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納西姆·塔勒布先生的觀點。

　　塔勒布先生說，《鄰家的百萬富翁》是一本“謬誤百出但讀來有趣的書”，因為它“試圖找出富人常見的一些特質”。他說，這兩位“專家”檢視了一群目前有錢的人，發(fā)現(xiàn)這些人不可能過著奢華的生活，因此他們被稱為“聚財者”，就是愿意延后消費以便累聚錢財?shù)娜恕?/p>

　　但是，這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卻來自“簡單但有違的事實”。這個事實是，這些人看起來比較不可能像是非常有錢的人。如果是有錢的人，他們的生活就會很花時間，找時間去買時髦的衣服，熟悉波多爾葡萄酒、認識昂貴的舞廳。因為所有這些費時甚多，因而無法將心力放在真正該放的地方，所以就可以累聚財富。因此這本書給塔勒布的啟示就是，外表看起來不像是有錢人的人，最有可能是巨富。反之，那些言談舉止看起來很有錢的人，則財富流失很快，且難以扭轉。

　　塔勒布先生不覺得累聚財富有什么值得歌頌的地方。“尤其如果一個人笨到不懂得靠財富獲取一些有形利益更是如此；除非他經(jīng)常數(shù)錢而感到其樂無窮。”塔勒布聲稱他可不想成為像沃倫·巴菲特那樣的億萬富翁，“而犧牲個人嗜好、知性的愉悅以及平常的生活品質”。他說，“如果必須養(yǎng)成斯巴達，甚至更窮酸的習慣，一直住在首次購買的簡陋屋子里，我看不出成為巴菲特有什么意義。”因此，盛贊巴菲特那么富有，生活卻如此儉樸，塔勒布“不懂得是為了什么”。如果儉省度日是最終的目標，那么巴菲特“應該去當僧侶或社會工作者”。

　　塔勒布告誡我們應該記住，“致富純粹是自利，不是社會行為。”因為資本主義的優(yōu)點在于社會能夠善用人們的貪婪，而不是他們的善行。所以不需要頌揚這種貪婪為一種道德或知性成就。塔勒布說，除了索羅斯等極少數(shù)例外，他對有錢人缺乏好感，因為成為有錢人不是一種道德成就。塔勒布說那些“聚財者”，愿意延后消費以便累聚錢財，把省下來的錢拿去投資，“這種策略無可否認或許能夠奏效”。但是這種好處“似乎言過其實”。細讀這本書的論點，他們的樣本包含了“雙重的存活者偏差”。也就是說，“他們是錯上加錯”。

　　第一個偏差是，作者沒有試著去修正他們的統(tǒng)計學，在他們富人的樣本里只看到贏家。他們沒有提及累聚錯誤東西的聚財者，比如努力積攢即將貶值的貨幣，以及后來破產的公司股票，也看不到他們提及有心人是因為幸運才能投資致富。

　　第二個偏差屬于歸納法的問題。他們的題材專注于歷史上不尋常的事件，如果接受他們的論點，就等于接受資產價值目前的報酬不變。塔勒布舉例說，1929年股市大崩潰前，投資者也是普遍這么認為的。當2004年塔勒布在撰寫《隨機致富的傻瓜》那本書的時候，資產價格出現(xiàn)了有史以來聲勢最浩大的多頭市場，資產價值激升。如果在1982年投資1美元買股票，那么到2004年可以增長約20倍，這還只是一般股票而已。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從資產價格的膨脹中賺到錢。但是，在市場漲勢沒有那么強勁的期間，運用相同策略投資的人，最后獲得的成果肯定不同。假如那本書寫于1982年或1935年，那么其內容就絕對不一樣。在1982年，股票價值得經(jīng)過通貨膨脹的長久侵蝕；而在1935年之前，人們又對股票市場的興趣索然寡味。假如美國股市不是唯一的投資渠道，這些聚財者把錢省下來，不去買昂貴的玩具或度假滑雪，而是像塔勒布的祖父那樣買黎巴嫩的國庫券，或者是像塔勒布的同行那樣向米爾肯買垃圾債券，他們的命運將如何？再把歷史往前推，假如這些聚財者像塔勒布的曾祖父那樣買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簽名的俄羅斯帝國債券，或者是買20世紀30年代的阿根廷不動產，那么下場將如何？

　　最后的結論是，“我們經(jīng)歷的現(xiàn)實只是所有可能出現(xiàn)的隨機歷史中的一個”， 但是，“我們卻誤將它當做最具代表性的，忘了還有其他可能性”。簡言之，存活者偏差就是指“表現(xiàn)最好的最容易被看見”，而輸家卻沒有現(xiàn)身。這種錯誤連專業(yè)人士也不例外，有時甚至更為嚴重。

　　寫到此處，我忽然想起沃倫·巴菲特在哥倫比亞商學院的那次著名演講。如果依據(jù)塔勒布的思想，巴菲特在演講時列舉出格雷厄姆－多德部落里的那幾位“居民”，也絕對是有問題的。因為巴菲特所列舉的仍然只是“最具代表性的”，而忘了“還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就像老虎基金的朱利安·羅伯遜那樣的價值投資者——看起來怎么也像是一個“雙重的存活者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