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賈似道，字師憲，號秋壑

　　籍貫：臺州天臺(今屬浙江)

　　所任官職：右丞相、平章軍國重事

　　生平大事記：鄂州大戰(zhàn)、買公田、貶于循州

　　非正常死亡方式：被鄭虎臣殺死廁所中

　　非正常死亡原因：權(quán)奸誤國，惡貫滿盈

　　存照——

　　宋朝，無論北宋還是南宋，都是一個讓人困惑的時代。

　　宋朝，歷史上稱為積貧積弱，卻在強敵環(huán)伺的情況下，維持了三百余年。蒙古帝國的鐵騎彪悍無比，橫掃亞歐大陸，卻花費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來消滅宋朝，而滅西夏、金和大理卻只用了極短的時間。

　　有歷史學家認為宋朝是中國的“文藝復(fù)興”時代，它產(chǎn)生了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文學家、藝術(shù)家和哲學家，它把中國的文治推向了頂峰，后世之人無不仰慕其“郁郁乎文哉”，但它的文藝復(fù)興卻沒有產(chǎn)生十四世紀意大利文藝復(fù)興那樣的深遠影響。

　　宋朝在開國之初，就立下最開明的國策，使宋朝成了士大夫的樂園。在這個朝代，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被立為國君應(yīng)當恪守的最基本的準則。然而，卻發(fā)生了最讓人痛心不已的冤案——冤殺岳飛。

　　宋朝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宋朝以前的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而其后的時期則被認為是最恥辱的時代。而后世人大都認為，宋朝對于宋以后的恥辱，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

　　宋朝的積弱讓后人感到不齒，明朝以后的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對它持批評態(tài)度，但王夫之認為它“郁郁乎文哉”，并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媲美的“治世”。陳寅恪認為“華夏文明歷數(shù)千載演進，盛極于趙宋之世，其后勢衰，終必復(fù)振”。鄧廣銘認為“無論是精神文明還是物質(zhì)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絕后的。”

　　西方的漢學家對宋代更是羨慕得不得了，給與宋代莫大的贊譽，他們說宋代超越了漢唐，是“東方的文藝復(fù)興”、“最偉大的時代”、“最令人激動的時代”。

　　凡此種種，使得宋朝的面目變得撲朔迷離。古往今來的歷史學家，國內(nèi)國外的研究者，所得的結(jié)論大多都是截然相反的，更讓人迷惑。那么宋朝究竟是怎樣一個朝代呢？

　　宋朝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內(nèi)部以士大夫作為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外部則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機。這個特征自宋朝建立到宋朝滅亡一直存在。

　　宋朝最基本的國策就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階層在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禮遇和重用。宋太祖曾在宮中立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否則，將遭天譴。這條誓言奇跡般地被宋朝歷代帝王所遵守。這條誓言的意義在于為士大夫參政提供了寬松的環(huán)境和安全的保證，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覺意識高漲，參政意識特別強。

　　宋朝還采取了各種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強他們的自豪感。例如讓宰相上朝時站在親王的前面，在東華門外“唱狀元”，在啟蒙書中開宗明義地講：“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種種措施使得士大夫們在其他皇親國戚面前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自信。

　　為什么宋朝的統(tǒng)治者選擇了士大夫來治理天下呢？

　　選擇什么樣的人才來治理天下，是每一個奪取政權(quán)以后的君主面臨的首要問題。古代的政治體制是皇權(quán)至上，如果碰上一個英明的君主，或許能夠舉用賢才，但如果碰上一個昏君，則各種小人會乘機占據(jù)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為離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竊取高位，專政擅權(quán)。而軍人則因為有實力，往往也容易割據(jù)一方，禍亂國家。

　　即便強如漢唐，雖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極為黑暗的時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種勢力禍亂一時，給政權(quán)和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權(quán)的統(tǒng)治。

　　宋太祖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訓(xùn)之后，做出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決策，并將這個決策上升為國策。

　　士大夫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治理能力，忠君思想濃厚。在中國歷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卻沒有士大夫纂位。他們出身社會的底層，能進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王室自然感恩戴德。并且他們沒有強有力的政治背景，一旦將他們罷官，影響力就會消失，沒有尾大不掉之虞。這些足以讓宋朝的統(tǒng)治者傾心。

　　宋朝確定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后，士大夫進入了歷史的黃金時期。可以說，歷史發(fā)展到宋朝，中國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為現(xiàn)實，“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社會見慣不怪的現(xiàn)象。

　　宋朝的士大夫“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一種高度的責任感關(guān)注著天下蒼生的福祉和朝廷的安寧。作為王室來說，當然欣賞這種對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后的忠勇奮發(fā)，所以對這種精神大為宣揚。

　　所以，宋朝能取得“郁郁乎文哉”的成就，離不開士大夫的盡心盡力。不過，辯證地看待宋代厚遇士大夫的政策，也不能忽視或是逃避它的負面影響。宋朝一貫的重文輕武的政策是導(dǎo)致其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根源就在于宋太祖建國后的一系列削弱武將權(quán)利，加強皇權(quán)的措施。

　　宋朝的邊境危機十分嚴重，重文輕武固然可以穩(wěn)定內(nèi)部，卻也削弱了抵抗異族入侵的力量。在強敵環(huán)伺的情況下，宋朝武備松弛，接連得遭受恥辱，與武將的地位不高有很大關(guān)系。宋朝的經(jīng)濟成就，據(jù)后人調(diào)查考證，曾達到占世界經(jīng)濟總量一半還多的水平，可是經(jīng)濟的強大并不能為民族的強大、國家的強盛帶來福音，相反經(jīng)濟上在強大，武備跟不上，最終也會喪權(quán)辱國。這一點對如今的現(xiàn)實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再看宋朝的外部。宋朝與其他民族政權(quán)的矛盾空前激化。宋朝碰到了多個空前強大的敵人，兩漢的對手就只有匈奴一個，唐朝的對手也就是突厥，明朝時候的對手是蒙古和滿族，而宋朝時候的對手多達四個：契丹、黨項、女真、蒙古。而且，每個對手都是空前強大的。相較之于漢唐，宋朝的處境異常艱難。漢唐時的匈奴、突厥是純粹的游牧民族，其力量在于彪悍的體魄，強健高大的戰(zhàn)馬和快速的戰(zhàn)斗反應(yīng)機制，其目標在于搶劫，所以相當于一群強悍的武裝強盜。而宋朝的情況就不同了。在韓侂胄一文中，我曾經(jīng)談過，宋朝是一個民族意識、國家意識凸顯的時代。為什么這么說呢，就在于宋朝與其他民族政權(quán)之間有完整而清晰的界線，族群認同感強烈提升，這些和現(xiàn)代國家沒什么兩樣。契丹、黨項、女真、蒙古不僅保持了游牧民族的特點，而且有比較穩(wěn)定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堅實的國防設(shè)施以及善于運用兵法的軍事領(lǐng)袖，其目標在于土地甚至統(tǒng)治全天下，所以他們已經(jīng)超越了前者而成為一個強大的有極大野心的掠奪型國家。

　　宋朝自始至終都面對著這樣的國與國之間的深刻矛盾，并最終滅亡于這種矛盾的激化。公元1279年，士大夫陸秀夫抱著南宋末代皇帝趙昺，在崖山滔海自殺。另外兩個士大夫，張士杰和文天祥繼續(xù)抗元，直到身喪國滅。

　　南宋在走向毀滅的過程中，不得不提一位人物。此君號稱“蟋蟀宰相”，直接導(dǎo)演了為南宋王朝送終的最后一幕。他就是賈似道。

　　賈似道在南宋末年的當權(quán)，絕非偶然。南宋彼時內(nèi)外皆腐，全身已經(jīng)布滿毒瘤，賈似道不過是一個典型，但卻擔當了致使南宋滅亡的所有的道德譴責。其實，假使沒有賈似道，南宋也是要亡的。

　　賈似道從小嬌生慣養(yǎng)，是名副其實的紈绔子弟。不料富貴無常，在賈似道十歲的那年，他父親賈涉忽然病死，賈家失去了依憑，立刻落入了困頓之中。賈似道也由于家道中落，無人管教，從十幾歲開始，便不務(wù)正業(yè)，終日在社會上游蕩，以吃、喝、嫖、賭為樂，史書說賈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按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不良少年。

　　不過，賈似道走狗屎運，依靠“恩蔭”在嘉興謀得個管理倉庫的職位。在宋代，朝廷有一項不成文的規(guī)定，往往對那些做過高官或立過大功的官吏的子孫授以一定的官職，叫做“恩蔭”，所謂澤被后世、蔭及子孫。賈似道雖然只做了一個管理縣級糧倉的小官，但畢竟能供他衣食，使他從流氓階層中脫離出來。

　　但要想從倉吏熬到當朝宰輔，恐怕是連想都不要想的事情，然而賈似道卻偏偏做到了，倒不是他很有才能，越級擢升，而是他有一個美貌的同父異母的姐姐。賈氏不僅人長得超眾脫俗，心思也靈慧乖巧，深受理宗的寵愛，被立為貴妃。賈氏得寵后，便念念不忘她這位兄弟，成天給理宗吹枕邊風。理宗被賈氏搞得暈頭轉(zhuǎn)向，也不管賈似道人品如何，一味提拔。數(shù)年之中，賈似道的職位一升再升。

　　當時南宋的情勢危如累卵。蒙古大汗蒙哥出兵三路進攻南宋，自己親率一軍進攻合州，不幸中途負傷身亡。其弟忽必烈率另一路大軍圍攻鄂州，一圍就是數(shù)月，但守將壓住警報，不使理宗得知。后來大臣們慌了手腳，準備出逃，理宗才知有蒙古人來攻。理宗這個糊涂皇帝，不僅不思抗擊，反而準備遷都逃亡，這一舉措立刻引起了正直朝臣的強烈反對，在文天祥等人的強烈要求下，理宗只好貶逐鄂州守將，讓賈似道主政，抵抗蒙軍。

　　賈似道便堂而皇之地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帶兵出征，這是他專權(quán)誤國的開始。這個人玩蟋蟀的確很有一手，但軍事上卻是個酒囊飯袋。理宗昏聵，不進行考量，只任用親信，南宋不亡才怪。而賈似道邀得權(quán)力的重要法門，就是謊報戰(zhàn)功。

　　賈似道本是個不學無術(shù)之徒，同時也是個惜命怕死的家伙，一見到敵人的刀槍就如同老鼠見到貓。賈似道被驚嚇得不敢與蒙古軍交兵，便迫不及待地暗自遣使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起先并不同意罷兵，但是不久南宋合州守將派人告知賈似道蒙哥已亡的消息，蒙古軍也因蒙哥汗身亡而人心浮動。

　　這時，若賈似道趁機驅(qū)逐蒙軍，或可名垂史冊，然而他不但不敢伺機反抗，反而再次派人前去求和。忽必烈由于急于返回漠北爭奪汗位，就順水推舟同意了賈似道的求和要求。賈似道許諾的條件是——“北兵若旋師，愿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

　　賈似道就靠這種妥協(xié)投降的伎倆，為南宋又爭得幾年茍延殘喘的時間?；奶频氖?，賈似道趁著蒙軍撤退之機，派兵追打蒙軍殿后的士兵，還大言不慚地謊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fù)安，實萬世無疆之休！”

　　昏庸的理宗皇帝偏偏對這位小舅子謊話信以為真，把賈似道視作“王室有同于再造”的大救星。賈似道也頂著“少傅”、“右丞相”的頭銜風光地班師回朝，次月又進為“少師”、“衛(wèi)國公”，被皇上親切地視作“股肱之臣”。

　　賈似道為了進一步沽名釣譽，在國家內(nèi)部加緊了輿論宣傳，標榜所謂的豐功偉績，例如他指使門客爪牙廖瑩中、翁應(yīng)龍等撰寫文章，名曰《福華編》，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頌德，肉麻至極。

　　南宋贏得了虛構(gòu)的“鄂州大捷”之后，以理宗皇帝和賈似道為首整個統(tǒng)治階層很快又重新過起鶯歌燕舞的日子，而全然不顧這種歌舞升平不過是這個病入膏肓、行將就木的腐敗王朝的回光返照而已。

　　到了理宗晚年，南宋已脆弱不堪，史書上評論這一時期的形勢是“猶如用壞膠爛紙糊起來的紙壇子，只要用力一戳，便會碎成萬片”。但理宗還算幸運，享樂了幾十年撒手而去，終于未做亡國之君。理宗之后是度宗，度宗本是理宗的皇侄，因過繼為理宗子而即位。后代史學家認為南宋真正的亡國君是度宗，而不是帝昺，而帝昺卻一直頂著亡國君的帽子。

　　度宗上臺之后，曾一度親理政事，限制賈似道的權(quán)力，顯得干練有為，也確實干了幾件好事，朝野上下為之一振，覺得度宗給他們帶來了希望。當賈似道的權(quán)力開始受到限制時，一些正直的大臣紛紛上書彈劾賈似道。這使賈似道意識到，如果這樣下去，自己將會有滅頂之災(zāi)。于是他又開始耍弄手腕，向度宗要權(quán)了。

　　賈似道以退為進，棄官隱居，然后讓親信呂文德從湖北抗蒙前線假傳邊報，說是忽必烈親率大兵急攻下沱，看樣子勢不可擋，有直取臨安之勢。度宗正欲改革弊政，勵精圖治，沒想到當頭一棒。他立刻召集眾臣，商量抗蒙之事，可萬萬沒有想到，滿朝文武竟沒有一人能提御兵之策，更不用說為國家慷既赴任，領(lǐng)兵出征了。

　　正當度宗心急如焚的時候，賈似道卻歸隱林下，悠哉游哉地過著他的隱居生活。度宗無可奈何，只好借皇太后的面子，請求賈似道出山。謝太后寫了手諭，派人恭恭敬敬地送給賈似道，賈似道先是搪塞不出，繼而又要度宗大封其官。度宗萬般無奈，只好給他節(jié)度使的榮譽，尊他為太師，并封他為平章軍國重事，自此大權(quán)再握。

　　賈似道風光無限地奔赴“前線”，到“前線”逛了一圈，無事而回，度宗和朝臣見是一場虛驚，額手相慶尚且不及，哪里還顧得上追查是謊報還是實報。賈似道就是憑借這樣的鬼把戲，再一次充當了救國于危難的英雄。

　　這樣，賈似道“出征”回來，度宗便把大權(quán)交給了他。滿朝文武大臣也爭相趨奉，把他比作是輔佐成王的周公。通過這場考驗，年輕的度宗對朝臣完全失去了信心，失去了治理朝政的信心和熱情，把大權(quán)往賈似道那里一推，縱情享樂去了。

　　這些發(fā)生在南宋末季的荒唐事，宛如夢境一般。權(quán)臣靠欺瞞的方式獲得榮顯，有見識的士大夫卻受到排擠，有勁使不上。整個統(tǒng)治階層都在吸食“鴉片”，借以麻醉原本就不清醒的神經(jīng)。國破家亡，事不關(guān)己，統(tǒng)治階級掩耳盜鈴的舉止，即讓人可悲，又讓人可笑。

　　腐敗的官僚體系使得南宋積重難返，究其根源卻在封建專制集權(quán)的制度本身。賈似道這樣的人，無甚可說之處，卻偏偏能爬上高位，成為能左右王朝歷史命運的權(quán)臣，這難道不是對專制集權(quán)制度的一種反諷嗎？

　　往事不堪回首。但南宋的統(tǒng)治者不思進取，只一味地自欺，竟忘記了附著在身體上的民族劇痛。蒙古人已經(jīng)牢牢盤踞了中國的半壁河山，時刻準備發(fā)起摧毀南宋統(tǒng)治的戰(zhàn)爭。此時，權(quán)傾朝野的賈似道為了彌補捉襟見肘的政府財政，補充虧空的軍糧，開始推行“買公田”政策。

　　所謂的“買公田”，就是按級別規(guī)定占田限額，超限的部分由官府購買作為公田出租，租種公田者需要向政府上交租米，租米充作軍糧。

　　表面上看“買公田”只是官家強行購買大戶地主的農(nóng)田，與小戶人家和普通農(nóng)民沒有什么關(guān)系，可是有權(quán)勢的大戶往往隱瞞占田數(shù)量，或者干脆拒不賣田，各級官吏便轉(zhuǎn)而強行向占田數(shù)量并未超標的中、小地主甚至普通農(nóng)民以極低的價格“買”田，而且給付的是十分貶值的紙幣，有時甚至是連揩便紙都不如——“度牒”和“官誥”；所謂的“度牒”和“官誥”說白了就是今天的白條子。

　　此外，各級官吏通常還想盡各種手段大幅度提高承租者需要上交的租米數(shù)量，而且如果后者不堪負擔租米而欠租逃亡，則租米轉(zhuǎn)由土地原來的主人代為賠償，結(jié)果不但使許多人淪落至破產(chǎn)失業(yè)，還動輒施以肉刑，并有逼人上吊的事情發(fā)生。

　　如此，賈似道等人把持的“買公田”法，實質(zhì)上成為轉(zhuǎn)嫁經(jīng)濟負擔和社會矛盾，敲詐與魚肉人民的剝削工具。除此之外，賈似道還開展了清查民間土地的運動，即“經(jīng)界推排法”，目的是假借田稅地租搜刮民脂民膏，而且各級官吏在實際清查的過程中，經(jīng)常擅自增加無權(quán)無勢的小農(nóng)戶的稅賦，使得“經(jīng)界推排法”成為又一害民之舉。

　　由此可見，賈似道的買公田政策，使貧者更貧，使富者受到搜刮和剝削，兩面都不討好。買“公田”法推行的結(jié)果，導(dǎo)致許多人家破產(chǎn)失業(yè)，使南宋王朝與中小地主以及自耕農(nóng)之間的矛盾也激化了。

　　彼時，蒙軍嚴重威脅南宋統(tǒng)治，民族矛盾十分尖銳，賈似道不顧民族的大義，國家的安危，不僅消極抗戰(zhàn)，而且竭力加強對人民的剝削，此等漢奸之舉，大大激化了國內(nèi)矛盾。

　　與人民受到剝削的情況相比，賈似道本人卻揮霍無度，驕奢的程度較之于晉代的石崇，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西湖的葛嶺，有皇家賞賜給賈似道的一座園林。這座園林府第“前楫孤山，后枕葛嶺；兩峰映帶，一水橫陳。樓閣堂觀數(shù)十處。”當時有人獻詞：

　　幻出蓬萊新院宇，

　　花外竹，竹外山。

　　軒冕倘來，人間閑最難，

　　算真閑，不到人間！

　　一半神仙先占取，

　　留一半，與公閑。

　　可謂神仙福地。賈似道在此處辟建了別墅，但他仍嫌不夠奢華，不惜大加工本修繕，改名“后樂園”，無恥地標榜自己有“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風范。后樂園距離鳳凰山下的南宋大內(nèi)皇城將近二十里，賈似道為了能赴大內(nèi)辦理公務(wù)來去快捷方便，特命人制作了一只纜船。纜船的進退不全憑人力的撐竿和船槳，而是用大纜繩絞動裝在岸上的盤車，牽動船快速前行。每當催喚臣屬上朝的鐘聲敲響之際，賈似道便坐上纜船穿過西湖水面上朝。據(jù)說，寶石山上的天然巨石“大佛頭”，便是賈氏的纜船用來系纜繩的石樁。

　　賈似道有一癖好，酷愛斗蟋蟀，曾專門寫了一本《促織經(jīng)》講述自己養(yǎng)蟋蟀和斗蟋蟀的經(jīng)驗。一日他又與群妾一起趴在地上斗蟋蟀，身邊有個狐朋狗友開玩笑逗他說：“此軍國重事耶？”賈似道不僅不羞愧，反而相當歡喜。

　　賈似道腐敗墮落，而且腐敗得十分霸道。賈母去世時，賈似道返回老家臺州以國葬為母治喪，全國仿佛死了國母一般，太后以下的皇親國戚和朝中大臣都要家家設(shè)祭，有的家把祭臺搭到數(shù)丈高，為裝祭品還跌死了好幾個人。度宗皇帝親往祭奠，百官也陪著奉喪，不巧操辦儀式那天恰逢大雨磅礴，山洪猛漲，眾人站在水中被大雨淋了一整天，竟沒人敢挪動一步。賈似道把喪事安置完畢，便跑到紹興私宅住下不肯回京料理國事，直至同年七月，才在度宗的再三懇請下返回臨安上朝。

　　而這個時候，抗蒙前線戰(zhàn)事早已告急，國家正處于生死存亡之秋。遠在北方的忽必烈已然確立了牢固的汗位，并且再次將兵鋒轉(zhuǎn)向了南宋。

　　忽必烈侵宋前，也曾先禮后兵，派密使郝經(jīng)敦促賈似道履行承諾。沒想到賈似道翻臉不認賬，把郝經(jīng)秘密關(guān)押起來，只當先前的妥協(xié)投降不曾發(fā)生過。忽必烈很震怒，率大軍圍攻襄陽和樊城。

　　忽必烈定國號為元后，加緊了進攻南宋的步伐。

　　不久，元軍攻破樊城，襄陽危在旦夕。但在廣大愛國軍民的誓死抵抗下，元軍圍攻襄陽城長達五年而不下。襄陽城內(nèi)糧盡援絕，城中拆屋當柴燒，縫紙幣做衣穿，守將呂文煥不斷向朝廷告急。軍情如此危急，賈似道不能不有所表示。但他又很怕死，因此他一面假惺惺地向皇帝要求親臨前線，一面又暗地里指使諫官上奏皇帝，把自己留在朝中。

　　呂文煥萬般無奈，獻出襄陽城投降元朝。消息傳來，賈似道對度宗說：“如果早讓我去前線，決不會造成今天這種局面。”這樣，賈似道既巧妙地把襄陽失陷的責任推給了別人，又乘機表現(xiàn)了自己的“愛國熱忱”。同時，賈似道又假裝十分著急地說，若再不讓他去前線，后果將不堪設(shè)想。膽小無能的度宗偏偏死死地拖住賈似道。這正中賈似道下懷，于是他便在宰相衙門中建立了一個所謂“機速房”，居中“指揮軍事”。

　　元軍占領(lǐng)襄陽后，很快便攻下鄂州。太學生和群臣上疏，一致要賈似道親自督師抗元。賈似道不得已，只好在臨安設(shè)立都督府。但他很懼怕元軍威勢，遲遲不敢出兵。最后實在拖的沒辦法再拖了，才抽調(diào)各路精兵十三萬，從水路出發(fā)。

　　賈似道帶了大批輜重，船只首尾相接達百余里。途經(jīng)安吉，他的座船因過于龐大擱淺在攔河壩上，雖千人下水，也無法拖動，只得換船繼續(xù)前進。隊伍開到蕪湖，賈似道便又做起賣國的勾當。他與元朝江州知州呂師羹聯(lián)系議和，又從蕪湖放回元朝俘虜，并送荔枝、黃柑給元朝丞相伯顏，同時派宋京去元軍，請求稱臣輸歲幣。伯顏以賈似道曾經(jīng)失信，拒絕議和，并繼續(xù)進兵至安慶、池州。

　　賈似道計窮，只得命孫虎臣統(tǒng)領(lǐng)精兵七萬屯駐池州下流的丁家洲，又命夏貴領(lǐng)戰(zhàn)船二千五百艘橫列江上，他自己則率領(lǐng)后軍駐扎在魯港。此時，夏貴毫無斗志，元軍統(tǒng)帥伯顏令軍士全力沖擊孫虎臣的部隊，又用威力巨大的“回回炮”猛轟。孫虎臣、夏貴一見敵軍攻勢猛烈，毫無戰(zhàn)心抱頭鼠竄。賈似道驚慌失措，宋軍一潰千里，被殺和落水溺死者無計其數(shù)，軍事物資和武器全被元軍搶去。

　　賈似道只好鳴鑼退兵，并在夜晚召集夏貴、孫虎臣商議退路。夏貴倒也干脆，表示無力應(yīng)戰(zhàn)，解舟離去。賈似道就與孫虎臣乘小船，狼狽逃往揚州。宋軍也全部潰散。

　　賈似道逃到揚州后，不僅不思重整旗鼓，而且上書朝廷，建議遷都，要求皇帝往海上逃跑，結(jié)果，因朝臣們的反對而未成。

　　當時元朝使者郝經(jīng)尚被拘留在真州。在賈似道驚魂未定之時，元朝又派人前來責問他扣押郝經(jīng)之罪。賈似道非?？謶?，就立即派人將郝經(jīng)禮送回去。

　　賈似道兵敗之后，元軍主力順長江東下，很快逼近臨安，趙宋王朝巳處在滅亡的前夕。賈似道魯港兵敗，喪師辱國，朝野震動，群情激憤。原來依附賈似道的樞密使陳宜中，見賈似道失勢，便上疏請誅賈似道。太皇太后謝太后竭力庇護賈似道，只罷免了他的平章軍國重事和都督諸路軍馬的官銜。

　　賈似道罪大惡極，謝太后對他的從輕處分，不足以平息眾怒。七月，太學生及臺諫、侍從官紛紛上疏請殺賈似道，謝太后不許。這時，賈似道也送來奏表，一面將責任全部推給夏貴、孫虎臣，一面乞求活命。朝廷便削降他三級官職，命他回紹興私宅去給他母親守喪。可是賈似道卻死死賴在揚州不肯回去。左丞相王粵認為賈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應(yīng)下詔嚴厲責罰。

　　賈似道沒有辦法，只得回紹興，但紹興的地方官關(guān)起城門來不讓他進去。于是朝廷改命賈似道去婺州居住，婺州百姓聽說賈似道要來，就貼出通告，把他趕走。賈似道犯下滔天大罪，人人不容。

　　又有御史孫嶸叟等請求處斬賈似道以正國法人心。謝太后百般庇佑，只命將賈似道請居建寧府居住。當時，朝臣中有人認為，建寧是朱熹講道的地方，理學盛行，雖三尺孩童，聞賈似道的臭名都要嘔吐，更何況見到其人。為此，朝臣建議將賈似道流放到廣南的遠惡荒州。

　　由于眾多朝臣的強烈要求，謝太后見包庇不得，只得將賈似道貶為高州團練使，派人監(jiān)押到循州安置，并抄了他在臨安和臺州的府邸。

　　派誰押送賈似道去循州呢？會稽的地方官鄭虎臣，因為父親曾經(jīng)受到過賈似道的處罰，便主動請求承擔押送任務(wù)，以便伺機報復(fù)。此時，賈似道雖然謫居建寧仍不忘享樂，身邊還帶有幾十個侍妾供自己消遣，不過鄭虎臣一到，就把這些女子悉數(shù)趕走，只允許他留下兩名最漂亮的侍妾。

　　啟程之后，鄭虎臣又讓人拆去賈似道乘坐的轎子的頂蓋，讓他“暴行秋日中”，并讓轎夫用方言小曲辱罵賈似道，把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權(quán)相賈似道戲謔得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