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顧炎武素稱清代經學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學頹廢之時，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學術綱領，倡導以經學實證理學，反對以臆說空衍義理。其經學會通今古，兼采漢宋，不蹈一家門戶，超邁森嚴壁壘，以“通學”名于一世。顧氏治經主張遵從經文，不廢傳注，稽古右文，平易說經，以還原儒家經典原貌，重構古代圣人本義。其治經之旨，則強調通經致用，經術當以經世，反對皓首窮經，泥古不知論今。顧氏之經學，上矯宋明理學末流，下啟清代樸學先路，對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經學發(fā)展產生重大影響。

【關鍵詞】顧炎武 古文經學 今文經學 漢學 宋學

顧炎武素稱清代經學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學頹廢之時，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學術綱領，上矯宋明理學末流，下啟清代樸學先路，對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經學發(fā)展產生重大影響。對于顧氏的經學思想，學術界一直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多少年來，鮮有學者的眼光能夠觸及這一重要的理論課題，更毋庸說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和探討了。本文試圖對顧氏經學思想加以初步的歸納和整理，以期能引起學界同仁對這一課題的注意。

一、經學宗傳
作為開創(chuàng)一代學風的先行者，顧炎武之經學自有其師承淵源，亦有其學派歸屬。然而學者們對于這個問題一直有著許多爭論和分歧。在經學史上，本有所謂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別，有所謂漢學和宋學之分。于是，有的學者把顧氏之經學歸于古文學，有的學者把顧氏之經學歸之于漢學，還有的學者把顧氏之經學歸之于宋學。其實，我們只要細看顧氏的《日知錄》、《左傳杜解補正》、《五經同異》諸書，即可知其治經走的是“通學”的路子，與一般困守宗派、森嚴門戶的經學家迥乎不同。

1）關于今古之別問題

經學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而興起，在兩漢則有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交替流傳。今文派盛行于西漢，依據漢初隸書本的《五經》，偏重于“微言大義”。古文派盛行于東漢，依據漢武帝時發(fā)現的古文經典，偏重于“名物訓詁”。到漢末，鄭玄、王肅前后繼起，他們混合今古，遍注群經，不論家法師法，自創(chuàng)一家之言，于是又產生通學派，今古文學之爭于是逐步消亡了。

顧氏篤志經史，對于歷代經說，均很重視，并一一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他曾說：“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四》）故其經學研究，唯求是為真，以通經為的，既不講究師法、家法之異，亦不突顯今文、古文之別。

從其所考究的經典來說，顧氏對今文經典和古文經典一視同仁。例如，關于《尚書》的今古文問題，他說：“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興，又合而一之。”（《日知錄》卷二《古文尚書》）對于《春秋》，他在《日知錄》卷四《左氏不必盡信》、《楚吳書君書大夫》、《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殺或不稱大夫》、《五伯》、《王子虎卒》、《卿不書族》、《隕石于宋五》等條以及卷五《奠摯見于君》條中對古文之《左傳》，今文之《公羊傳》、《谷梁傳》，都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考訂，誤者批評之，正者表彰之，毫無門戶之見。在《文集》卷三《答俞右吉書》中說：“若鄙著《日知錄·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條，如‘君氏卒’、‘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當從左氏；‘夫人子氏薨’當從《谷梁》；‘仲嬰齊卒’當從《公羊》；而‘三國來媵’，則愚自為之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對《易》、《詩》、《禮》諸經，顧氏亦皆不立今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

從其對經學家的態(tài)度來說，顧氏對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均不偏不倚。如他在《日知錄》卷二《司空》條中對古文學家孔安國提出了批評，而在《日知錄》卷五《蒞戮于社》條中則引孔安國之語以證他提出的“古人以社為陰主”的觀點。他在《日知錄》卷二十七《左傳注》中考正了古文家杜預《春秋左傳集解》的一系列錯誤，而在《日知錄》卷四《殺或不稱大夫》條中又引杜氏之語以證其“殺或不稱大夫”的觀點。又如在《日知錄》卷一《卦爻外無別象》條中，他對今文學家荀爽和古文學家虞翻都進行了批評。如此等等。顧氏之經學不僅超邁今、古門戶，而且對鄭玄、王肅等所謂“通學”派，亦既不回護，也不貶損，而是舍短取長，唯求其是。如他在《日知錄》卷七《考次經文》條、卷三《韓城》條、卷五《三年之喪》條中對鄭、王之學皆各有褒貶。凡此之類，皆可見顧氏之學能博贍群言，無分畛域。

2）關于漢宋之爭問題

所謂漢宋之爭，其實是一個很有歧義的問題，歷來學者們對漢學、宋學等名稱有諸多不同的理解，由于漢學、宋學等概念的歧義性，所以，學術史上關于漢學與宋學之間的許多爭論往往看似激烈，而實際上并不在同一個層面上展開。本文的論點以對漢學、宋學的如下規(guī)定為基礎：所謂漢學，是指兩漢學術思想的主流而言，主要是指兩漢經學，包括西漢今文學和東漢古文學，與宋學相比，漢學主要著重于經典的注釋和訓詁。所謂宋學，是指宋、元、明時期學術思想的主流而言，主要是指宋明時期的所謂“性命義理”之學或宋明理學，包括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程朱學派和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的陸王學派。相對于漢學而言，宋學更加注重義理之闡解和發(fā)揮。依照這種理解，以漢宋之爭論顧氏之學者所持之各種觀點，實均值得商榷。

有的學者以顧氏之學為漢學，然以顧氏對漢學之態(tài)度來說，他對漢學，無論西漢今文學，還是東漢古文學，都既有贊同，亦有批評。如他在《日知錄》卷四《仲嬰齊卒》條中說：“《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于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經，為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而在卷二十七《漢人注經》條中則說：“《論語》‘子見南子’注：‘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等等。此點上文已言之甚明，茲不贅述。

有的學者以顧氏之學為宋學，然以顧氏對宋學之態(tài)度來說，他對宋明諸儒雖褒貶揚抑各不相同，卻能破門戶窠臼，不執(zhí)一己之偏。對宋學空疏不實的學風，顧氏一向深惡痛絕，故他在《日知錄》和《文集》等著作中，對宋明諸儒之經說提出了許多批評。如在《日知錄》卷一《孔子論易》條中批評了陳摶、邵雍，在卷一《鴻漸于陸》條、卷三《大原》條中批評了朱熹，在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中批評了王安石、王陽明，在《文集》卷六《下學指南序》中批評了二程、象山，等等。但對于宋明諸儒經說言之有理者，顧氏亦并不掩飾，而是實事求是地加以稱引。如他在《日知錄》卷四《春秋言天之學》條中引邵雍之言以證己說，在卷一《七八九六》條中稱述歐陽修，在卷六《鬼神》條中表彰程頤、張載，在卷一《朱子周易本義》條、卷十四《從祀》條、《文集》卷五《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中表擢程朱之學，等等。尤可貴者，顧氏雖對陸王心學絕不茍同，然其在《日知錄》卷十七《通經為吏》條中卻對象山大加褒獎。由此可見顧氏學術胸次之寬博。

至于以顧氏之學為漢宋兼采之學，亦須注意兩個問題。第一，顧氏之學不僅兼采漢宋，而且兼批漢宋，此點已詳見上文。第二，把顧氏之學歸入漢宋兼采派，乃后人為顧氏所立之門戶，非顧氏自覺之所為，正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所云：“國初諸儒治經，取漢、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說，擇善而從。由后人論之，為漢、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日，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

總之，顧氏之經學，會通群經眾典，博采歷代經說，對漢唐舊注，宋明傳說，均詳加疏通，一一考明，不蹈一家門戶，超邁森嚴壁壘，繼往學，開來者，故能成就宏偉之氣象，開啟一代之學術。顧氏之學，若必有所歸依，則當歸之于此。

二、稽古明經

1）尊經而明道

經學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種特殊的學問，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主流。在傳統(tǒng)的經學家們看來，“經”乃孔子載道之具，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既然“圣賢之道存于經”，所謂“五經”、“十三經”等經典在經學史上當然就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經學家們認為，明道先須尊經，而尊經正所以衛(wèi)道。

顧炎武之經學，繼宋學之末流而起。宋學發(fā)展到明末，流弊日甚。一則宋明以科舉取士，天下經生皆誦章句而舍本經，使經學淪為帖括之學；二則宋學本以義理見長，而訓詁為弱，故學風流于狂誕，宋儒空衍義理，橫發(fā)議論，使經學偏離尊經述古之的而步入荒經蔑古之途。故顧氏承晚明經學極衰之后，起而倡導稽古右文，尊崇儒經，以矯宋學空疏之弊。

針對宋明儒者以己意說經，強改經文以從義理的學風，顧氏主張遵從經文，不妄改經。他認為，不通經義而妄自改經，是侮圣人之言。他說：“錢氏謂：‘古人之于經傳，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誰敢僭而加之評騭？評騭之多自近代始，而莫甚于越之孫氏、楚之鐘氏。……句讀之不析，文理之不通，儼然丹黃甲乙，衡加于經傳，是之謂非圣者無法，是之謂侮圣人之言，而世方奉為金科玉條，遞相釋述。學術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日知錄》卷十八《鐘惺》）

顧氏認為，后人不考古而妄改經，不僅造成古書舛訛，而且敗壞了學風，其影響極壞。他說：“余因嘆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后之間猶不敢輒改，……乃近代之人，其于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圣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彌甚。”（《日知錄》卷二《豐熙偽尚書》）又說：“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斜，風氣之變，自此而始。……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日知錄》卷十八《改書》）

宋明時期，經學衰微，儒生唯科舉是從，只知記誦《四書五經大全》及章句注疏以求科名，而不讀經典本文，更不知學以致用。顧氏對這種欺君負國、敗壞人才的學風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說：“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乃去經習傳，尤為乖理。茍便己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于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日知錄》卷七《九經》）又說：“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荚囍?，令其全寫注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于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日知錄》卷十六《明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