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曉事之學生習作：戴高樂

【引言】上一篇學生習作上貼以后，得到了一些網(wǎng)友的認可，有人說：名師出高徒。需要說明的是，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名師，僅為地處中原的一位老師而已；也不認為名師可以出高徒，我以為，只有嚴師才能出高徒。我這個人平常嘻嘻哈哈、稀里糊涂，但是對學生從來是嚴格要求的，因為我的導師當年就是這樣對我的。我們學校在湖北武漢有一個美譽：“學在華工”，我既是這個美譽的受益者，也應該是這個美譽的維護者。還有網(wǎng)友希望我能夠在文章的前面或者后面寫一些評語之類的東西。說實話，這件事情不好做。一般而言，老師對學生的習作還是有資格來評價的，否則就沒有“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師的法寶”之說。但是觀察滲透著觀點，老師的傾向性有時也未必公正和公允。因此，我只能在每篇文章之前談談我對這個文章的看法，希望網(wǎng)友也來參與評價，這也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本文的作者是我?guī)У难芯可?，本科是班級制，研究生是導師制，所以我算是他真正的老師。他也是我在公共管理學院以“領導者”為對象研究的第一個學生，他的研究目標和研究方法是我非常關注的。在一年的學位課程學習中，我始終告訴他研究生不是來上課的，而是來做學問的。做學問講究的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據(jù)”。而要做到這點必須堅持“八字方針”：精深、規(guī)范、廣博、準確。用這個標準來看這篇文章，我認為還過得去，他把戴高樂總統(tǒng)的一些基本特點寫了出來，也勾勒了研究領導者的二大基本主線：基于個人的和基于組織的。他寫的《摘要》基本上把話說清楚了，而且在文章的前面他按照我的要求，對傳主的人格魅力和方略魅力用最簡練的語言表述：“人格：內圣外王，浪漫灑脫；方略：內外兼修，有勇有謀”，在文章的最后將傳主對自己的啟示也寫了數(shù)行。當然，如果按照碩士論文的要求，需要填充的內容還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特別是戴高樂作為法國第五共和國總統(tǒng)的歷史地位和作為明顯寫的不足，而不寫這點就不可能將戴高樂寫完整，尼克松在《領袖們》一書中對戴高樂做了精準的描述。此外，本文的文采也略顯不足?，F(xiàn)將此稿貼在網(wǎng)上，希望各位網(wǎng)友“澆水”和“拍磚”。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陳海春

                                     2009年6月22日

——讀戴高樂傳記的啟示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學碩士

許青峰    M200873356

人格：內圣外王，浪漫灑脫

方略：內外兼修，有勇有謀

【摘要】戴高樂將軍是法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作家，他一生中致力于恢復法國的偉大。有勇有謀，一戰(zhàn)中屢獲嘉獎；力圖革新，戰(zhàn)后積極推動軍隊機械化進程；遠見卓識，只身前往英倫，開啟法國抗戰(zhàn)的新紀元；韜光養(yǎng)晦，團結一切力量為法國爭取抗戰(zhàn)的勝利；不卑不亢，擺脫美國，構建法國人的歐洲，動搖了冷戰(zhàn)期間的格局。一生中他做了兩件事情，一是帶領法國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侵略；一是爭取復興法國原來的大國的地位，讓法國人在世界上站立了起來。戴高樂傳奇的一生是在他的個人特質和既定的時代背景下相互作用下而形成的。他的成功不單是依靠上天賜予的機遇，更重要的是他不懈努力和其所具有的領導力，而他身上所展現(xiàn)出來領導力對當代從事領導工作的人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一、引言

戴高樂在法國擁有很高的歷史地位，戴高樂主義的支持者們依然活躍在法國的政壇。“法國如果不偉大，就不成其為法國”是他一生恪守的信念。1890年出生于一個傳統(tǒng)的天主教家庭。1910年進入全法國最著名的陸軍學院圣西爾軍校就讀。1914年至1918年參加一戰(zhàn)大戰(zhàn)并于1925年提為最高作戰(zhàn)會議參謀。二戰(zhàn)中，戴高樂屢次建功，于1940年6月1日升任準將，同年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年過五旬的他拒絕向德國求和，在英國領導法國繼續(xù)抵抗。法國解放之后，戴高樂與1945年11月13號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總理。但對政治體制不滿，2個月后便辭去了臨時政府總理的職務，等待著法國母親對自己的再次召喚。12年后，他再次當權。改革憲法，改革政府權力設置，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退出北約等，力求恢復法國的偉大和保持獨立性。1965年戴高樂再次當選總統(tǒng)。1968遭遇當政期間最大的危機。1969年4月在關于對地區(qū)改革和參議院改革所舉行的公民投票中失敗，歸隱科隆貝。1970年11月9日病故，享年80歲。時至今日，以他的思想為核心的戴高樂主義依然是法國政壇的主要思想。

組織的成敗與該組織的領導者能力與魅力息息相關。戴高樂的一生也應驗了這句話。“一頭獅子率領的一群羊能戰(zhàn)勝一只羊領著的一群獅子。”領導學研究基于這樣的出發(fā)點，通過對領導者的個人特質、時代背景、追隨者等視角來剖析領導者們成功案例，發(fā)掘他們作為領導者所具備的5大因素——德、才、機、資、臺，并提煉出作為領導者一般所應具備的要素以供人參考。當今社會，社會的信息化導致了扁平的管理構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唯有具有魅力的領導能夠感召眾多的下屬，領導部署使他們發(fā)揮出最大的效能。這正說明，“領導就是科學，領導就是藝術，領導也是生產(chǎn)力。”因此，加強領導學的研究意義重大。

二、正文

對領導人物的分析，基本上需要從兩個視角來研究。一是個人特質，如歸因理論、魅力理論以及變革型理論，這是西方學術界領導學研究的基本的出發(fā)點。研究領導者所具備的個人素質，將其成功領導主要歸功于其個人所具有的特質。但同時我們也要關注造就領導者的特殊時代背景，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脫離了社會，人也就不能被稱之為真正的人。正是個人和社會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最終才有“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格局的出現(xiàn)。

2.1 基于戴高樂的個人特質

戴高樂出生書香門第，性格和信仰深受家人影響。他這樣描述自己的雙親，[1] “我的父親是一個有見解、有學問和尊重傳統(tǒng)的人，對于法國的尊嚴充滿了感情。他讓我了解了法國的歷史。我的母親對于祖國有著堅定不移的熱愛，這和她的宗教虔誠不相上下。”在那個年代恥辱與光榮是整個法國討論的話題。他的父親特地向他強調，理想中法國莊重威嚴，篤信宗教，相比之下，法國的國民則是很差勁，甚至可以說配不上法國這個偉大的國家。除此之外，他還在家人的影響下，博覽群書，其中有羅唐斯、佩居伊登愛國作家的作品，書中所表達出來的“法國是母親，她的兒子們的責任就是為她效勞”的這一觀點影響了戴高樂一生。戴高樂很聰明，而且記憶力很好，但他討厭讀死書，死讀書，而是經(jīng)常閱讀其感興趣的作品。

布萊恩·克洛澤在他的書中寫道：[2]“戴高樂的堅忍不拔的性格是了解他一生事業(yè)的基本線索；反過來，他的一生事業(yè)有位他的性格提供養(yǎng)料，進一步增強了他性格的成分。”許多戴高樂的研究者都說戴高樂神話的締造者就是戴高樂本人。他的永不屈服和堅持到最后一刻性格成就了他不平凡的經(jīng)歷。作為一名法國人，他具有天生浪漫主義氣息，充滿激情，富于幻想，勇于探索；作為一名天主教家庭出生的后代，其內心藏著對祖國母親崇高的愛；作為一名天生的領袖，他本人有著很強烈的權力欲望和遠大的理想，習慣于指揮別人。戴高樂個人及其推崇領導者，篤信后者在重大時刻將會發(fā)揮重要的作用。而在其早期作品《劍刃》中，他認為軍事領袖需要[3]“強韌的決斷力、宏觀的遠見與規(guī)劃、足以服人的威望、良好的性格再加上從實物經(jīng)驗中持續(xù)學習。”他也通過一生來應驗他自己的觀點。

2.1.1決斷力——強者的智慧和本能之和

群眾本來就是缺乏決斷力的，無組織的群眾在面臨在被有所要求時都會有所恐懼，而臨近者的不安都會增添其內心的擔憂，因此需要具有威望的領袖在危機來臨時提供給群眾可以倚仗的信心。戴高樂就認為自己是這樣的領袖，從很小的時候就時刻準備著，等待祖國母親的召喚。

領導者在戰(zhàn)爭中是否具備良好的決斷力關鍵取決于兩個因素：智慧、本能。智慧是指我們的大腦來處理多數(shù)恒定、明確且困難不大的事情。雖然智慧不能解決特別復雜和困難的問題，但卻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必要條件：通過辛勤的搜索和敏銳的分析可加深對問題本身的認識。但是軍事指揮官在被迫作出決定的時候卻不能僅僅依靠智慧，而同時需要調動自己的本能。本能，戴高樂認為這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一種綜合的稟賦，它使得我們與自然更加貼近，利用它，人們可以辨別周遭情況的現(xiàn)實，并感受到其相對應的沖動。

2.1.2性格——強者的彰顯自己的風格

他堅韌性格的背后是他在童年時代形成的對祖國母親的信念，正是這種信念引導和支撐了戴高樂的一生，也塑造了其堅韌的性格。成大事者向來不拘小節(jié)并且敢冒風險。作為一個領導者，在面臨挑戰(zhàn)的時候，向來只依靠自我，他本能的反應時肩負責任，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因為難題對一個性格分明的強者來說意味意味著強大的吸引力，“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難是領導者發(fā)掘自身潛力，借機上位的重要機遇。“難題對于那些性格分明者來說特別具有吸引力，因為他可以借由解決困難來發(fā)掘自己的潛力，并由此證明自己是否為強者。”戴高樂的一生都在實踐這句話。二戰(zhàn)中，由于法國很快就放棄抵抗向德國法西斯投降，尤其是法國的軍界高官認為德國會很快取得整個戰(zhàn)役的勝利。而在此時，51歲的戴高樂，以國防部副部長的身份只身前往英國繼續(xù)抵抗運動。1958年全國局勢不穩(wěn)，年近七旬的他義無反顧地擔負起了重任，帶領整個法蘭西民族走向獨立和強大，與此同時，他也向世人證明了自己是一名強者。

2.1.3威望——強者凝聚追隨者的利器

《道德經(jīng)》中曾說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真正的領導著應該能夠讓他的追隨者成為他們本身意志的一部分。戴高樂也很看重威望對于一個成功領導者的重要性。他認為威望是一種感覺，它能給人以暗示，傳達領導者的意圖。一個人的威望有兩個部分組成，一是自然的權威，二是后天強化與訓練。前者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無法形容和表述的特質。而后者是可以通過后天習得的，戴高樂認為神秘感是領導者形成自己權威的必備因素。宗教必有其圣地，領導者必有其仆役。正是這些通過這種能夠感覺得到但卻觸摸不到的方式才能讓追隨者對其難以揣測，但同時也時時刻刻存在于追隨者所處的環(huán)境當中。

心理學中有個概念叫[4]凝神，指人在面臨應激時，降低大腦與身體功能的速率，放松自己，從而增進一個人的意識水平，解放出新的創(chuàng)造力。戴高樂認為“沉默法則”一名領導者成功的領導者來增進自己的權威非常重要，因為[5]沉默是強者最重要的德行、弱者自我防衛(wèi)的利器、驕傲者用以自抑的方法，使謙遜者保持自豪，弱者更加謹慎，至于愚者也經(jīng)此增加判斷力。沉默因其背后隱藏了若干想法與決策而變得有力。

2.2基于組織，適應組織與改變組織并舉

戴高樂他本人具備有超越常人的能力和抱負，對他而言，組織實際上意味著他自己意愿實現(xiàn)的工具。在一戰(zhàn)之前，法國在世界上絕對的大國，法國人一直對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時代津津樂道。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火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迅速投降讓法蘭西民族失去了往日的榮耀。同時二十世紀的世界政治和經(jīng)濟格局的變化也不利于法國戴高樂所期望的偉大法國的復興。面對美國和蘇聯(lián)兩個超級強國，法國無論在經(jīng)濟上和政治上都是侏儒。但是戴高樂卻是在他執(zhí)政期間將他性格中的執(zhí)拗發(fā)揮得淋漓盡致。

2.2.1美英——伙伴中的敵人

1940年6月，德國取得了法國的半壁江山。全法國只有戴高樂決心抵抗，回憶起來這段時光，他就感覺[6]“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仿佛一個人佇立岸邊，試圖游過浩瀚的大海”。丘吉爾在此期間給予他和自由法國大力的幫助，讓他利用BBC的廣播向法國人民發(fā)出繼續(xù)作戰(zhàn)的號召，并提供基本的設施和武器，讓戴高樂來鍛煉和裝配法國的部隊。然而在整個抗戰(zhàn)過程中，英國和美國有的時候會觸及到戴高樂的底線，即便這樣有可能是基于整個作戰(zhàn)的需要，但戴高樂始終認為自己就是法國的代表，不允許盟國對法國乃至整個法蘭西帝國的利益，因此處理好與盟國的關系對他來說至關重要。一方面是寄人籬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另一方面守住自己的民族氣節(jié)，這是支撐戴高樂一生的傲骨。雖然戴高樂本人超凡脫俗，但是為了站穩(wěn)腳跟和發(fā)展抵抗運動他又只能講求實際。“米瑟利耶”事件、“米爾斯克比爾”事件、對維希政權仍抱有幻想、地中海事件等都讓戴高樂大為光火，因為這在他看來無疑是對法蘭西帝國的侮辱和損害和對他個人的不尊重。這個時候戴高樂是個優(yōu)秀的演員，一方面盡情的宣泄著對這些做法的不滿，另一方面向英國人斗智斗勇，讓他們知道雖然現(xiàn)在的法國政府投降了，但是還有他領導的自由法國仍然代表著法蘭西民族在繼續(xù)戰(zhàn)斗，他才是法國抵抗運動的中流砥柱。但同時，他也深知沒有英國的慷慨援助，也就不會有他的“自由法國”，因此他從內心感謝那些曾經(jīng)幫助過他的所有英國民眾。

戴高樂深知決定戰(zhàn)爭走向的是美國。[7]“說到底，不列顛是一個島國；法蘭西是大陸的一角；而美國則是另外一個世界。”雖然戴高樂知道美國的重要性，但是在美國人的心里，戴高樂起初并不占據(jù)著很高的地位。他和美國的幾位總統(tǒng)除了艾森豪威爾之外的關系都不是很好。尤其是羅斯福對戴高樂的意見最大，并其組織是合法的法國政府，對戴高樂自詡為“法蘭西的代表人”一事嗤之以鼻。后來隨著戴高樂領導的抵抗勢力逐漸增強并且獲得了一些勝利，但這種情況依舊沒有多大的改觀。結束后法國一直被美蘇排擠在戰(zhàn)后世界格局的劃分的談判桌之外，并且美國希望其成為在歐洲的另外一個代言人，因此戴高樂對美國就一直耿耿于懷，并將其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fā)點：獨立自主研發(fā)核武器、單方面和蘇聯(lián)協(xié)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等。這一系列轟動事件是在向世人宣布法國并不是美國的附屬國，而是一個獨立自主能夠負責的偉大的法國。

2.2.2法國軍界——無助之地

而對于國內而言，戴高樂所面臨的環(huán)境也不容樂觀。戴高樂年輕的時候參加過一次大戰(zhàn)，通過那次作戰(zhàn)他認識到機械力量在以后的戰(zhàn)爭中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一戰(zhàn)之后，當時法國朝野認為戰(zhàn)事已經(jīng)遠去，德國想要恢復戰(zhàn)斗力還需要很長時日。他們思想固化，沒有看到時代和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將會對軍隊產(chǎn)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當時的軍事權威們認為戴高樂所談論的是不著邊際的事情，對他的理論不加理睬，而只是將重點放在防御上，而不大力發(fā)展機動靈活的機械化部隊，而這正為法國在二戰(zhàn)初期迅速戰(zhàn)敗埋下了禍根。但戴高樂的一生中始終堅持著自己的信念和想法，只要他認為是正確的事情，他就不遺余力的做下去。他不斷向法國上層講述自己的觀點，并在1934年出了《建立職業(yè)軍》這本書，在此書中詳細闡述了他的軍事觀點，尤其是建立職業(yè)化的機械部隊的重要性。令人遺憾的是在法國這本書只銷售了750本，反而德文版和俄文版賣得更多些。一心求和的法國政府在戰(zhàn)爭的潰敗之后就不在想著抵抗，而是草率求和。在政府逃到法國南部，一心只想抵抗的戴高樂放棄了對政府失去了希望，心灰意冷，于是便開始流亡國外繼續(xù)抵抗。

2.2.3國內政壇——政治家的墳場

同樣在戴高樂從政之后也對法國的政治體制感到絕望，并認為法國戰(zhàn)敗的禍根就在于法國的政黨議會體制，國民議會是政黨爭斗和廝殺的場所，這樣的政治結構導致了各個政黨在國家政治舞臺上做出一次又一次表演，卻沒有辦法徹底改變法國政府的無能。國民議會和參議院內部，議員們各種不斷翻來覆去的政治組合、陰謀詭計和脫黨變節(jié)不斷發(fā)生，結果是法國政局極度的不穩(wěn)定，^1[8]在1946年至1958年這12年間，共有17位總理入主馬提翁大廈，輪流組成過24屆內閣。面對這樣的“鬧劇”，戴高樂認為先后出任總統(tǒng)的樊尚·奧里約和勒內·戈蒂在當時的法國的政治格局下，也只能是無奈的主持這場鬧劇。面對殖民地問題和國內問題時，第四共和國終于在1958年元氣耗盡。法國當時亟需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安撫阿爾及利亞躁動并準備軍事叛變的軍隊；二是要改革第四共和國的政治體制，而這正是戴高樂能夠做和一直想做的。上臺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改革第四共和國的憲法即變革政黨議會的體制。政府是代表人民的意愿，而總統(tǒng)應該是一個國家的權威，他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其權力應該直接是由全國人民授予的，而不應該受制于議會內部的各個黨派。改革后總統(tǒng)能夠任命政府總理、解散議會、提出全民公決等。唯有有效率的政府才能實現(xiàn)恢復祖國的偉大的目標。

三、戴高樂對我的啟示

戴高樂一生有三種身份，軍人、政治家和作家。他那高大的形象、堅定地意志和不妥協(xié)的性格，使得他在國際舞臺上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實事求是地說，戴高樂是一位出類拔萃的，至少也是同時代最偉大的領導人物之一。他的一生給我很多啟示：

信念——去偽存真。懷揣“鯉魚跳龍門”夢想的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母親是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沒有教會我什么大道理和歷史典故，但是她在我身上傾注的無私的母愛是我人生中發(fā)展的永動機，推動著我向前發(fā)展。我童年經(jīng)歷過一些坎坷，但學業(yè)上基本上順風順水。曾經(jīng)面臨兩次小小的選擇，一次是初中生高中的時候，當教師的舅舅問我是準備讀省重點中學還是直接讀技校，早點出來工作，好照顧家里。我不假思索的就說我要去讀重點高中，當時的想法是自己本能的回答，而卻沒有深深地顧及家里；第二次是本科畢業(yè)的時候，面對著一份還算過得去的工作和研究生錄取通知書，我經(jīng)過了思考之后，還是選擇了后者，那一刻，我經(jīng)過理性的權衡之后，發(fā)現(xiàn)那種職業(yè)不是我心目中所向往。

如同學所言，文科的研究生比較閑，但“閑暇”之內，我需要時刻思考和準備著。陳老師在課堂上所說的“追求理想的實現(xiàn)；追求知識的提升；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心靈的和諧。”都滿足這四點是古人口中“德才兼?zhèn)?#8221;的圣人。而實現(xiàn)這四點的基石是信念。信念就其內在產(chǎn)生過程來講是指人們對基本需要與愿望強烈的堅定不移的思想情感意識。他是意志行為的基礎，是個體動機目標與其整體長遠目標相互的統(tǒng)一。信念是一種心理動能，其行為上的作用在于通過士氣激發(fā)人們潛在的精力、體力、智力和其它各種能力。以實現(xiàn)與基本需求和欲望和信仰相應的行為志向。而戴高樂正是堅守信念的楷模。戴高樂的用一生告訴我們要堅守自己心中的夢想，那是我們成功的前提和導航塔。

知史——明得失、曉長短。戴高樂博覽群書，通曉古今，尤其是對戰(zhàn)爭方面的歷史非常的精通。歷史有什么用？美國二戰(zhàn)英雄、四星上將巴頓在進攻歐洲登陸日（1944年6月6日）前夕寫給西點軍校的兒子的一封信中所說的：[9]“你想要成為一個成功的軍人，必須了解歷史。要客觀地學習歷史——日期甚至戰(zhàn)術的詳盡情況沒有多大用處，你必須知道人是如何反應的。武器是經(jīng)常變換的，而使用它們的人的本性卻一點也沒有改變。要取得戰(zhàn)斗的勝利，并不需要打敗武器——要打敗每一個敵人的靈魂”。天下事情做到極致便等同于最簡單的道理，多閱覽和思考歷史中的人、物、事，能給自己樹立一面鏡子，明得失，知長短。

戴高樂的成功就是領導學極有價值的一個案例。作為一個領導者，他有戰(zhàn)略的眼光，從宏觀的角度來剖析問題；具有眾人信服的威信，是追隨者在危機時刻可依靠的對象；具有出眾的個人才能，破解所遇到的棘手的難題。他始終堅信領導者的成因中既有天生的特質，更有后天的努力。最后套用戴高樂在《劍刃》中引用浮士德的一句話來結束我的文章：

——“‘說’是否為第一要務？”

——“不！做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