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藝人”與“人民藝術(shù)家”的距離有多遠?

　　讀完(《二泉映月——十六位親見者回憶阿炳》)，總算丈量出了這段路程的切實數(shù)據(jù)。

　　生命是一道洪流，泥沙俱下，越偉大的生命越造成嚇人的氣勢，浪花與泡沫飛揚，攻城奪地，他的力量覆蓋浸泡了太多的灘地。傳記作者就是來收拾這一川的遺物，從中揣摩那股蓬勃不羈的生命力。最簡易的辦法是，把他的人生分成好的，能示人的，以及壞的、不能見天日的的部分，然后大加斧鑿，削足適履。

　　打動人的一定是真實粗糲的人生。讀記述阿炳生前行狀的這本小書，我不時陷入遐想之中，因為他活起來了。該書意在還原阿炳的真實人生風(fēng)貌，令人備感親切：一個穿長衫、戴一條斷腿眼鏡、頭挽道髻的藝人活生生站在面前：為跟藝人袁仁義學(xué)胡琴，他“一個人摸到了”師傅家，三十分鐘的路程，中間還有一個擺渡，趕到師傅家時，“他發(fā)黑破舊的藍布衫上到處都是爛泥，明顯是在路上摔跤了”;為了拉好《梅花三弄》，他先后拜師十八位。

　　他身背琵琶，一手搭在妻子肩上，一手拉胡琴，學(xué)雞鳴狗叫、市井喧嘩，在街頭演奏收入不滿意時，他“就會發(fā)脾氣、罵人，阿炳的聲音高得很，一定要周圍的人再湊”，甚至?xí)枚龀鰡室魳吩{咒大家。編新聞，罵邪惡，淋漓盡致，一幅火爆草根脾性;有錢就吃茶吃酒吃鴉片，落得家徒四壁。尤武忠道長說，“一季香汛的收入如果正常開支，可以應(yīng)付兩年的生活，但都被他一下子就吃光了。”“早飯吃不吃無所謂，起來后就吃茶、吃鴉片。”煙癮發(fā)作時，“鴉片槍里的灰都被吃得干干凈凈”。他的形象甚至令孩子害怕，“如果從側(cè)面看，就會發(fā)現(xiàn)墨鏡后面的眼窩深陷，看不見眼珠，整個頭部像一個骷髏。而且阿炳的牙齒粗大、發(fā)黃，卻實有點怕人”…他的生命猶如一條游龍，左沖右突，自成一格。

　　在這種混沌的狀態(tài)里，音樂伯樂發(fā)現(xiàn)了千里馬的才華，他進入了廟堂。人們驚異于他的音樂才華，試圖讓其流傳于世，澤及后代。遺憾的是，只錄了六只曲子，阿炳便吐血而亡，把無盡的傷悲留給了新中國。當病重在床吐血不止的阿炳，獲知中央音樂學(xué)院邀請自己演奏二胡、琵琶獨奏音樂會的消息時，“兩行眼淚，落在了這個幾乎從來沒有哭過的硬漢子的臉上，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他對我說的話：我恐怕去不了了，謝謝共產(chǎn)黨，謝謝楊先生和你們對我的關(guān)心!”

　　他窺見了曙光，但死在渴望光明的路上。他死的時候身邊沒有親人，“據(jù)說面孔上已經(jīng)被老鼠咬掉了一塊肉”。按照無錫市博物館錢宗奎老人的說法，阿炳墓毀于1966年秋，而談景清老人的說法是，1974年平整土地，阿炳墓被“徹底扒平”，后來建工廠，又慘遭焚燒，“焚燒后推入旁邊的河中”。

　　有人為他的曲子命名“光明行”，把一個因嫖娼毀了眼睛、賣藝糊口的民間藝人，擢升為新政權(quán)的歌者，這種改寫為阿炳打上了濃烈的意識形態(tài)底色。接下來的影片，向壁虛構(gòu)了一個新政權(quán)所需要的人民藝術(shù)家。阿炳被改寫成一個抗暴英雄，身世被篡改，人生經(jīng)歷面目全非。他的命運全是惡勢力強加所致，刪除了吃喝嫖賭抽，還給他安排了一個情投意合的妻子，在新政權(quán)的關(guān)心下，他成了“音樂家”，最后在妻子墳頭創(chuàng)作出了名曲《二泉映月》。1979年由導(dǎo)演嚴寄洲掌勺的這部110 分鐘彩色故事片，假借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之名，徹底殺死了民間藝人阿炳。那是一個跟阿炳無關(guān)的阿炳故事，情感俗套故事老套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品。壓迫反抗，命運悲慘，紅旗一來百花盛開。是用阿炳為新政權(quán)尋找合法性的贗品。他們或許受命于宣傳部門，不得不拔高、篡改一個人的基本生命形態(tài)，炮制出有教育意義的標本。

　　民間藝人如何被意識形態(tài)剪刀閹割成革命符號，這是一部標本。熟悉情況的周仁娣老人回憶道：“群眾反映大到不得了了，主要是說這部電影不現(xiàn)實。像我們這種曉得阿炳事情的人，看上去就沒有意思了，覺得假” 。

　　對人生理解的簡單與膚淺恐怕是根本原因。沒有那種覺悟的人，才能拉出如泣如訴的旋律。只要想想某些御用批評家對貝多芬作品的圖解，就完全可以理解瞎子阿炳的命運。被廟堂化的阿炳，只是一具僵死的符號，他被服務(wù)于一個宏大的主題而喪失了生命。

　　阿炳的草根性，決定了生活與藝術(shù)是同一的，剝離了我們不喜歡的生活，他的藝術(shù)也無從落地。沒有誰會純粹為藝術(shù)而活著，那往往都是后人的曲解所致。

　　把一個人做成標本最好的辦法，就是如此這般地剔除掉他的生活，只留下為單一目標而奮斗的軌跡，或者為革命，為女人，或為反革命。

　　阿炳生而不幸，成年后梅毒和鴉片又勒住了他的咽喉。他胡亂跟女人滾在一起，無后，死后凄慘，墓碑被新政權(quán)的追隨者焚尸揚灰。多少年后，他的棲身之地被弄成故居，屋后的摩登大樓卻讓他更加不合時宜。在攀向天空的運動中，匍匐于低地的阿炳故居，不免顯得假而做作。他那尊被供奉于鬧市的大理石墓，更像是一個炫耀的雕塑，而非安息之所。

　　他的那些自娛自樂的曲子被精致處理后，已經(jīng)不太像有煙火味的音樂了，變成了供人賞玩的器物。身后名和身前事，走形得如此厲害，可是他未曾料到的吧?

　　褒揚阿炳，在某個特定時期有政治目的，為的是突出工農(nóng)大眾——當然得先把阿炳去腥去臭，擢升為“工農(nóng)大眾”，以之證明粗鄙者高于智識者。對阿炳的文宣，都會引用小澤征爾那句話“這種音樂只應(yīng)該跪著聽!”但我以為，那贊語更多的怕是出于對民間生命力的禮贊，有由衷的敬意，也有某種場合下的客套。

　　在鼓噪文化以圖錢財?shù)漠斚拢?#8220;杰出的民族音樂家”華彥鈞，取代“瞎子阿炳”進了廟堂，被作為民間文藝神供奉，得享殊榮。但我想，阿炳受不起這種供奉。他生來一介草根藝人，樂在其中，活得有滋有味，接受他的命運，也被命運所接受。他是一個真人，一個有技藝的盲藝人，他留下的曲子可聽。恰如其分，才是最好的紀念。

　　相比之下，啟功先生是幸運的，在生前有自己的口述歷史，死后又有李可講先生知人論世的真摯之作《服膺啟夫子——揣摩啟功先生的人生智慧》。如此，保留下來一個真人生，給予后人無限的追思與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