朝鮮經(jīng)濟文化的影響，使這個社會的生產(chǎn)關系變化成為不可抗拒的必然，貴族社會的總崩潰已在眼前。這就是紫式部眼中和筆下的所謂末世。

同樣，《紅樓夢》問世的18世紀，清帝國在“烈火烹油，鮮花看錦”的乾嘉盛世的背后，“外面看起來轟轟烈烈，內(nèi)囊卻盡上來了”?；适覂?nèi)部的激烈斗爭，宮廷內(nèi)外的奢侈腐化，都或曲或直地在大觀園內(nèi)外、在寧榮府的世界里反映出來。階級矛盾的不可調(diào)和，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fā)展，沖擊著封建社會的基礎，預示著它全面、徹底的沒落和總崩潰的到來。面對這無可補的、殘破的、封建末世的天，曹雪芹只好、也只能唱幾句哀怨的挽歌。

二、入我門來

在這個末世里，紫式部希圖給不幸的女子找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她終于找到了源氏公子庇護下的六條院；曹雪芹則希圖給那些“清凈潔的女兒”找一個自由自在的真如福地，他選中了大觀園。然而，不論是六條院還是大觀園，都不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六條院里，充滿著無盡的精神痛苦，大觀園里也難免被國公府的主子們搜檢查抄。寧靜打破了，夢幻破滅了，世上的一切，原來終歸于虛幻，于是，作者又將她們連同主人公一個個送進了空門。

佛教傳入中國，同儒道思想結(jié)合，成為歷代統(tǒng)治者麻痹人民的精神鴉片。它在初創(chuàng)時期的消極反抗的精神，也在傳播中逐漸消耗殆盡，剩余的只有逆來順受。佛教傳入日本后，與日本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在人們的社會生活領域內(nèi)起著更為消極的作用．這在兩部作品中可見一斑。

在《源氏物語》里，貴為天皇的朱雀帝，隨著遜位和失勢，又懼怕當時攝政大臣源氏公子報復，不得不郁郁地出了家；滕壺皇后受弘徽殿的百般排斥，同時又怕與源氏的丑聞泄露，最終也只好皈依了佛門，空蟬、浮舟……無不是忍受著極度的內(nèi)心苦痛，循入寂寞的清燈古寺。末世里人們的無可奈何，就以這種無力的退避表現(xiàn)出來．

顯然，紫式部不可能找出拯救他們的更好的辦法。雖然她深通佛經(jīng)，卻不信佛門可以超脫。所以在她的筆下，所有入空門的人，心理無一不是極度痛苦的，這是對佛門所謂極樂世界的否定。

《紅樓夢》里的一僧一道，恍惚迷離的太虛幻境，在讀者心目中是神秘的．這里的空門比紫式部筆下的佛門更難進。我們暫且不去探討為什么那一僧一道總是同行同止，也不去理會為什么清凈潔的警幻仙子要賈寶玉“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jīng)濟之道”，以及寶玉為什么又續(xù)《肢筐》，又說世上的書只有“四書”．又要參禪念佛……我們只說，念佛難免人間痛苦，悟徹后卻可萬念俱息。當甄士隱、柳湘蓮，以及惜春、寶玉們悟徹后，或飄然而去，或毅然棄卻人間富貴，在庸眾眼中，這難免是痛苦的，是癡呆的，曹雪芹也沒有否認這一點。

兩部作品不同之處是：曹雪芹筆下的空門已經(jīng)不限于紫式部筆下的佛門，而是儒釋道三家的共和圣地，當然，也是那些“濁物”不能染指的凈土。所以，不論是整日和道士胡屏的賈敬，還是見了老太太、鳳姐們，提起國公爺便“臉酸酸地”那個諂庚勢刊的“老神仙”．都沒有資格入此門．紫式部筆下的佛門，只是失望者消極的避難所，而曹雪芹筆下的太虛幻境，卻似乎寄托著一種理想：在這里，掌權(quán)的已不是什么如來、觀音，而是一群女子。連同那一僧一道也要事事來這里“交割清楚”。且這里的姐妹相處，也有一種平等的民主跡象。顯然，紫式部筆下只有絕望，曹雪芹筆下則可見新的寄托．這是因為，一方面曹雪芹和紫式部對末世的認識深淺不同含另一方面，也表現(xiàn)出18世紀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世和10世紀日本貴族社會末世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這當然也預示著它們前景也將是迥然有異。

三、女兒命薄

女兒命薄是末世的象征。在曹雪芹的筆下，所有清凈潔白的女兒都在薄命司。通觀《紅樓夢》，沒有哪一個能逃過這樣的命運．賈府的四位小姐，名字就叫“原應嘆息”（元迎探惜），還有奉氏、尤家姐妹、晴多，金釧等，竟無一例外。其他的，則在“十二支曲”和判詞里，為她們注定了命運：貴為小姐的，八正冊；小姐而后丫頭，丫頭又兼小姐的，入副冊；注定終生不能發(fā)跡，只能“配小子”的，連同那些“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只好入另一副冊了，這不是用宿命論一詞可以說得清楚的，而是曹雪芹對那個“滿紙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封建社會的控訴，也是對社會最底層婦女悲慘命運的深切概括和同情。

我們可以想象到，六條院的婦女，如果在警幻統(tǒng)治下，也是一定要入薄命司的。日本婦女的社會地位，甚至比中國婦女更低。末世的“濁惡可嘆”也正在這里。

六條院的薄命女兒們不敢——也從來不思——反抗。最具個性的空蟬，在源氏的淫威下，也只有消極地逃、躲，而大觀園里的鴛鴦、司棋、晴雯和黛玉們，則大膽地進行著心理上和行動上的反抗．

不論是六條院還是大觀園里的女子，都沒有把所處之地作為他們理想的地方。就連高不可攀的皇宮，元春也認為是“見不得人的去處”。但可悲的是，《源氏物語》里的明石父女，《紅樓夢》里的柳家母女，卻又極力想躋身于這個行列。明石道人是貪圖宮廷的富貴，而柳媽，又何嘗不是貪戀國公府的榮華？更為可悲的還在于明石夫人和柳五兒或先或后的覺醒以及覺醒后的無可奈何，以至于象明石夫人那樣的麻木，末世的可悲正在這里。

四、情、淫及其它

源氏公子和賈寶玉，都有一種癡情的乖決，這是末世這個特定時代的產(chǎn)物。曹雪芹借賈雨村之口，來解釋這種乖戾的根由：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余皆無大異……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來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那氣，惡者之所乘也”。

而源氏公子和賈寶玉既不是秉正氣的大仁，又不是秉邪氣的大惡，而是正邪二氣的混合，是“所余之秀氣”和“一絲半縷誤而泄世之邪氣”的混合：

“故其氣亦必吠人，發(fā)泄一盡始散。使男女偶乘此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身于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劉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那譯不近人情之態(tài)，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于會候富青之家，則為情癡情種……”。

本文不打算探討曹雪芹的哲學思想，這里我們只是把它作為源氏公子和賈寶玉性格的注腳。他們的“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tài)”,竟是那樣驚人地相似！的確，他們的聰俊靈秀在萬萬人之上，不近人情之態(tài)又在萬萬人之下。

蕓哥兒認了比自己小好幾歲的寶玉做“父親大人”，便找到了來園子里鬼混的借口，于是，無聊時就和寶玉扯些誰家的丫頭標致之類的話，襲人在寶玉無聊時，也只得隨著他，“說些女兒如何好”．《源氏物語》第二回《帚木》中，頭中將、左馬頭和原氏公子幾乎自始至終都在津津樂道地談論各色女子。

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性格，在那個時代是毫不奇怪的。他們生活在悠閑和富貴的環(huán)境中，除了爭權(quán)奪利、勾心斗角之外，便沒有其它的事情好做，所以，生出許多荒唐事來。這些人物是封建盛世的產(chǎn)物，作為統(tǒng)治階級“事業(yè)”的接班人，末世必將伴隨而至．我們從這些人物的身上不僅僅看到了末世的必然，同時也省悟到：盛世即末世。這正是老莊哲學中盛即是衰，榮即是枯的道理。

源氏公子和寶玉雖然同有一種幾乎對所有女子都關懷備至的怪戾，但他們的關懷，又有明顯的不同。紫式部筆下的源氏公子決不會是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所以，我們從賈寶玉那里看到的是對不幸女子深切真摯的同情，甚至癡情深沉的愛，而源氏公子，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他對婦女的玩弄―雖然也有憐憫和不遺棄．寶玉是置身于這些女子之中的，而源氏卻是凌駕于她們之上的。用賈母的話說，寶玉原該是女兒，因為“錯投了胎”，才托生成了男子。

曹雪芹自己也分不清情和淫的界線，他借了警幻的口解釋道：

“好色即淫，知情更淫。”

并據(jù)此把情分為二種：一是皮膚之淫濫，一是所謂意淫。她說：

“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此之好淫者，不過悅?cè)蓓槨⑾哺栉?，調(diào)笑無厭，云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濫之盛物耳。如爾（寶玉）則天分生成一段癡情，香輩推之為‘意淫’……”。

從這里可以區(qū)別二人性格本質(zhì)的不同，顯然，源氏屬于前者石寶玉屬后者。如果我們說前者屬淫，后考屬情，不知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寶玉愛“靈”，源氏愛“肉”．近于赦、珍、璉、蓉之徒的源氏偏偏又當上了攝政大臣，享太上皇待遇，受萬萬人敬仰，這就決定了他和“與家與國無望”的寶玉性格和命運的不同。

曹雪芹認為，一切罪惡的根源都在一個情字：

情天情?；们樯?，情既相逢主必淫。

擅風情，采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

此處雖指“淫喪天香樓”的秦可卿而言，卻代表著烏煙瘴氣的寧榮二府。我們在《紅樓夢》里雖看不到秦氏淫喪的本來面目，但只要聽聽賈珍“盡我所有罷了”的哭聲，焦大“爬灰的爬灰”的罵聲，以及柳湘蓮的詛咒聲……再看看赦、珍、蓮、蓉、茗煙、秦鐘、賈瑞們的行為，便可悟出這“敗家的根本”是指什么而言的了。腐化、墮落、私通、亂倫……，國公府原來就是這樣的烏煙瘴氣。

那么紫式部筆下的景況又如何呢？只要看看源氏公子就夠了。他是嘴化墮落的總代表，在他那里，上自母后（繼母）滕壺，下到宮女奴蟬，丑的如末摘花，俊的如夕顏，老到落了牙的老宮女，小至十一、二歲的幼女……只要他能涉及到的，無一得干凈，連同他的養(yǎng)女也不例外。他的“理論”是從頭中將、左馬頭那里學來的，而他的行為又被夕霧和熏公子們繼承并有過之而無不及，真可謂“青出于藍”。

曹雪芹欣賞寶玉似的情，紫式部贊賞源氏那樣的淫，但兩位作家又同時把它當成“敗家的根本”,并認為世道也正是壞在這里．其實，情也好，淫也罷，都只能是那個“濁惡可嘆的末世”的產(chǎn)物，并不是因為情或淫才敗家壞世的。情和淫固然會促成末世的到來和轉(zhuǎn)化，但敗家壞世的，卻是那個時代的腐朽的社會制度，這是曹雪芹和紫式部都不可能了解的。

五、妻妾制度

在封建社會．妻和妾都是男子的附屬物，但她們的地位又是顯然地不同―妻是主子，妾是奴才。妻的地位在她們所生育的子女與奴仆之間，被恩格斯稱作“為男子生產(chǎn)財產(chǎn)繼承人的工具和奴隸總管”。妾的地位，可從趙姨娘向探春討喪葬銀看出：

“這大嫂子也栩涂了，我拉杜誰？誰家姑娘拉扯奴才了？"

這是探春沖李紈向生母趙姨很及那些周家奶奶們發(fā)的小姐款兒。她心目中，她是主子，生，生母趙姨娘是奴才，她怎么能拉扯奴才呢？偏偏趙姨娘不識相，結(jié)果討了個大大的沒趣，不但銀子沒討來，閑氣沒爭勝，還落了一肚子的窩囊氣。自己本來就是妾，偏不懂妾就是奴才，還要搬出個連做舅舅資格也不夠的趙國基來，難怪探春小姐搶白：

“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升了九省檢．點．哪里又跑出個舅舅來？”

她只認九省檢點王子騰，不認自己的親舅舅。但她身上畢竟流著這個妾的血，不管她如何自命高潔，仍難免遠嫁海疆。末世的一切，對世人都是無情的鞭撻和嘲諷，所以說她是“生于末世運偏消”。

用賈府老祖宗的話說，妾可以“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因為“我這里有銀子”。妾也可以送，秋桐就是赦老爺給兒子的贈品。有人甚至連作妾的資格都沒有，如晴雯，她的叛逆和反抗是那個社會不能容忍的。

和寧榮二府不同的是，六條院的女人都是妻，也就是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日本貴族社會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六條院女子的榮辱，全在于男子的寵愛與否，也在于其子女地位的高低。四十歲的源氏，可以使太上皇十六歲的女兒做他六條院群妻中并不受重視的一個；明石夫人可因女兒做了皇妃而顯赫。但是，我們從源氏的賜姓和夕霧的擇婚等事件，可以看出貴族社會的末世中，這種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也面臨著危機。

《紅樓夢》里，是嚴格的一夫一妻多妾制。皇妃盡管高貴，也只能是帝王的妾．妾要得到尊重，只有等妻死后扶了正．才能名正言順地做主子，如嬌杏，但這種“福份”降臨的機遇少得不能再少。

六、身前身后事

紫式部親歷了平安王朝時期的宮廷生活，做過一條彰子皇后的女官，對官廷的內(nèi)幕和婦女的不幸有著深切的同情和了解，對貴族社會的沒落有著深刻的感受。所以，她以宮廷生活為背景，對那一時期的社會厲史，進行了真切的描繪。

曹雪芹也身厲了家族的鼎盛和敗落，看到了末世之天已不可補，才凝著血淚，寫出了這部不朽的著作。

《源氏物語》和《紅樓夢》都是以不聞于正史野史的“家庭瑣事、閨閣閑情”為描寫內(nèi)容的，正如紫式部所說：

“這些稱是真情實事，并非世外之談。”是“這豐世親見親聞。”

但是．作者并未將生活翻版，而是將生活進行了精巧艱苦的藝術創(chuàng)造和藝術加工。更重要的是，作者將其真情實事作了幻化：

“作者自云曾經(jīng)歷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教演出來，敷渲出來。”“這些虛構(gòu)的故事中，亦頗有情味，描寫得委碗曲拆的地方，仿佛真有其事。所以，雖然明知是度構(gòu)，看了卻不由你不動心”

作者畢竟還是以當時的社會生活作背景的，因此，不可能不涉及到當時的政治。奇怪的是，兩個生活在不同國度、不同時代、不同環(huán)境的作家，卻用同一腔調(diào)，聲明自己的作品與政治無緣。紫式部說：

“作者女流之輩，不敢侈談天下大事”。

但她還是喊出了：

“這個濁惡可嘆的來世……總是越來越壞！"

社會的黑暗，逼迫作者不得不用曲筆來表達自己欲言不能的許多事。

曹雪芹的表達更加曲折：

“……石頭記……，大旨不過談情，亦只是實錄其事，絕無傷時誨淫之病……”

細讀《紅樓夢》的人，都理解這個“大旨不過”。半部《石頭記》，驚動了皇帝老子的大駕，以致后半部“奇”不敢傳，“世”不敢聞。甚至連脂硯齋的評語批點，也只好將真事隱去，而用假雨村言了。

“此書只是著意于閨中，故敘述閨閣中之事切，略涉外奉者則簡，不得不瀉其不均也”②。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潮政者，只略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③

這些話，更加深了我們對作品政治內(nèi)容的理解，作者寫身前身后事，但涉及朝廷政治的，都不得不格外謹慎，也正是惟其謹慎，才更真實、更巧妙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政治，也只有謹慎，作品才得以流傳。


七、結(jié)語

《源氏物語》《紅樓夢》都以盛世的繁華見出了末世的必然.在“家庭瑣事，閨閣閑情”的敘述中再現(xiàn)“吃人”的日本貴族社會和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紫式部和曹雪芹在對往事留戀和嘆息的同時，對那個時代那個社會中受壓迫婦女的命運和遭遇，表達了深切的同情。‘

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始終有婦女的大膽追求和反抗:從《詩經(jīng)》的大膽呼聲到卓文君傳奇;從崔鶯鶯的西廂偷情到杜麗娘的情死·····一直到林黛玉的心理反抗，而鴛鴦、司棋、晴雯、尤三姐們的追求和反抗，則不只限于對自由婚姻的追求，而是涉及到對封建倫理的挑戰(zhàn)和對人生價值的追求了。

然而，在六條院里，始終沒有這種追求和反抗，空蟬是消極地逃躲，夕顏則任其玩弄、擺布以致于死，也無半點逃避的表示。這也許就是東方君子和西方才子們所津津樂道的日本女子的美德?貴族末世摧殘人性是，令人痛心，發(fā)人深省。

在那樣的末世里，被人吃的也曾經(jīng)吃過人，吃人的也將要被人吃，不僅魯迅筆下狂人翻看的歷史如此，紫式部和曹雪芹生活的社會歷史也是如此，

他們是從正在吃和將被吃的一群中逃出來的，所以在他們的意識里，仍留著那血腥的甘美——侈靡的貴族生活的余甘。但他們或多或少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在贊美中時有詛咒，對那正在吃和將被吃的一群，既有企羨.又有痛惜，這正是末世的悲哀之處。.

很顯然，18世紀的曹雪芹10世紀的紫式部更清醒，惟其更清醒，才倍增了無可奈何的苦痛，連同他筆下的人物，也倍嘗了比紫式部筆下人物事李心靈上的苦痛，這使《紅樓夢》比《源氏物語》更增添了幾分悲劇色彩。

貴族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沒落是歷史的必然，紫式部和曹雪芹不可能不對其各自生活過的時代和，社會留戀和惋惜，我們之所以稱之為“哀歌”，原因也正在這里。

注釋:

(本文引文除標明之外，均出自《源氏物語》和《紅樓夢》)

①、見周汝昌《曹雪芹小傳》;

②③、《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

《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