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技術作為一門學科肇始于20世紀初葉, 近百年來一直
以用媒體促進與提升人類學習的質量為己任, [1]雖歷經(jīng)風雨但
矢志不移。“學習派”和“媒體派”共同譜寫了教育技術的歷史畫
卷, “學習”與“媒體”生動演繹了教育技術近百年的風風雨雨與
歷史悲歡, 并逐漸成為教育技術學的一對基本范疇。作為支撐
教育技術學學科理論體系大廈的兩塊最為重要的基石, “學習”
與“媒體”二者之間的關系已成為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研究中
的基本問題。然而, “學習”與“媒體”的關系長期以來懸而未決。
從一開始學者們在“非顯著性差異現(xiàn)象”上的分歧, [2]到其后爆
發(fā)的“學習與媒體大爭論”, [3]再到對教育技術學領域的現(xiàn)狀的
不同判斷與對未來的不同預期, [4][5][6]問題的癥結無一不在于各
方對“學習”與“媒體”關系的認識差異。正是由于在“學習”與
“媒體”的關系上猶如“霧里看花”, 各方在歷次爭論中各執(zhí)一
端, 爭論得熱鬧無比, 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無疾而終。
“學習”與“媒體”這一對范疇在理論上的糾纏不清, 不僅使
教育技術學學科體系的建設舉步維艱, 而且更成為“學習派”與
“媒體派”之間長期斗爭、齟齬不斷的思想根源。“學習”與“媒
體”錯綜復雜的關系折射在實踐中, 就體現(xiàn)為具有不同學科背
景的專業(yè)人員對“學習”或“媒體”有著不同的偏好, 重“學習”則
空談理論, 重“媒體”則迷信技術, 各彈各的調(diào), 各唱各的詞, 使
教育技術始終是“一手軟一手硬”, 而無法做到學習與媒體“兩
手都硬”以達到整體優(yōu)化的效果。因此, 站在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
三者的結合點上重新審視“學習”與“媒體”的關系, 在多學科對
話中為這一對基本范疇確立一個基本定位, 不僅可以破解“學
習與媒體之爭”這一持續(xù)數(shù)十年的理論迷局, 有力地促進教育
技術學基礎理論研究與學科體系建設, 而且無疑有助于解決現(xiàn)
實中的一系列問題, 改變教育技術學領域不同陣營相互對峙的
僵局, 推動教育技術的實踐發(fā)展, 為教育技術學領域開辟一片
新天地。
“學習”和“媒體”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 從教育技術誕生以
來, 這個問題就成為學者們縈繞于心、揮之不去的一個重要理
論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 在近百年的歷史時空中, 正是“學習”
與“媒體”這一對基本范疇的互動, 成就了媒體與技術促進教育
與學習這一歷史變革波瀾壯闊的宏大畫卷, 也勾勒了教育技術
理論建設與實踐發(fā)展的基本輪廓。
教育技術學家Paul Saettler先后在《教育技術的歷史》和《美
國教育技術的演變》兩本著作中給予了“學習”與“媒體”濃墨重
彩的記錄。在闡述教育技術發(fā)生和發(fā)展的歷史脈絡時, Paul
Saettler概括了教育技術歷史上3種主流的研究取向, 它們分別
是“自然科學與媒體取向”、“傳播學與系統(tǒng)觀取向”、“行為科學
取向”。[7]這3種研究取向在歷史上的更迭與互動無疑代表著“媒
體”與“學習”二者之間的角力。
事實上, “學習”與“媒體”的關系是與整部教育技術領域的
歷史相依相伴的。一部教育技術的歷史, 實質上就是“學習”與
“媒體”二者不斷互動和展開的歷史。早在視、聽、教學運動的早
期, “非顯著性差異現(xiàn)象”這一“學習”與“媒體”的迷局就一直困
惑著視聽教學的先驅們, 并至今也無法破解。早期的研究和嘗
試, 盡管最后的結果并不令人滿意, 但是卻代表了先驅們最早
的努力。
在教育技術初生的20世紀20年代, 芝加哥大學的Frank N.
Freeman和F.Dean McCluskey主持的“芝加哥大學實驗”研究了
各種不同媒體之間的教學效用, 堪稱媒體研究的典范, 奠定了
現(xiàn)代媒體研究的基礎, 影響深遠。Richard Clark認為, 其后數(shù)十
年間的媒體研究絕大多數(shù)都是照葫蘆畫瓢, 對“芝加哥大學實
驗”的簡單重復, 把媒體作為機器進行研究, 鮮有研究思路與方
法上的創(chuàng)新, 終致媒體研究陷入窮途末路之尷尬境地。[8]這個研
究在歷史上首次揭示了“非顯著性差異現(xiàn)象”的存在, [9]破除了
當時彌漫于整個領域內(nèi)對媒體的狂熱迷信與對未來的盲目樂
觀, 但也使得剛剛誕生不久的視、聽、教學運動陷入了困境, 媒
體促進學習的夢想面臨著化為泡影的危險, 教育技術剛剛起錨
的航船面臨著擱淺的尷尬局面。
于此時, 視、聽、教學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堪稱20世紀第一
個教育工程師的W. W. Charters主持了另外一個研究項目———
佩恩基金會研究( Payne Fund Studies) 。在媒體比較研究之外,
它從更廣闊的視角為教育技術研究開啟了一個多學科交叉的
研究路向。在這個研究項目中, 佩恩基金會資助了一系列有關
電影對兒童影響的研究課題, 在近十年的時間里一共出版了9
本著作, 就電影對兒童的影響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 對兒童花
在電影上的時間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調(diào)查, 首次對視聽材料進行了
大規(guī)模的內(nèi)容分析。
此外, 課題組還從思想、態(tài)度、情緒、行為舉止等多個方面
把電影對兒童的影響進行了研究。更為重要的是,W. W.
Charters組織的這個課題研究小組匯聚了一些出色的心理學、
社會學家以及統(tǒng)計學家, 他們把心理學、社會學以及統(tǒng)計學的
方法引入了課題研究, 實現(xiàn)了研究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Paul Saettler
認為,W. W. Charters主持的這個“佩恩基金會研究”是歷史上
第一次對電影媒體至于兒童學習與發(fā)展的綜合性、大規(guī)模研
究, 并實現(xiàn)了一系列研究思想與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筆者認為, 這是
視、聽、教學的先驅們對“媒體”與“學習”關系進行的又一次可
貴探索。
第一臺教學機器的發(fā)明者Sidney Pressey是W. W. Charters
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朋友和同事, 他對W. W. Charters主持的
這個研究項目進行了高度評價, 認為這個研究無論是內(nèi)容上還
是形式上都堪稱典范。他指出: “整個調(diào)查研究因其運用了各種
各樣的研究方法且涉及了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問題而聲
名顯赫。”“事實上, 到目前為止, 在把實驗科學的各種方法應用
到大量社會問題的解決上, 這個研究將會成為一個光輝的典
范, 在向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邁進的過程中, 它將成為
一塊里程碑。”[10]
然而, 正如W. W. Charters的學術思想在20世紀上半葉所
遭受的孤獨與冷遇一樣,W. W. Charters開創(chuàng)的社會學、傳播
學、經(jīng)濟學、人類學、統(tǒng)計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多學科交叉的媒
體研究并沒有引起教育技術專業(yè)人士應有的關注, 30年代以后
的媒體研究一直沿襲著Frank N. Freeman和F.Dean McCluskey
所開創(chuàng)的道路( 盡管這條道路在當時有其歷史意義) , 使得其后
的媒體研究失去了應有的研究價值和歷史意義。媒體研究在20
世紀70年代走進了死胡同, 直接引發(fā)了影響深遠的“學習與媒
體大爭論”。
1954年, 新行為主義的代表人物B. F. Skinner在《哈佛教育
評論》上發(fā)表了“學習的科學與教學的藝術”一文, 掀起了持續(xù)
十多年的程序教學的熱潮, 也吹響了“學習”向教育技術領域大
進軍的歷史號角。[11]由斯金納領銜創(chuàng)建的程序教學理論, 成為
美國教育技術發(fā)展歷史上繼戴爾“經(jīng)驗之塔”之后的又一個系
統(tǒng)化的理論成果, 并使學習理論成為教育技術學的重要基石,
使“學習”正式成為教育技術理論體系中的一個核心范疇。而在
程序教學運動中, 對教學機器以及教學程序設計與開發(fā)的研
究, 無疑也給傳統(tǒng)的視聽教學和視聽傳播的媒體研究涂上了一
層學習的色彩, 引發(fā)了研究主體對既有媒體比較研究的反思、
批判與超越。
1963年, Arthur Lumsdaine在Nathaniel Lees Gage主編的《教
學研究手冊》中對媒體比較研究提出了批評, 認為既有的媒體比
較研究僅僅表明媒體之于學習而言, 只有經(jīng)濟效用, 對學習而言
并無實質益處。之后, Keith Mielke,Wilbur Schramm, Howard
Levie, Kenneth E. Dickie, Richard Clark, Gavriel Salomon, Robert
Glaser,William Cooley等人也相繼對媒體比較研究提出了類似
的批評。一時間, 山雨欲來風滿樓, 從視聽教學運動發(fā)展起來的
教育技術在經(jīng)歷了20世紀50~70年代20年的繁榮之后, 似乎陷入
了重重危機之中。

 

 

 

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后．“認知革命”席卷了整個心理學領域，學習心理學、尤其是學習心理學中的“認知觀點”開始強勢突人教育技術領域．大批具有深厚學習研究功底的學者開始從事教學媒體的學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傳統(tǒng)的媒體研究由于因循守舊、固步自封而給整個教育技術領域帶來的重大危機。如果說上世紀中期之前在教育技術領域中傳統(tǒng)的學習與媒體研究是從媒體出發(fā)而之于學習，就算是從外圍突破的，那么在1960年之后學習心理學家們所從事的學習與媒體研究無疑是從學習出發(fā)進而觀照媒體．可以算得上是從核心突破了。這不僅是研究思路上的一個重大轉向．也是對作為媒體比較研究之根基的對比實驗方法的一大超越，是教育技術學歷史上一個重大的方法論創(chuàng)新。

 

 

 

 回首前塵,命運似乎是和整個教育技術領域開了一個沉重的玩笑。就在“學習”與“媒體”兩大陣營不斷走向統(tǒng)一的時候,形勢發(fā)生了突然的逆轉,“學習”與“媒體”二者之間的沖突爆發(fā)了。1983年,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育心理學家Richard Clark在《教育研究評論》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再論對從媒體學習的研究”的文章,使“學習”與“媒體”的關系問題再次浮出水面。在這篇文章中,Richard Clark對從1912～1980年間的媒體比較研究進行了全面考察,闡述了他在學習與媒體關系問題上的基本立場。Richard Clark認為:學習與媒體并無必然相關,媒體并不能夠必然改進學習,真正改進學習的是教學中采用的各種方法,而不是媒體。他舉例說,“媒體之于學習,一如使用交通工具運送蔬菜一樣,使用馬車還是牛車并不必然改變所運送之蔬菜的營養(yǎng)成分”。因此,他呼吁教育技術不要再沉迷于媒體比較研究的迷夢之中,而應該把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對各種教學方法的設計與發(fā)展上。從Richard Clark的立場來看,他當屬于“學習派”這一陣營。在他的文章發(fā)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并沒有引起另一派學者——“......

 

 

 

 

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信息技術對教育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發(fā)展速度一日千里的信息技術不僅為技術變革教育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深刻地影響著世紀末的教育實踐，而且還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教育與心理研究學科及分支，其中之一就是現(xiàn)在方興未艾的學習科學。作為一個交叉研究領域的學習科學在20紀末期的興起無疑為教育技術解決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學習”與“媒體”之關系這一重大難題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思路，進而影響著教育技術領域發(fā)展的路向和前景。
    對學習的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教育學、心理學、技術學等多學科領域都非常關注的焦點之一，而以技術促進學習和革新教育則更是吸引了世界一流大學中大批頂級學者的目光，學習科學與技術的興起及其對傳統(tǒng)教育實踐的撼動堪稱世紀之交教育科學研究領域內(nèi)的一大景觀。事實上，包括西北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范德比爾特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等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中的一群學者率先開啟了學習研究之先河，并一直引領著以技術促進學習、以技術創(chuàng)新教育的時代潮流。
    學習科學以研究學習的本質和機制、發(fā)展學習的基本理論、創(chuàng)建有技術含量的學習環(huán)境、探索改進人類學習的方法這四大任務為己任。作為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它的科學共同體成員主要來自認知科學、科學教育、教育與發(fā)展心理學、計算機與人工智能科學、信息科學、人類學等多個學科領域，還有少部分學者具有教育技術的學術背景。這就決定了他們在看待“學習”與“媒體”、“設計”與“技術”的關系問題上必然會有著與教育技術專家們截然不同的新視角。同時，由于學習科學是一個年輕的學科領域，它沒有教育技術在“學習”與“媒體”問題上沉重的歷史包袱，因此完全有可能為厘清“學習”與“媒體”的關系開辟出一條新路。
     學習科學的研究從對學習基本機制的揭示到學習環(huán)境的創(chuàng)建、學習技術的研發(fā)、學習的社會文化背景分析等等，研究議題不一而足。但作為一個科學共同體，學習科學的研究者們無一不堅持以下幾條基本原則：在對學習科學的研究中充分重視以智能技術為研究工具與支撐，注重學習技術與平臺的研發(fā)；注重科學研究與現(xiàn)實實踐的緊密結合，在探索學習之基本規(guī)律的同時，力求把對學習科學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公立學校系統(tǒng)以推進教育創(chuàng)新。這也反映了學習科學與技術研究的一般趨勢，體現(xiàn)了學習科學之于教育創(chuàng)新的重要價值。
    學習科學在短短不到20年的時間里異軍突起，成為教育與心理科學群落中一個令人矚目的學科分支，除了它在學習的基本理論研究以及改進學習的實踐方面的卓越表現(xiàn)外，更重要地在于研究方法論上的創(chuàng)新。正是學習科學家們在長期的學習研究與探索中，系統(tǒng)發(fā)展出來了一種新的教育研究方法———基于設計的研究，不僅奠定了學習科學在教育與心理學科群中的突出地位，而且對包括教育技術在內(nèi)的其它兄弟學科也不無啟發(fā)?；谠O計的研究站在實用主義的立場上暫時避開了各種范式之爭，很好地處理了Robert Kozma和Rita Richey所爭論的“設計”和“技術”的關系問題，切實實現(xiàn)了Robert Kozma所謂的“利用技術進行設計”（Design with Technology）的目標，為重構更深層次的“學習”與“媒體”之關系帶來了新的希望。
    教育技術領域無疑強烈感受到了學習科學迅速崛起對自身的影響與沖擊，并逐漸開始有意識地主動接觸學習科學的研究共同體，以求在合作中共贏。2004年，在業(yè)內(nèi)享有盛譽的《教育技術》雜志推出了一期題為“學習科學與教學系統(tǒng)：開始對話”的專輯，集中了一批學習科學專家、教育技術專家以及一些橫跨兩個領域的學者，就兩個學科與研究領域的前途和相互關系問題闡述了各自的立場。在討論中，學習科學家主要強調(diào)學習科學與教育技術的差異性，傾向于保持自身學科的獨立性；教育技術專家則強調(diào)教育技術和學習科學的聯(lián)系，認為二者應該多溝通合作；而學習科學與教育技術雙棲的學者則支持二者之間的合流與統(tǒng)一。三大群體的態(tài)度存在著微妙的不同，個中奧妙著實耐人尋味，發(fā)人深省。
    在這期專輯中，兩個學科的研究主體對兩個領域的未來關系表達了不同的立場，具體情況是：以Janet Kolodner為代表的具有純正血統(tǒng)的學習科學家認為，學習科學年輕且充滿了生機，學習科學的研究主體們應該以成為一位學習科學家為最高的專業(yè)理想，當務之急不是與教育技術合縱連橫，甚至與教育技術合并，而是要繼續(xù)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以使其最終走向成熟，發(fā)展成為一個獨立的、令人尊敬的、與教育技術不同的專業(yè)領域；而以David Merrill為代表的教育技術學家們認為，學習科學與教育技術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他們對學習科學的崛起持歡迎的態(tài)度，認為學習科學的研究成果值得教育技術借鑒，學習科學的發(fā)展則有助于教育技術的進步。參加這場對話的還有另外一批以Christopher Hoadley 和Brian Smith為代表的年輕學者。這批學者橫跨學習科學與教育技術兩個領域，他們最初接受的是系統(tǒng)學習科學的專業(yè)訓練，但其后從事的卻是教育技術方面的研究，有兩種不同的專業(yè)體驗，對這兩個專業(yè)領域都有比較深刻的理解與認識，因而在這兩個學科領域的關系問題上也與前述兩個陣營有所不同。Christopher Hoadley認為，學習科學和教育技術除了發(fā)展歷史迥異之外，在研究目的、理論立場、認識論和方法論等諸多方面都有極大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而基于設計的研究則為兩個領域的統(tǒng)合提供了現(xiàn)實基礎，因此兩個領域走向統(tǒng)一既有必要性，又有現(xiàn)實性。Thomas Duffy，Sasha Barab和Brian Smith也表達了同樣的立場，他們在比較了兩個領域的研究目的和方法論之后，認為如果能拆除二者之間的樊籬而走向統(tǒng)一，那么雙方都會從中受益。
    “學習” 范疇向教育技術領域的進軍自20世紀初葉教育心理學的創(chuàng)始人Edward Thorndike在實驗室中在動物身上所做出的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和天才般的預言開始，歷時已經(jīng)近百年。即使從20世紀中葉斯金納掀起的程序教學運動這一“學習”范疇向教育技術領域的實質性滲透算起，也已經(jīng)有50多年了。在這期間，“學習”和“媒體”一道塑造了教育技術領域的歷史面貌，為技術促進教育立下了不世功勛，同時二者之間也一直齟齬不斷。在20世紀90年代初之前，“學習”和“媒體”關系問題的爭論還一直局限在教育技術領域內(nèi)的研究主體之間。學習科學在20世紀末的崛起則為我們從教育技術領域之外重新思考這一對教育技術領域來說可謂是生死攸關的基本理論問題并從多學科交叉和對話中尋求新的思想火花提供了新的可能。
    筆者認為，如果說原來局限于教育技術領域內(nèi)部的爭論之所以長期以來沒有結果，是因為爭論各方多少還都有些“當局者迷”的話，那么現(xiàn)在站在學科領域之外，從學習科學的視角來看待“學習”與“媒體”的關系問題無疑會讓我們多少有些“旁觀者清”的可能。歷史證明，正是從媒體起家的教育技術不斷地向學習艱難邁進以及“學習”與“媒體”這兩大范疇不斷在斗爭中走向融合構成了教育技術不斷進步的內(nèi)在動力，真正推動了整個教育技術領域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學習”在今天已經(jīng)成為教育技術不可動搖的重要基石，也是技術變革教育的最終歸宿；而“媒體”則體現(xiàn)著教育技術基本的學科特色，也是技術變革教育的基本手段。學習科學在崛起中對學習規(guī)律的新把握和對學習技術的新探索，無疑會進一步夯實教育技術的理論基礎，更新教育技術的技術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講，學習科學在新世紀的崛起昭示著教育技術領域另一個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