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絕對命令”就是倫理道德

 

　　康德認為，“由于我們是人類，具有一種受到感覺官能影響的意志，結(jié)果，這種意志的活動可能與純粹意志不一致，甚至經(jīng)常與它沖突，這些法則表現(xiàn)為強制的命令或禁止我們做某些行為，因此，這類法則是絕對的或無條件的命令”。

 

    他在另一個地方又解釋道，“絕對命令，一般又表明什么構(gòu)成責任。它可以概括為如下公式：‘依照一個可以同時被承認為普遍法則的準則行事’”。

 

    康德說的“絕對命令”，“普遍法則”，就是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用康德的話講，就是“道德科學(xué)的最高原則”。為什么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會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成為“絕對的或無條件的命令”呢？

 

　　二、“絕對命令”即倫理道德出自人性

 

　　就人的本性而論，人是智能動物，能夠認識世界，發(fā)明創(chuàng)造，不僅適應(yīng)世界，而且改變世界，在大自然生存競爭的環(huán)境中已沒有對手。一如西塞羅所說，“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造人是為了兩個目的，思想和行為?？梢哉f，人就是必死的神”。像神一樣有能力的人，可能的對手是和自己一樣有能力的同類。為了避免組成社會的人同類相殘，保證人類社會正常生活，倫理道德幾乎是和人類社會同時出現(xiàn)，為人類社會提供作為人的行動準則，為人類社會提供作為人的行動力量。

 

　　倫理道德有如此的普遍性，康德直接稱之為“先驗的原則”，認為對于后人來說，“道德法則作為有效的法則，僅僅在于它們能夠合乎理性地建立在先驗的原則之上并被理解為必然的。事實上，對于我們自己和我們行動的概念和判斷，如果它們的內(nèi)容僅僅是那些我們可以從經(jīng)驗中學(xué)得到的東西，那就沒有道德的含義了；如果說，有人錯誤地想通過經(jīng)驗所得到的任何東西來制定道德原則的話，他就已經(jīng)陷入最糟糕、最致命的錯誤的危險之中”。

 

    其實，在康德之前近兩千年的時候，西塞羅即講到這個“先驗的原則”：“良善的人做很多他們并不指望得什么好處的事，只是出于正當?shù)?、道德的和合理的動機才去做。人與低級動物之間有許多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大自然賦予人理性的恩賜，一種積極的、精力充沛的智力，能同時以極快的速度做好幾件事，并且可以說有一種敏銳的嗅覺，能夠洞悉事物的因果關(guān)系，能夠分條縷析，能夠把分離的事物聯(lián)系起來，把將來和現(xiàn)在聯(lián)系起來，縱觀整個生命過程。而且正是理性使人類對同類感興趣；理性還產(chǎn)生了語言和習(xí)慣的一致性，激發(fā)人從友誼和親情開始擴張自己的興趣，首先與同胞形成社會紐帶，然后與全人類建立社會關(guān)系”。

 

　　進化論告訴我們，人類的“社會紐帶”，人類的“社會關(guān)系”，確實是這樣建立在“正當?shù)?、道德的和合理的動機”的基礎(chǔ)之上。

 

　　三、“絕對命令”即倫理道德來自歷史的源頭

 

　　人像神是在戰(zhàn)勝大自然的災(zāi)難中顯示出來的。人這個神創(chuàng)造的第一個奇跡是組建人類社會。按傳說，中國人的社會組織在戰(zhàn)勝大洪水中形成，最終領(lǐng)導(dǎo)治水成功的大禹成為英雄，他之后他的兒子啟就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按傳說，西方人是在挪亞方舟躲過大洪水之后，才開始形成社會，后來逐漸出現(xiàn)國家。在這個源頭上，倫理道德的“絕對命令”應(yīng)運而生。希伯來人的“十戒”，是西方倫理道德即“絕對命令”的源頭；印度人的“十戒”，是東方倫理道德即“絕對命令”的源頭；夏朝憑借的“天命”，即中國倫理道德即“絕對命令”的源頭。

 

　　這些倫理道德即“絕對命令”對人的行為的規(guī)范，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后來的國家制度、法令、法律、文化，不過是對這個基礎(chǔ)的引伸和發(fā)展。中國和西方的差異，這時就已埋下伏筆：西方倫理道德即“絕對命令”面對的是自由的個人，為人的發(fā)展留有余地，而人的發(fā)展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中國的倫理道德即“絕對命令”面對的是隸屬國家的百姓，不是自由的個人，人只是國家的工具，國家才配有發(fā)展的機會。然而，沒有人，沒有人發(fā)展的余地，人不發(fā)展，國家也就無從發(fā)展，結(jié)果就造成中國的國家體制，幾千年間雖有分封制、集權(quán)制、三省六部制、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形式演變，土地國家所有的基本制度卻至今不變，以至于國家還是原來的國家。

 

　　東西方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xùn)說明了，倫理道德即“絕對命令“對人和人類社會的生存發(fā)展起著決定性的關(guān)鍵作用。

 

　　四、“堅持有利是首要條件”違背倫理道德即“絕對命令”

 

　　這個道理不難想象，倫理道德即“絕對命令”要求的是原則上的應(yīng)該不應(yīng)該，不是經(jīng)驗中的有利不有利。應(yīng)該做的，不利也要做；不應(yīng)該做的，有利也不做。原則高于利益。而“堅持有利是首要條件”則不管應(yīng)該不應(yīng)該，只要經(jīng)驗上有利，就做；只有經(jīng)驗上有利，才做；只要經(jīng)驗上無利，就不做。利益高于原則，甚至于是沒有原則。無論這種被當作“首要條件”的“有利”多么冠冕堂皇，引人入勝，歷史告訴我們，“凡是堅持有利是首要條件的地方”，必然會和“道德科學(xué)的最高原則是：‘依照一個能夠像一項普遍法則那樣有效的法則去新動向’”背道而馳。

 

　　對這種把“有利”當作“首要條件”狀況，康德進一步批判道，“就此而論，一切似是而非的先驗的合理化，歸根到底，無非是通過歸納法，把經(jīng)驗中的事實加以概括而已。由此得到的一般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對每個人必須允許有數(shù)不清的例外，為的是，可以按照他特殊的愛好和獲得快樂的能力，去選擇他的生活方式。最后，個人確實必須變得聰明伶俐，而以他本人或鄰居的遭難為代價”。生活就是這樣，對“有利”的絕對追求，不是傷害別人，就餐損害自己。

 

　　所以，康德說，“凡是堅持有利是首要條件的地方，事實上不存在絕對命令”。

 

　　五、中國就是“事實上不存在絕對命令”的地方

 

　　林則徐作為捍衛(wèi)大清帝國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作為當今世界譽滿全球的禁毒英雄，在中國長時期享有崇高地位。他的兩句詩，“茍利國家生死以，豈以禍福避趨之”，典型地顯示出中國倫理道德非“絕對命令”的本質(zhì)特征：“利國”，而不是“利人”，因而沒有“正當?shù)摹⒌赖碌暮秃侠淼膭訖C”，沒有“表現(xiàn)為強制的命令或禁止我們做某些行為”的“普遍法則”，沒有“依照一個可以同時被認為普遍法則的準則行事”的“絕對命令”，有的只不過是“利”，“茍利國家”之“利”。倫理道德就從“絕對命令”的君臨天下，掉進王宮，淪為國家的“相對命令”，“家天下”國家君主手中的工具。

即如“天命”，看似崇高，由于“天命靡常”，解釋權(quán)就掌握在每一個奪得天下，霸占國家的人手里，他們都標榜自己，“應(yīng)天順人”，“奉天承運”，都自封為“天子”——老天爺?shù)膬鹤?。這就跟西方上帝只有一位，上帝的兒子也只有一位，并都在人生的彼岸大不相同，等于說上帝的兒子就在人間，正坐在龍椅上，要有多少位，就有多少位，“天命”就掌握在那些金鑾殿上“金口玉言”的家伙們手里。因而，中國的倫理道德就和西方不一樣，不是超出具體經(jīng)驗的“絕對命令”，而是出于“天子”需要的“相對命令”。“一個將軍一套令”，“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軍事如此，倫理道德也如此。即使是“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也是各取所需，與時俱進，或以忠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或以理治天下，或以義治天下。

 

　　其中儒家二圣的教導(dǎo)，“朝聞道，夕死可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看似“絕對命令”，其實無論發(fā)布者或解釋者心目中，“道”，是為國之“道”；“仁”，是為國之“仁”；“義”，是為國之“義”，其精髓，不外岳母題字：“精忠報國”，還是“天子”“相對命令”的活學(xué)活用?！睹献印窌衼喪α夯萃醯呐姓f得很清楚，“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這種對物質(zhì)小“利”的否定，正是對政治暴“利”的肯定，正如《大學(xué)》強調(diào)的，“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除了國家以外，中國的倫理道德沒有為個人作為人留有余地。

 

　　參透了個中玄機，官員們便“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好點的，“千里做官，為的吃穿”；壞點的，“十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讀圣賢書，想私家事，“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既然，“天子愛英豪，文章教爾曹”，那就“學(xué)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看破彌天大謊，老百姓不管是“徯我后，后來其蘇”的期盼，還是“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的詛咒，抑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歌頌，“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贊嘆，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從利出發(fā)。即使是自己暫時的領(lǐng)袖要調(diào)動自己，也只有拿利益做交換才成：“茍富貴，勿相忘”是這樣，“均貧富”是這樣，“闖王來了不納糧”是這樣，“天朝田畝制”是這樣，“打土豪，分田地”，“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個女學(xué)生”，“一切向錢看”，“解決溫飽”，“小康社會”還是這樣。

 

　　結(jié)果，號稱五千年的禮儀之邦，華麗的外衣下面包裹著如此的生命：“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儀”。中國以“天命”的名義制造的倫理道德造就的生活現(xiàn)實，證明了“凡是堅持有利是首要條件的地方，事實上不存在絕對命令”的普遍意義。中國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舉世無雙，然而中國人反倒更不知榮辱，更不知禮儀，貧富差距越拉越大，說明中國社會并沒有建立在倫理道德的“絕對命令”的基礎(chǔ)上。這是致命的威脅。讓我們不厭其煩地再一次溫習(xí)康德的提示，清醒清醒頭腦：

 

　　“就此而論，一切似是而非的先驗的合理化，歸根到底，無非是通過歸納法，把經(jīng)驗中的事實加以概括而已。由此得到的一般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以至對每個人都必須允許有數(shù)不清的例外，為的是，可以按照他特殊的愛好和獲得快樂的能力，去選擇他的生活方式。最后個人確實必須變成聰明伶俐，而以他本人或另據(jù)的遭難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