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極簡史之泛論經學時代

一、漢今文經學

代表人物：董仲舒。

儒家宣揚仁義禮智信，但是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或者說其理論的立足點不夠權威，于是就搭上了陰陽家學說。首先用“天”占據(jù)權威制高點，用陰陽五行天干地支這一套概念建立起宇宙天地的框架模型以解釋四季節(jié)氣之循環(huán)運行，一番“高大上”把人繞暈之后，再把“天”解釋為具有人格特性的類似上帝的東西，然后來個天人同類，即“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币簿褪钦f，人是“天地之精”，只有人能 “偶天地”，“參天地”。

形體方面自然早就設計好了，身體發(fā)膚五官四肢五臟都跟天地四時五行陰陽日月對應著呢，人體就是個“小宇宙”。當然，這都是外在的方面，內在的精神層面，“天志”的仁，“天德”的義，以及孝悌禮樂那當然也都統(tǒng)統(tǒng)賦予了人類。不過不幸的是，天有陰氣陽氣，陽氣讓人性善、仁，但陰氣“鄙”，讓人惡，“貪”，“有欲”。不幸中的萬幸是，天對陰是采取“禁”的態(tài)度的，因此人也要禁惡揚善，實施王教王治，也就是“法天”。

總而言之，儒家所宣揚的仁義禮智信，三綱五紀，包括一起制度規(guī)定，統(tǒng)統(tǒng)附會到“天”上去，以取得權威性。同時，如果人的行為不遵守天的規(guī)定，天就會通過“災異”進行警告或懲戒。另外模擬陰陽家五德循環(huán)說，還搞出“三世”、“三統(tǒng)”之說，給朝代變更提供理論根據(jù)。

最后，為了提高儒家的地位，必須提高孔子的地位。董仲舒在《春秋》中挖掘出所謂的“微言大義”，說孔子托《春秋》以立新王之制，孔子的地位不再是教書匠，而是達到了“王”的級別。此風發(fā)展到最后，“緯書”“讖書”橫行，把“天人之道”附會入儒家六藝之中，甚至編造神話企圖讓孔子成為神。

二、漢古文經學

代表人物：楊雄，王充。

由于古文經學過于可怪，甚至可謂荒誕，所以古文經學興起。所謂古文經學主要就是拋棄了緯書，讖書以及陰陽五行那一套"巫鼓"之說，撿起民間“遺書”回歸儒家本來面目，讓孔子重新做人而不是封神。但是儒家思想理論核心的權威性不高的問題也隨之再次暴露出來，因此古文經學選擇讓儒家與道家思想混合。其宇宙觀主要是取自《易》、《老》，人事方面當然還是堅持儒家思想，推崇《論語》及六藝。

所謂古文經學的主要貢獻就是摒棄今文經學“虛妄”的風格，排斥陰陽家學說，如楊雄評價“鄒衍迂而不信”。但陰陽學說依然保持了一定的影響力，比如王充雖然 “疾虛妄”講實證，反對鬼神災異等說法，但也講符瑞，信命運。至于理論建設方面，并沒有多少可觀的創(chuàng)建，只能說是退出了今文經學的彎路。

三、魏晉玄學（新道家）

代表人物：王弼，郭象。

在陰陽家學說影響力被削弱之后，道家得以崛起，即為玄學。這時儒家的官方及主流地位仍在，所以仍有相當一部分玄學家還是尊孔子為圣人，甚至用道家哲學附會儒學言論，玄學家們并沒有把道家學說放在應有的位置，解決其應該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而是以曲解附會的方法無用地“清談”，脫離實際的社會問題而去專門扯“臭氧層”，成天講“虛無”，甚至還撿起了名家那些無聊的辯題，因此道家雖然崛起，但卻不會沖擊儒家的基本地位，不會代替儒家的作用。 雖然也有人反對儒家的“名教”，但這些人卻走上了癲狂放縱的道路，不做正常人而是要當精神病，靠這種人和這種行為豈能成大器？還有人主張即時享樂，放棄長遠規(guī)劃和理性，實在是歪解道家。

總之，這個時期對道家思想的研究，并沒有什么進步可言，相反卻退步了，或者說走歪了。所以，只能說這段時間興起了一股道家熱，但也僅此而已，可圈可點的地方幾乎沒有。

其實就整個經學時代來說，自今文經學之后，各家理論都不再重視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的問題，因為雖然以董仲舒為代表的今文經學風光不再，但儒家所倡導的社會制度畢竟已經確定下來了，大家也漸漸習慣成自然了，在不受到大的沖擊的情況下，不會引發(fā)相關的深刻思考。于是各學派就把精力主要放在高高在上的宇宙形成問題和細枝末節(jié)的私人修養(yǎng)問題上面，前者只能以編造為主，后者又不敢直面仁義與利益之辨，只能依靠把仁義附會到宇宙本源的方式來樹立仁的權威地位，折騰來折騰去也沒啥大的突破和成就，因此經學時代在閑扯淡中度過了漫長的時間。直到清末，在激烈變化的現(xiàn)實的沖擊之下，關于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的思考和討論才再起波瀾，今文經學再度現(xiàn)身，但無奈它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跟不上時代的進步，經學的框架終于被打破，經學時代才算得以結束。

四、南北朝、隋唐佛學

代表人物：宗密。

四大皆空、色即是空、法我皆空的觀點，可以說在中國開了唯心論的先河，造業(yè)受報，三界六道生死輪回，世界有成住壞空四劫，修行的目標是追求涅槃永寂。。。這些觀念拓寬了中國人的思路，不得不承認印度人的編造能力比中國人強大得多。佛學的流入，不但增強了中國人的編造能力，還加重了由玄學開始漸盛的務虛作風，離先秦諸子百家的務實風格（當然也有莊子和名家這種務虛派，這也是玄學的源頭）越來越遠。玄學，道教，佛教，越來越虛，越來越遠離社會現(xiàn)實，到了佛家學說，似乎已經可以用“世界是幻覺，人生如惡夢”來概括了。不過中國人還是奉行“拿來主義”，不會將其照單全收并當作正統(tǒng)理論，而是改造之，消化吸收之。

五、宋明道學（新儒學）

代表人物：朱熹，王陽明。

所謂宋明道學，是把陰陽家的陰陽五行，《易》與道教中的道、八卦、太極以及佛教的如來藏等概念與儒家思想進行融合，從中提煉出“理”，“氣”，“心”，“性”，又構建了一套天人合一的宇宙學說；并發(fā)揚孟子的人的本性是“天之所與我者”、“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钡扔^點，吸收佛家的修行方法（如禪宗的“無念”），莊子的“圣人之用心若鏡”，融合《大學》中的“格物致知”及“誠心”等概念，構建個人的修養(yǎng)方法，逐漸形成了新的哲學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盡管更加復雜一些，引入了不少道佛二氏的觀念，但它除了在編造宇宙形成論時更具忽悠力之外，并沒有多少實質性的進步可言。董仲舒的今文經學是把儒家各種主張和制度附會到天（陰陽五行）的各種運行規(guī)律上去，而宋明所謂的道學家們折騰半天，最后無非是把孟子所謂的“本善”之“心”或“性”附會到作為宇宙之源的“道”，“太極”，“理”上去而已，兩者并沒有什么本質區(qū)別，只有技術上的繁簡之分。后者真正的特色也許就是致力于開發(fā)修身之法了，這也是經學時代的大趨勢所在，修身即是要恢復人本來就有的、至善之理所賦予人的至善之性，進而與萬物一體，“本心寂然不動”、“不著于物”，“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而修身問題解決之后，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在話下，無須多說。盡管宋明道學有理學和心學之分，但在這個總路線上是一致的。

道學家們所爭論最多的問題，比如理能否脫離氣而單獨存在，有沒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區(qū)分，惡到底是氣之濁所造成的還是人在后天形成的，乃至“心即理”還是“性即理”，這其實并不重要，都是技術上的小問題。因為不管惡是怎么來的，究竟是本性之善被濁氣遮蔽了，還是被私欲障礙了，終歸是被某種東西給遮蔽了，你總得想辦法消除它的遮蔽，到這里心學和理學實際上還是一致的，即善的根據(jù)大于惡的根據(jù)，或者說善是更本質的東西，這樣善就能夠戰(zhàn)勝惡。而且，朱熹也說“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存天理，滅人欲”，這說明，王陽明所謂的“私欲障礙”，朱熹也是認可的，只不過他把這個私欲障礙歸結了一個源頭—所稟之氣的質量不高。所以心學和理學之間的上述分歧并沒有太大意義，而且所爭論的問題本來就是人們盡情發(fā)揮想象力所杜撰出來的東西，沒辦法驗證，大家空對空地討論就是白費嘴皮子而已。

其實心學理學的真正分歧，在于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即如何消除本性所受的遮蔽，或者說如何讓善透過遮蔽而表現(xiàn)出來，心學認為人靠自己就可以，甚至可以把“良知”施加到外物；理學認為人得到外物那里去求索。

而實際上，《大學》所謂的“格物致知”，其實根本沒有那么復雜，就是說人們要分清楚各種事物的層次關系或因果關系（這就是格物），得以知道哪個是本哪個是末，知道了本末就是“致知”，知道了本末，自然就誠心務本，于是心就正了，身也自然修了。。。正因為如此簡單，所以《大學》用寥寥幾句話就把格物致知給帶過了，沒有像“誠心”之類的那樣單獨列一段文字說明。沒想到后人在這里就鉆了牛角尖了，真是可笑又可悲。其實整個宋明道學的主要工作，就是類似這樣的抓住某個所謂經典的某句話某個詞，進行不厭其煩的咬文嚼字、海闊天空的牽強附會，甚至說，整個經學時代的總基調也是這樣的。

六、清代漢學（宋明道學后續(xù)）

代表人物：戴東原。

所謂漢學，實際仍然是道學，雖然號稱要回到漢代的古文經學，但其所論基本上沒有跳出宋明道學的框架，只不過是反對朱熹的理學中的理氣不一致觀點罷了，這一點與心學是一致的。其核心就是理氣不用分，即使分開也是同性，只有善，即沒有所謂的濁氣對性的遮蔽。氣掩蓋理而生惡本來也是沒有根據(jù)的說法，所以對之產生異議非常正常，但是，這里的矛盾和爭議其實并不重要，只是個小小的技術問題，漢學也是要給惡一個來源，而且這個來源還不能高于善（仁義禮智）的來源（天，道，理），因為惡總是要被消除或克制的，總的來說所謂漢學與道學沒有基本沖突。惡即便不是氣稟所致，并可推之于“邪色淫聲”的“引蔽習染”，這也只不過是把惡之理由由先天但低于理的氣改到更低級的后天影響去了。其矛盾尚且不如性善論與性惡論的矛盾大，所以漢學可算是道學中反對朱熹理學的又一流派。

令人欣慰的是，戴東原的學說尚有不少合理的成分，“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人則因有知而能知必然也。人依其知而行，即是行諸道德?！薄吧?，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薄叭四鼙咀匀欢虾嫌诒厝弧保瑦簛碜杂凇坝?，情，知之失”，“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這些都是難得一見的比較符合事實的，遠離玄幻的樸實觀點。但是戴東原最終沒有形成完整的哲學系統(tǒng)，而且也沒有跳出道學生編硬套的一貫做法—把仁義禮智硬套到憑空想象的天、道、理、氣上去，沒有把那個等待人們去“知”的“必然”進行強調和發(fā)揮，這才是道的真諦。道，是世間那些“必然”的總合，即規(guī)律，法則。對于人類求理之方法，也僅僅提出“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沒有指出要在實踐中證明和運用。

七、清代今文經學

代表人物：康有為，譚嗣同，廖平。

只能用荒誕兩個字來形容。牽強附會，裝神弄鬼，胡編濫造，繼兩漢之后再次神話孔子以圖模仿西方立其為耶穌那樣的教主，用從西方物理化學理論乃至假說搬來的以太和電等概念充門面，再把仁義強加其上，再翻出漢朝炮制的三世三統(tǒng)等冷菜繼續(xù)翻炒，從今天的認識水平來看，尤見其荒謬。

不照搬西方制度，沒有全盤放棄自我，在自己文化中尋找出路，并拿出大同社會作為最高目標，雖然是盲目自大的心態(tài)使然，不乏生拉硬拽生吞活剝之舉，但愿望還是好的。至于號稱孔子預知兩千年之后的事情，甚至妄言人人成佛，飛天下海，辟谷食氣，則又墮入幻想的歧途，實在不是嚴肅的科學態(tài)度，把哲學變成了玄幻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