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不少重點高校紛紛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質(zhì)量，打造中國最好的本科教育”，院士教授給本科生上課不斷出現(xiàn)在各大院校的教學計劃中。然而當一些學生沖著課表上排出的那些知名教授興沖沖走進教室時，卻發(fā)現(xiàn)課堂上頻頻出現(xiàn)的卻是青年教師的身影。學生很疑惑：“打著牌子又不講課，這不是‘掛羊頭賣狗肉’嗎？”

      本科生難覓大教授身影，早就不是什么新鮮事了。盡管幾年前教育部專門下文要求，高校要把教授、副教授為本科學生上課作為一項基本制度，教授、副教授每學年至少要為本科學生講授一門課程，但是，實際效果似乎并不明顯。正如報道中提到的，越是那些名聲赫赫的大學，有些名氣的教授、副教授們就越是難得一見。那么，那些不上課堂的大學教授都哪里去了？

      有說法是大教授、名師們都去參加社會活動，去掙錢了。“因為名師、教授可以利用名牌大學的資源，去出名，去掙錢。而把教學的工作放在第二位。”北方工業(yè)大學文學與傳媒藝術(shù)研究中心主任譚旭東教授這樣分析。這樣的情況想來應該不少，時下傳媒發(fā)達，很多教授的蹤跡盡管學生在課堂上看不到，但可以通過新聞媒體看得到。那些神采飛揚、侃侃而談的教授們，原本都是應該在課堂里師生論道的。于是，我們就面對一個無奈的現(xiàn)實，很多名牌大學的學生往往只能通過媒體的公開報道來體會、揣摩導師的學術(shù)思想。明明可以親炙教誨、教學相長，卻往往搞成了“遠程教育”。

      然而，大學教授過多參加社會活動也不能僅僅理解為“出名”、“掙錢”。那樣，未免有化約的危險。事實上，大學教授少上、甚至不上本科課堂，個中情形比較復雜，不能一概而論，更不可以妖魔化為“掛羊頭賣狗肉”。

      首先是學校有責任理順大教授、名師與本科課業(yè)的關(guān)系。教育部規(guī)定大學教授、副教授必須為本科生開課，十分必要，學校應該根據(jù)教授和課程的具體情況，兼顧教學和科研，認真而有彈性的落實。既不能把名教授當做學校的招牌、花瓶，高高供起來，只起“精神領(lǐng)袖”的作用；也不能罔顧教授正在從事的“名山事業(yè)”，硬性的、一刀切式的安排繁重的課程。教學和科研并不是必然對立、嚴重沖突的兩極，學生固然主要應該向老師學習，而老師的思維一樣需要學生刺激，所謂“教學相長”，從孔夫子那個時候就是很正常的情形。只是不知道，從何時開始，中國的高校硬是把教學與科研弄得水火不相容起來？此種“極化”思維，實在是遺禍不淺。

      實際上，學校完全有辦法、也有責任協(xié)調(diào)好教授與學生、教學與科研的關(guān)系。很多學校為了爭取博士點、碩士點，還有什么項目等等，在引進名教授的時候，居然將不安排本科教學作為條件。這樣的辦學思路無異飲鴆止渴，殊不可取。在這樣辦學思路引導下，端正教風、學風，希望名教授自我約束，從而建立融洽的問學關(guān)系，豈非一句空話。

      其次，不可一味抹殺大學教授的社會活動。以易中天教授而言，其通過現(xiàn)代媒介宣講學術(shù)，影響的豈止是一代人！我們可以對他的學術(shù)觀點提出質(zhì)疑，也可以就他的講述方式進行商榷，但是，不能否認其對中國社會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此外，還有很多大學教授從各自擅長的研究領(lǐng)域出發(fā)，對國內(nèi)國際時事發(fā)表看法，這些立足專業(yè)立場的即時評點，無疑會有助于公眾對于時事的深刻認識。這種隨時隨地的、潛移默化的價值影響，既是學術(shù)走向大眾的嘗試，也是大眾分享學術(shù)的盛宴。不可輕忽，更不可貶低。

      學生希望親炙名師的愿望完全可以理解，相關(guān)各方也應該更加重視這個事情，學校要搞好協(xié)調(diào)管理，教授要自我約束，但是，希望大學教授們將活動范圍完全約定在校園圍墻之內(nèi)，在當下也是一件不太現(xiàn)實的事情。畢竟，這是一個學術(shù)開放、校園沒有圍墻的時代，大教授、名師是全社會共同的財富，他們對于學術(shù)昌明、社會進步的責任更大、使命更艱巨。以往““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師徒授受模式，只能成為一種理想的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