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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 站在科學和傳統(tǒng)的交叉點上，驚才絕艷。您貢獻給世界的，如此深奧，懂的人不多；您奉獻給祖國的，如此純真，我們都明白。曾經(jīng)，您站在世界的前排，現(xiàn)在，您與國家一起向未來。 ——2021年度感動中國人物“頒獎詞” 2025年10月18日，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振寧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 他的離去，標志著一個能與愛因斯坦、費米等傳奇人物直接對話的物理學黃金時代，正式落下最后的帷幕。 物理學定律在對稱性中展現(xiàn)著永恒之美，而人生卻在不對稱的裂痕里折射出復雜的光譜。楊振寧的一生，正是這種宇宙秩序與人間真實的深刻映照——他在理論上追尋最完美的對稱，在生命中承載最深刻的不對稱，又以畢生智慧將這些看似相悖的維度，熔鑄成跨越世紀的生命史詩。 他的整個生命里，寫滿宇宙的奧秘，也記著故鄉(xiāng)的溫度；有公式的嚴謹，也有詩意的柔軟；藏著個人的選擇，更印著民族的征程。 秋天的清華園，落葉紛飛，以一種自然而莊重的“對稱破缺”，告別了它最著名的先生。然而，他所探尋的宇宙對稱之美、所踐行的生命哲思，早已融入人類文明與民族精神的血脈，永遠留存。
“對稱性支配相互作用。”這短短一句話，是楊振寧貢獻給物理學最精煉也最深邃的金句，更是他用半生搭建的科學圣殿的基石。 1954年，他與米爾斯合作提出的非阿貝爾規(guī)范場理論（楊-米爾斯理論），為描述自然界三種基本相互作用（強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電磁相互作用）提供了統(tǒng)一的數(shù)學框架，如同為宇宙量身定制了一套“對稱法則”。  ｜1954年楊振寧與米爾斯關于“非阿貝爾規(guī)范場”的論文 這份成就絕非孤立的理論突破，它有更深的意義。1967年溫伯格、薩拉姆基于此建立電弱統(tǒng)一理論，1973年格羅斯等人據(jù)此發(fā)展出量子色動力學，這兩項成果均斬獲諾貝爾獎，完美印證了他“種下一棵樹，長成一片森林”的自評；1975年，他與吳大峻進一步闡明“規(guī)范場與纖維叢的對應關系”，將物理學理論與現(xiàn)代數(shù)學拓撲學深度綁定，直接推動“量子群”等新數(shù)學領域的誕生——這種“物理反哺數(shù)學”的跨界影響力，在科學史上極為罕見。 鮑爾獎頒獎文告曾評價，楊-米爾斯理論“已位于牛頓、麥克斯韋和愛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將對未來幾代人產(chǎn)生相類似的影響”，如今它更是支撐現(xiàn)代粒子物理標準模型的核心，衍生出數(shù)十項諾獎成果與多個菲爾茲獎突破。 而在高能物理之外，楊振寧的科學視野早已突破“對稱”的邊界。1952年他提出的“楊-李奇點”理論，首次揭示相變過程中的非解析性行為，至今仍是統(tǒng)計力學研究相變問題的核心工具；他對凝聚態(tài)物理中哈伯德（Hubbard）模型的探索，更打破了外界對他“只懂高能物理”的刻板印象。 正如葛墨林院士所言，“他的貢獻覆蓋了物理學半壁江山”，從粒子物理到統(tǒng)計物理，從理論框架到數(shù)學關聯(lián)，他用全域性的成就，構(gòu)建起屬于自己的“科學對稱體系”。 這份輝煌也凝結(jié)在榮譽的星河中——除諾貝爾獎外，他囊括拉姆福德獎、美國國家科學獎章、愛因斯坦獎章等幾乎所有國際頂級科學獎項，國際編號3421號的“楊振寧星”，更將他的科學貢獻鐫刻在宇宙天際。 然而，這位洞察宇宙對稱奧秘的智者，自己卻一生行走在文化的斷層線上，經(jīng)歷著人生最深刻的“對稱破缺”。 1957年，35歲的他與31歲的李政道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的發(fā)現(xiàn)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首位捧起諾獎的中國人——彼時他手持中國護照，在頒獎賀宴上深情坦言：“我既為我的中國根源和背景感到驕傲，也為我獻身于現(xiàn)代科學而感到滿意”，但冷戰(zhàn)時局的阻隔，讓他連父親楊武之寄去的家鄉(xiāng)茶葉都無法收到，更別提踏上魂牽夢縈的故土。  父親那句“這件事打掉了知識界的自卑感，讓中國人敢于同西方人一爭短長”的評價，道破了這份榮耀背后的沉重。楊振寧成了“東方的西方科學家”與“西方的東方代表”，像“一個永恒的異鄉(xiāng)人”，在兩種文化間獨自漂泊。 直到1971年，美國剛解除對華訪問禁令，楊振寧便即刻申請歸國，成為中美關系解凍后首位訪華的華裔科學家。這個在當時海外華人科學界充滿爭議的決定，在他眼中卻是“必須完成的使命”——當雙腳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看到熟悉的胡同與笑臉，他動情慨嘆：“我的身體里流淌的是中華民族的血液”。 此后數(shù)十年，他往返于中美之間，用演講、著作向世界介紹中國，更在1979年主持歡迎鄧小平訪美的宴會，公開呼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以海外華人領袖的身份助力國家統(tǒng)一。 2015年，他正式放棄美國國籍；2016年，轉(zhuǎn)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將清華園的寓所命名為“歸根居”——這個充滿詩意的名字，為他一生的“漂泊不對稱”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也完成了從“異鄉(xiāng)人”到“歸鄉(xiāng)人”的精神對稱。
楊振寧對物理學之美的追求，近乎一種信仰。他曾精準劃分物理學的疆域：“實驗、理論和現(xiàn)象學，其中現(xiàn)象學最美”，沉醉于從復雜實驗數(shù)據(jù)中提煉簡潔數(shù)學結(jié)構(gòu)的過程——這種對形式完美的執(zhí)著，與他在《美與物理學》中描繪的“崇高感、神圣感”一脈相承。對他而言，科學探索不是冰冷的計算，而是靈魂與宇宙秩序的盛大共舞，每一步推導、每個公式，都必須踏在韻律與美的節(jié)點上。 但這位追尋極致美感的科學家，終究要在動蕩的世紀中，承載歷史選擇的重量。他人生最富戲劇性的“不對稱”，莫過于與摯友鄧稼先的路徑分野。 1948年，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獲理論物理學博士學位后，經(jīng)費米與泰勒推薦加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自由的學術(shù)殿堂中探尋宇宙奧秘；而鄧稼先則在1950年毅然歸國，隱姓埋名走進西北荒漠，為國家鑄造核盾牌。歷史的洪流將兩位從西南聯(lián)大時期便相知的摯友，推向了兩條看似平行的軌道：一條指向人類知識的無盡前沿，一條系著民族存續(xù)的生死線。 1971年的北京重逢，成為這段情誼最動人的注腳。楊振寧按捺不住心中的疑問，向鄧稼先求證中國原子彈是否有外人參與——鄧稼先恪守紀律未當場回應，卻在請示周恩來后，親筆寫下一封信，派人送往上海交到楊振寧手中。信中那句“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都是中國人自己研制的”，讓在喧鬧招待會上的楊振寧瞬間淚崩，不得不離席至洗手間掩面痛哭。 這淚水里，有對民族力量的震撼，有對摯友犧牲的心疼，更有對兩種選擇的深層共情——他深知，自己在實驗室里追求的“科學之美”，背后是鄧稼先們用青春與健康守護的“家國之安”。 鄧稼先臨終前，在病榻上留給楊振寧的話是——“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边@句跨越時空的約定，成了楊振寧后半生的精神坐標。 2024年在鄧稼先百歲華誕演講中，他動情地回應：“稼先，我懂您'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您說，我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您'共同途’的矚望?！边@句對話道破了“共同途”的真諦，無關路徑是否對稱，而在于對真理的追問與對民族的赤誠。 楊振寧以科學成就重塑民族自信，鄧稼先以生命鑄就國家屏障，兩人最終在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中完成了生命的對稱——正如實驗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先生所言：“中國人在國際科學上有建立不朽之功勛者，乃自楊振寧始”，他們用不同的方式，詮釋了“愛國”最本真的模樣。
在物理學中，對稱性的自發(fā)破缺造就了豐富多彩的現(xiàn)實世界；楊振寧的人生，恰是時間軸上最生動的“對稱破缺”樣本——他既是物理學黃金時代的“最后見證者”，也是中國科學新時代的“最早引路人”，這種獨特的雙重身份，讓他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關鍵坐標。 他是那個“英雄詩般時代”的親歷者與記錄者。師從費米時，那句“年輕人應多解決簡單實際問題，而非沉溺深奧理論”的教誨，他恪守終身；與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的短暫交流，雖因緊張未能清晰記憶細節(jié)，卻讓他成為少數(shù)能與“物理學神話”直接對話的人。 從西南聯(lián)大時期在防空洞里堅持聽課，到普林斯頓與頂尖學者碰撞思想，他親歷了從相對論到量子力學的理論革命，見證了現(xiàn)代物理學體系的建立。 他的離去，意味著那道通往物理學黃金時代的門，被輕輕關上——此后再無人能像他這樣，帶著親身經(jīng)歷，向世人講述那個群星璀璨的年代。 而在“見證過去”之外，他更以“不對稱”的時間投入，完成了“開啟未來”的使命。2003年12月，81歲的楊振寧由紐約石溪遷回北京清華園定居，出走半生，再次回到了自己讀書和成長的地方。 2004年9月，82歲的楊振寧站上清華第六教學樓的講臺，面對100多位大一新生的稚嫩面孔，從秒、光速等最基礎的物理概念開始講授《普通物理》，從此開始了他“育苗人”的新角色。  他拒絕使用PPT，逐題批改作業(yè)，他將清華高等研究院打造成國際一流的學術(shù)高地，親自引進大批頂尖學者。2021年5月，他捐贈2000余件珍貴文獻設立“楊振寧資料室”，其中包括與愛因斯坦的通信、規(guī)范場論原始演算稿，為后人留下“看得見的科學史”。 他的“傳承”遠不止于校園。1980年，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設立“對華教育交流委員會”，十余年間募集資金資助近百位中國學者赴美進修，這些人后來多數(shù)成為“兩彈一星”工程、量子通信等領域的中堅力量；1992年，他協(xié)助設立“求是科學基金”“何梁何利基金”，2018年又共同發(fā)起“科學探索獎”，構(gòu)建起覆蓋青年學者、資深專家的完整資助體系；他還推動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建立理論物理研究機構(gòu)，為香港中文大學促成數(shù)學科學研究所的成立，織就一張全國性的基礎科學研究網(wǎng)絡。 更難得的是，他始終以戰(zhàn)略眼光為中國科學“掌舵”。2016年，他撰文反對建造超大對撞機，直言“高能物理盛宴已過”，主張將經(jīng)費投向更迫切的基礎研究與人才培養(yǎng)——這種“敢說真話”的態(tài)度，被朱松純贊為“當代缺失的科學精神”。 早在1972年，他便向周恩來總理提議“重視基礎科學”，直接推動中國科學院恢復理論物理研究所；1997至2005年間，他八次致信中央領導力推自由電子激光研究，最終促成上海、合肥等地相關裝置的建成，為中國在先進光源領域搶占先機。  他在《曙光集》序言中寫道：“中華民族終于走完長夜，看見了曙光。我85歲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應替我看到”——如今，天已大亮，他親手推動的曙光，正照亮中國科學的征程。
楊振寧的偉大，從不只在于公式與理論的嚴謹，更在于他讓科學擁有了人文的溫度。他熱愛古典詩詞，用蘇軾“與君世世為兄弟”形容與李政道的早期合作，用杜甫“文章千古事”概括學術(shù)追求；他將人生比作“一個圓”，從清華園出發(fā)，經(jīng)世界舞臺最終“歸根”，“歸根居”的命名、書房窗外四季更迭的樹木，都是他對“不對稱人生”的詩意和解——春天的嫩芽總在相似位置萌發(fā)，卻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恰如他在規(guī)范場的對稱框架下，活成了獨一無二的生命樣本。 他始終相信，科學與人文是“人類文明的雙翼”。晚年接受采訪時，他曾說“物理的盡頭是哲學，哲學的盡頭是宗教”，這種對終極問題的思考，讓他的科學探索不止于技術(shù)層面，更觸及精神內(nèi)核。 而他對家國的深情，也總藏在這些細膩的人文表達里：回國后重走西南聯(lián)大舊址時，他駐足良久；看到清華園里的年輕學子，他會想起自己年輕時的模樣——這些瞬間，讓他從“科學巨匠”變成了有血有肉的“先生”。  巨星已然隱去，但他劃過的軌跡定義了整個天空。楊振寧用百年人生，完美詮釋了“對稱與不對稱”的深層哲思。 他在理論中構(gòu)建宇宙的對稱法則，卻在人生中接納漂泊與選擇的不對稱； 他用科學成就填補民族的“自信缺口”，以教育傳承消解時間的“破缺”； 他讓嚴謹?shù)墓脚c柔軟的詩意共生，讓個人的命運與民族的復興同頻。 當繁星升起，我們仰望夜空，會想起這位在對稱世界與不對稱人生之間架起橋梁的智者。他留給我們的，不僅是楊-米爾斯方程的深邃、宇稱不守恒的顛覆，更是“寧拙毋巧，寧樸毋華”的治學態(tài)度，是“千里共同途”的家國情懷，是在破缺中追尋圓滿、在差異中構(gòu)建和諧的生命啟示。 正如2021年度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人物頒獎詞所言：“您貢獻給世界的，如此深奧，懂的人不多；您奉獻給祖國的，如此純真，我們都明白”——這便是楊振寧，一位用一生詮釋“美”的科學家，一位在宇宙與人生之間，活成了永恒坐標的世紀先生。 最后以摯友曹圣龍先生的一首《鷓鴣天》致敬楊公振寧： 弱場初開見太清，滄溟自此啟新程。 孤心探盡星云律，萬象深藏不對稱。 天宇裂，范式更，丹襟留取宇寰驚。 今公跨鶴歸星漢，獨剩高碑矗晚汀。 —— · EN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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