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8日，在外漂泊79年的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占》重回祖國懷抱，這是國際合作追索返還流失文物的一次成功實踐，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025年10月13日，回歸的楚帛書回到了它的出土地湖南長沙，正式入藏湖南博物院。許多媒體朋友向我約稿，希望介紹一下楚帛書的相關情況。其實關于楚帛書的介紹已有不少，內容涉及楚帛書的出土、流傳、研究和追索等方方面面，重復介紹意義不大，因此我想談一下我了解到的與楚帛書有關的人和事。

長沙“土夫子”與楚帛書的出土

在中國考古界，長沙“土夫子”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也可以說是湖南考古的一個特色。據湖南考古界的老前輩回憶，“土夫子”本來是長沙對賣黃泥為生者的俗稱，后來以此戲稱盜墓者。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長沙城，煤已經成為居民的主要燃料。無論做煤球還是煤餅，都需要黃泥做黏合劑，于是就出現了一批以賣黃泥為生的人。這些人數量不多，基本上都是一些出身貧賤、沒有文化的社會底層。和煤用的黃泥要求粘性強、泥質純凈。長沙附近的土一般都是帶有白色蠕蟲狀斑紋的第四紀網紋紅土（土夫子形象地稱為“蛀莢子土”或者“老土”），雜質較多，顆粒較粗，并不合用。

長沙城自戰(zhàn)國建城以來，歷經2000多年，城市中心幾乎都在今五一廣場一帶，基本沒有發(fā)生過變動。長沙除老城區(qū)以外，四周都是低矮的丘陵，歷朝歷代的古墓都分布在這里（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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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長沙楚漢墓葬分布示意圖

古人對墓葬非常重視，墓葬的填土一般都經過加工，尤其是戰(zhàn)國兩漢時期土坑墓的填土，土質細膩（土夫子形象地稱為“洗沙土”），于是成為土夫子的首選。（無獨有偶的是，2005年前后我在臨澧九里開展楚墓的調查工作。煙花爆竹是臨澧的支柱產業(yè)，煙花爆竹的封裝也需要泥土，當地的一些小作坊也是直接挖取九里楚墓的填土來用，后來臨澧文物部門花了很大的精力才制止了這種行為。）在挖黃泥的過程中，自然會發(fā)現一些古墓葬的隨葬器物。最開始他們可能是偶然將這些東西拿到收荒貨或收古董的那里換得一點錢，慢慢地他們發(fā)現這比賣黃泥還掙錢，于是他們便不以賣黃泥來謀生，而以盜掘古墓為職業(yè)。這樣在長沙就出現了一批全國聞名的“土夫子”。后來不僅是收古玩珠寶的小商販與他們常來常往，一些有名的古董商也成了“土夫子”的大主顧。古董商在收買文物的過程中，會給土夫子傳授一些文物知識。他們互相勾結，更加助長了盜掘古墓之歪風，致使建國前長沙的古墓遭受嚴重破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金陵大學教授商承祚在長沙看到并購買了許多盜掘出土的文物，撰寫了《長沙古物聞見記》、《續(xù)記》（商先生當時在長沙購買的文物許多至今還收藏在南京大學博物館）。楚帛書就是1942年土夫子在長沙舊城東郊子彈庫盜掘出土的，最開始是被古玩商唐鑒泉所得，1943年蔡季襄又花了三千元從唐鑒泉手中買入，1948年在上海被美國人柯強騙走，流失到美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對“土夫子”采取了寬大和利用的政策。1951年10月，成立剛滿一年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派遣發(fā)掘團到長沙開展考古發(fā)掘工作，這是湖南省第一次科學考古發(fā)掘工作。由于土夫子熟悉長沙地區(qū)古墓的情況，發(fā)掘隊于是聘請了一些土夫子參與發(fā)掘。通過此次發(fā)掘，這批土夫子見識了如何科學地開展古墓的發(fā)掘工作，為他們以后從事考古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礎；1953年1月，湖南省成立“湖南省文物清理工作隊”（隸屬于湖南文物管理委員會），開始組建本省的考古機構，錄用了10余名“土夫子”為發(fā)掘技工。這可以視為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之一：將昔日盜墳掘墓的“土夫子”改造成了新中國文物考古工作的從業(yè)者；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人們尊稱他們?yōu)椤皫煾怠薄?/p>

由于土夫子經常盜掘古墓，對各個時期墓葬的填土有很強的識別能力：只要他們用鋤頭取出樣土來觀察，就能識別是否是古墓，并能鑒別是哪個時代的墓葬；而且由于他們了解各個時期墓葬隨葬的文物類別及放置的部位，經常能預測所發(fā)掘的古墓能在什么位置出土什么文物。這對不了解的人來說就顯得非常神奇。雖然這對我們從業(yè)者來說不足為奇，但他們熟練的技術還是給考古發(fā)掘工作帶來很大的便利。古墓發(fā)掘是項艱苦而細致的工作：在清理墓葬填土時，勞動強度大，但他們能吃苦耐勞，功效很高；在清理隨葬器物時，他們非常細心，盡可能避免遺漏和損傷，保全了很多珍貴文物。而且他們還有很多土辦法能解決工作中的難題，如馬王堆一號漢墓的女尸在棺內難以取出時，他們出主意用五夾板斜插進去，將內棺側起謹慎地將女尸移出，因此得以完好地保存。這些老師傅辛勤工作幾十年，不僅清理了數以千計的古墓，搶救了不少的珍貴文物，為湖南文物考古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還為湖南文物考古培養(yǎng)了一大批后備人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省各地成長起來的考古工作者，他們的找墓和發(fā)掘古墓葬的技術和方法，基本上都是這批老師傅傳授的。今天，這些土夫子多已作古，但他們口口相傳的一些術語，如“洞子”（古墓）、“蛀莢子土（老土）”、“洗沙土”等依然在考古行業(yè)使用。

馬王堆漢墓與長沙子彈庫楚墓的發(fā)掘

子彈庫楚墓的發(fā)掘與馬王堆漢墓密切相關。據陳慰民先生回憶，馬王堆一號漢墓發(fā)掘后，當時湖南省博物館的領導侯良、崔志剛就讓這些老師傅回憶，長沙哪些地方還有保存得像馬王堆漢墓那么好的墓葬？這些老師傅回憶，“火洞子”墓葬一般保存都比較好。所謂“火洞子”墓，是指墓葬里有可燃氣體（甲烷）的墓葬。馬王堆漢墓就是“火洞子”墓葬。馬王堆漢墓是挖防空洞發(fā)現的。當時工人休息抽煙，引發(fā)滲透出的甲烷燃燒，工人以為是“鬼火”，打電話向省博物館報告，省博物館派人去調查，這樣就有了后來的考古發(fā)掘。楚漢時期的古墓，在棺槨四周一般都填有一層厚薄不等的青（白）膏泥。這種青（白）膏泥土質細膩、粘性較好，可以起到密封的作用。膏泥越厚，密封效果越好。一般墓葬下葬后，墓葬中的有機物質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發(fā)生腐敗分解，釋放出甲烷氣體（其原理類似沼氣池）。如果這個墓葬密封較好，其中的甲烷就會排不出去，留在墓中。當墓葬空間內的氧氣耗盡后，微生物就會停止分解，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tài)，墓葬中的有機物就不會繼續(xù)腐爛，從而較好地保存下來。這就是“火洞子”墓葬保存較好的原因。那些老師傅回憶來回憶去，就回憶出在識字嶺湖南省林業(yè)勘察設計院家屬區(qū)的山上有一座“火洞子”墓，就是出土楚帛書的那座墓。那里三、四十年代時建有一座軍火倉庫，俗稱“子彈庫”。1942年盜掘時有大量氣體冒出，用火柴點燃，火焰高達數尺。因此這座墓應該保存很好。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館于是派熊傳薪、何介鈞、周世榮、傅舉有等人，由任全生、漆孝忠、李光遠、胡德興等當時盜掘這座墓的人帶著找到了這座墓并進行了發(fā)掘。

子彈庫楚墓是一座一槨雙棺的墓葬，由棺室、頭箱、邊箱三部分組成（圖二）。墓葬雖然1942年被盜，但依然保存較好：人骨尚存，棺槨保存完好，更為難得的是出土了一件“人物御龍”帛畫和一批有機質的漆木竹器和絲麻織物。從人骨鑒定的結果來看，墓主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男性，身高約1.7米，身份是下層貴族（“下大夫”或者“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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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73長子M1棺槨縱橫剖面圖

從發(fā)掘的情況以及盜墓者的回憶來看，“人物御龍”帛畫位于棺室蓋板上，隨葬器物主要放置在頭箱和邊箱中。頭箱中有一件三足“木寓龍”（推測可能是類似于湖北江陵馬山一號墓出土的“辟邪”或“憑幾”一類的器物）和一件裝有泥金版的竹笥。邊箱東端有漆耳杯4個和木梳、皮帶等各一件；中間放置陶鼎、敦、壺四套、勺、匜各一件和一件大夾纻胎漆盤；西端放置著衣木俑8個。邊箱緊貼棺室南壁還放置有帶柄的戈、矛、劍各一（劍裝在櫝內）（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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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73長子M1被盜前出土器物示意圖

子彈庫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圖四）是經考古科學發(fā)掘出土的第一幅戰(zhàn)國帛畫（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長沙陳家大山曾盜掘出土過一幅“人物龍鳳”帛畫，但由于是盜掘出土，不知其性質和用途）（圖五）。它的出土使我們清楚了這類帛畫的性質和用途。帛畫尺寸較小，呈方形，長37.5、寬28厘米，出土時位于棺室蓋板上，上端有一根竹條，竹條中部有一用于懸掛的棕色絲繩，出土狀況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T”形帛畫相同，因此其性質應與“T”型帛畫相同，可能為“銘旌”。子彈庫楚墓和馬王堆漢墓另一個類似之處是帛書都出土在書笈中，可見是有意識收藏的。（關于帛書第一卷的出土位置，蔡季襄和當年盜墓者的說法不同：盜墓者回憶帛書是一端搭在木寓龍上，一端搭在裝有泥金版的竹笥上；蔡季襄回憶是和第二卷、第三卷一起裝在一個竹笈中，是他從竹笈中取出并浸在汽油中慢慢清理打開后裝裱的。從現有線索來看，蔡季襄的說法可信一些。但竹笈的出土位置，盜墓者和蔡季襄都沒有提及。）近年來在楚國郢都紀南城附近發(fā)現多座隨葬書籍（竹簡）的墓葬，都是一些“士”一級的小墓，結合戰(zhàn)國時期的養(yǎng)士之風，我們約略可以窺見這些墓葬隨葬書籍的原因，知識和技能是這幫“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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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人物御龍”帛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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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人物龍鳳”帛畫

子彈庫楚墓的時代

關于子彈庫楚墓和楚帛書的時代，目前一般認為是戰(zhàn)國中期偏晚，大約公元前300年前后。其依據應該是來自于1974年在《文物》雜志上發(fā)表的《長沙子彈庫戰(zhàn)國木槨墓》的發(fā)掘簡報。由于歷史的原因以及基于當時材料的限制導致的認識局限性，長沙乃至湖南地區(qū)楚墓的斷代一般存在偏早的問題。從子彈庫楚墓出土的時代特征比較明顯的敦、壺等器物來看，子彈庫楚墓出土的敦形體較扁，三足（鈕）蛻化，子母口明顯；壺的頸部細長，圈足較高（圖六），這些都是較晚的特征，因此其時代早不到戰(zhàn)國中期，而只能到戰(zhàn)國晚期偏晚（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后），這也與1942年曾參與盜掘的人說頭箱中出土有泥金版（一般只有戰(zhàn)國晚期以后的墓才會出土）是相吻合的。從發(fā)掘簡報來看，當時的執(zhí)筆者是看到了該墓存在較晚的因素的，但囿于當時的認識，仍然將其時代訂在了戰(zhàn)國中晚期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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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子彈庫楚墓出土陶器

我時常用一個正常家庭的小孩和被拐賣的小孩來給公眾講解科學考古發(fā)掘和盜墓出土文物的區(qū)別。子彈庫帛書是不幸的，它就像一個被拐賣的小孩，在民族危難的時期被盜掘出土，然后又遠離故土飄泊海外。子彈庫帛書同時又是幸運的，1973年的科學發(fā)掘使它先是找到了“家人”，現在又通過國際合作追索，第二、三卷已安全回家，我們相信第一卷也必將在不久的將來回家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