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叛變，導致包括“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在內(nèi)的1100余名地下黨員被捕，中共臺灣地下情報網(wǎng)遭受毀滅性打擊。蔣介石借此掀起“肅諜”狂潮，成立“黨政軍聯(lián)戰(zhàn)反諜體制”，對入臺人員實施全面甄別。徐會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孤身赴臺，執(zhí)行策反國軍將領、重建情報網(wǎng)任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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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會之生于湖北黃岡耕讀世家，1919年考入湖北甲種工業(yè)學校，1923年參與京漢鐵路大罷工，初步接觸馬克思主義。1924年，他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與胡宗南、陳賡等為同期同學，并經(jīng)董必武、陳潭秋秘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校期間，他仗義執(zhí)言，與許繼慎、韓浚聯(lián)名向孫中山請愿，最終促成黃埔備取生全部錄取，展現(xiàn)出了非凡的組織能力與正義感 。

1926年，蔣介石解散“中國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徐會之被迫離開第一軍，赴天津組建“黃埔革命同學會華北分會”，任會長。他公開揭露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徑，引發(fā)國民黨當局震怒。1931年，因叛徒出賣，他與鄧演達一同被捕，蔣介石雖賞識其才華未立即處決，但將其列入“重點監(jiān)視名單” 。此后，徐會之表面歸附國民黨，實則暗中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徐會之歷任第五戰(zhàn)區(qū)政治部副主任、第四戰(zhàn)區(qū)政治部主任等職，積極推動國共合作：在保定行營任政訓處長時，他斡旋于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之間，促成各派系與八路軍協(xié)同作戰(zhàn)。平型關大捷后，他在《中國軍人》月刊撰文盛贊八路軍，并號召友軍學習其戰(zhàn)術；任第五戰(zhàn)區(qū)政治部主任期間，他力排眾議，重用安徽大學教授詹云青等進步人士，并將漢口日租界大石洋行撥給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作為辦公場所，為中共中央長江局提供隱蔽支持；他曾用9天時間撰寫《民眾訓練須知》，成為全民抗戰(zhàn)的綱領性文件，并在廬山暑期訓練團親自授課，培養(yǎng)了大批抗日骨干。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徐會之出任漢口特別市市長，主持城市重建，制定《新漢口市政建設計劃大綱》，推動交通、教育、衛(wèi)生等領域改革，并妥善安置2萬余名日本僑民，廣受贊譽。同時，他利用市長身份掩護中共地下黨負責人曾惇、程維黃等人，將市政府辦公室變?yōu)槊孛芙煌ㄕ?，為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提供了許多關鍵情報。

另據(jù)國民黨情報機構后來公布的調(diào)查檔案顯示，徐會之在漢口市長任內(nèi)，表面配合國民黨“劫收”，實則將37個“市政工程辦公室”轉化為中共地下電臺和秘密印刷所，甚至預留地下通道供解放軍入城 。

1949年，徐會之協(xié)助程維黃在重慶成功策動國民黨3個軍近8萬人起義，為解放大西南立下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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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會之赴臺時，臺灣已成為“情報禁區(qū)”，任何可疑人員都會遭到重點監(jiān)控，而徐會之作為國民黨中將1949年后身份模糊，有解釋不清的地方，這個時候他突然赴臺，其行蹤本身就引發(fā)了國民黨情報機構的警覺 。

徐會之赴臺后，擬定的首要任務是策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彭孟緝不僅是黃埔五期生，更是蔣介石的心腹，直接掌控臺灣治安與軍事戒嚴權。徐會之利用湖北同鄉(xiāng)關系多次與其密談，試圖說服其率部起義。然而，彭孟緝表面敷衍，實則暗中向蔣介石匯報。其日記記載，三次會面后，彭孟緝便向當局遞交了“異動分子名單”，徐會之名列其中。

當徐會之冒險策反彭孟緝，已被列入“異動分子名單”時，保密局特務根據(jù)蔡孝乾叛變所提供的情報，進行“逆向追蹤”，也鎖定了一批潛在目標，其中也有徐會之。

眼看自己要暴露，隨時有被抓的風險，徐會之孤注一擲，走了一招后來爭議極大的“險棋”。

1950年6月，徐會之向國民黨當時的“國防部次長”、黃埔一期老同學袁守謙提交了一份書面自首報告，表示要“悔過自新”，“爭取活命”。

一開始，很多人認為徐會之的自首，是貪生怕死下的變節(jié)，但當他那份自首報告被披露出來以及他在獄中的種種表現(xiàn)被注意到之后，有些人，尤其是臺海暗戰(zhàn)的局中人，開始明白，徐會之赴臺之后絕沒有淪為貪生怕死的鼠輩，他的“自首”是絕境下的頂級“陽謀”，是另一種形式的暗戰(zhàn)。

關于徐會之的這份自首報告，有很多近乎傳奇的研究結果。

有人發(fā)現(xiàn)，徐會之表面上詳細敘述了自己在大陸期間與中共的接觸經(jīng)歷，包括1949年在漢口市長任內(nèi)掩護地下黨負責人曾惇、陸天虹等史實，但通過對其報告文本的密碼學分析發(fā)現(xiàn)，關鍵時間節(jié)點（如1949年5月武漢解放具體日期）和人物姓名（如'彭孟緝'）被刻意模糊或改寫，形成摩斯電碼'·— —·'（對應字母'GO'）的暗示 。這種'半真半假'的陳述策略，既符合自首的法律要件，又為未暴露的地下交通員爭取了轉移時間。

有人發(fā)現(xiàn)，報告第12段故意留出半行空白，結合上下文拼音首字母“XHZZS”（徐會之自首），解碼為“需轉移至左營”，這是在指示地下交通員變更接頭地點。

有人發(fā)現(xiàn)，報告用“民國三十八年”替代“1949年”，通過筆畫拆解（“三”為3，“八”為8），組合成“38”，實際上對應的是臺灣基隆港第38號倉庫的國軍彈藥儲備信息 。

在老黑看來，徐會之這一招確實厲害，將之說成是絕境下的“頂級陽謀”并不為過，他給蔣介石設下的“政治陷阱”，以下幾個方面，極為精彩，給老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會之在自首報告中詳述其1948年在重慶與中共地下黨交換國民黨軍長江防線部署的細節(jié)，表面是'悔過'，實則通過國民黨內(nèi)部渠道間接驗證了此前傳遞情報的真實性 。臺灣'國史館'解密檔案顯示，蔣介石在批閱報告時曾批注'此節(jié)與國防部戰(zhàn)史記載吻合'，卻未意識到徐會之正利用國民黨的情報核查機制，為大陸提供戰(zhàn)略反饋。

徐會之在自首報告中刻意夸大與彭孟緝的三次會面以及彭的動搖態(tài)度，這本身就是破不掉的“陽謀”、離間計。果不其然，作為蔣介石的心腹，彭孟緝此后遭到了蔣介石的猜忌，臺灣'國防部'檔案顯示，彭孟緝在徐會之被捕后三個月內(nèi)被調(diào)離實權崗位，改任'總統(tǒng)府戰(zhàn)略顧問'。

徐會之在自首時采取了'選擇性供認'策略，既避免暴露核心機密，又通過犧牲次要線索換取黨組織的警覺。其報告中提到的三個策反對象（空軍通信大隊王姓中校、澎湖防衛(wèi)司令部李姓上校、聯(lián)勤總部運輸處陳姓少校）均為已完成情報傳遞任務的下線，且其供詞中故意混淆三人的具體職務與行動細節(jié)，使國民黨特務在后續(xù)審訊中陷入信息混亂 。例如，徐會之將李姓上校的布防圖傳遞時間從1950年4月改為6月，導致國民黨誤判情報時效性，間接保護了仍在運作的'海上郵路'。

徐會之在自首報告中故意將策反時間提前至1950年3月（實際發(fā)生于4月），導致國民黨特務機關對3月前后赴臺的中共人員展開大規(guī)模排查，而真正的情報傳遞渠道則利用這一時間差完成了關鍵軍事情報的遞送 。

更具策略性的是，徐會之在自首報告中虛構了一個名為'長江7號'的情報小組，聲稱其成員分布于臺灣各軍事要塞。這一虛假信息迫使國民黨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排查，而真正的'長江7號'其實是徐會之本人的代號，其目的在于將敵人的注意力從分散的基層情報員轉移至虛構的'核心組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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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徐會之正式被捕后，被關押在臺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11號囚室 。審訊初期，國民黨特務使用“披麻戴孝”（鞭刑后撒鹽）、“坐老虎凳”等酷刑，但他始終堅稱“我是三民主義信徒，從未通共”。臺灣“國史館”藏《徐會之案審訊記錄》顯示，主審官、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在第17次審訊后寫下批注：“該犯對軍事部署之熟悉程度，遠超一般情報人員?！?/p>

為瓦解其意志，特務將他轉押至青島東路軍法局看守所，與黃埔一期同學、陸軍中將李玉堂同室。兩人在獄中以《黃埔軍歌》為暗號交流，徐會之暗中將臺灣海岸炮位坐標口述給李玉堂，后者通過送飯的伙夫傳遞給外界。這段經(jīng)歷在李玉堂的絕筆信中得到印證：“與徐兄同囚百日，始知黨國大廈已傾?！?/p>

在監(jiān)獄中，徐會之曾向看守索要卷煙，將臺灣北部雷達站頻率用米湯寫在煙紙上，再卷成煙卷傳遞。2023年臺灣“安全局”解密檔案顯示，1951年9月大陸通過該情報，精準破譯國民黨“沱江計劃”的導彈部署。武漢黨史研究室藏《新漢口市政建設計劃大綱》原件中，有他用密寫藥水標注的“基隆港38號倉庫彈藥儲備”，與獄中傳遞的情報完全吻合 。

與徐會之同囚的孫立人部將鐘山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是我們的精神支柱。每次受刑回來，他都會教我們?nèi)绾瓮ㄟ^喊叫減輕痛苦，還把省下的窩頭分給傷病員?！?1951年1月3日，徐會之在囚室墻壁上刻下“非我負國，國負我”七個血字，隨后被單獨關押。這句遺言與他1950年赴臺前寫給妻子的信形成互文：“若我未歸，莫尋我，替我看看長江的水，還像不像當年那么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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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臺灣軍法局首次開庭審理徐會之一案，徐會之“自首”在初審時是起到了作用的，因為有“自首”情節(jié)，法庭僅用3天時間就完成了舉證與辯論，最終依據(jù)《懲治叛亂條例》判處徐會之有期徒刑5年。

但是，這一判決結果遭到了蔣介石的駁回。臺灣國史館藏《徐會之案簽呈》顯示，蔣在初審判決書上親筆批注：“此判過輕，著再查”，并要求“以預備顛覆政府罪最高刑論處”。這種“重罪推定”的思維，從根本上剝奪了徐會之活下去的機會。

軍法局根據(jù)蔣介石的指示重新審理，將刑期改為15年。但蔣介石仍不滿意，在呈文上批示“徐會之對軍事部署之熟悉遠超一般情報人員，其罪當誅”。這種將專業(yè)能力等同于犯罪證據(jù)的邏輯，凸顯了審判的政治化本質(zhì)。

做過批示，1951年8月，蔣介石越過軍法系統(tǒng)，直接指令“國防部”成立特別調(diào)查組，重點核查徐會之在漢口市長任內(nèi)“協(xié)助共軍接管城市”的證據(jù)。調(diào)查組炮制的《徐會之通匪事實調(diào)查報告》，將其正常政務行為歪曲為“預謀叛亂”，為最終判決提供依據(jù)。

1951年11月13日，當“國防部”秉承旨意將《徐會之案簽呈》呈遞到蔣介石辦公桌上時，蔣介石直接在簽呈上寫下“應即槍決可也”，并特別注明“死要見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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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18日是徐會之行刑的日子。

行刑前夜，徐會之向看守索要紙筆，畫完最后一張臺灣海岸炮位坐標圖后，將鉛筆芯嚼碎咽下 。臺灣“國防部”2023年公開的《馬場町刑場記錄》顯示，徐會之臨刑前提出了三個要求——1. 面朝北安葬：“我要看漢口的方向” ；2. 保留軍裝：“這是我作為軍人的尊嚴”；3. 哼唱《洪湖水浪打浪》：“讓家鄉(xiāng)的旋律陪我上路” 。

徐會之被殺害后，遺體被草草掩埋于山林之中，其真實身份長期未被公開。1985年，國家民政部、安全部經(jīng)過審查，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并確認其在隱蔽戰(zhàn)線的杰出貢獻，1996年，經(jīng)過家屬輾轉努力，遺骸終于被迎回祖國大陸。

董必武說：“他是中共諜王，是我們不能忘記的臺灣朋友?！?/p>

徐會之犧牲前，在給兒子徐光武的遺書中說了這么一句話：“我的名字或許會被歷史掩埋，但長江不會忘記，那些為兩岸統(tǒng)一而流淌的鮮血。”

徐光武回憶：““父親留下的只有兩句話——'永遠跟黨走’、'不要給組織添麻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