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詩詞中“偏師借重”的黃公略，是彭德懷一生難忘的戰(zhàn)友，更是紅軍初創(chuàng)時期最具傳奇色彩的將領之一。 在許多人印象中，他是一位驍勇善戰(zhàn)、大義滅親的軍事指揮員，然而他更是一位有血有肉、在時代激流中不斷思考與抉擇的革命者。 1898年，黃公略生于湖南湘鄉(xiāng)中沙鎮(zhèn)桂花鄉(xiāng)。他原名黃漢魂，年少時讀《史記》，仰慕張良得黃石公兵書、輔漢高祖平定天下的故事，遂改名“公略”，自勵要做一番事業(yè)。這個起初帶著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愿望，最終與家國命運深深交融。 1915年，因不滿兄長讓他棄教務農(nóng)的安排，黃公略憤而投軍。他并非一味尚武，而是很早就意識到軍隊需要改造。在湘軍當連長時，別人喝酒賭錢，他卻帶著士兵讀書、討論時事，提出“三不”：不做壞事、不貪污、不擾民。這些細節(jié)，往往被宏大敘事遮蔽，卻恰恰是理解他后來堅定走向共產(chǎn)主義的線索。 1927年，黃公略考入黃埔軍校高級班。正是在這里，他親歷了廣州起義與國民黨清黨反共的血腥鎮(zhèn)壓。身邊同伴有的犧牲、有的退縮，而他卻在最恐怖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沒有這一刻的個人決斷，就沒有后來赫赫有名的“飛將軍”。 1928年平江起義前，他與彭德懷之間那段“毛巾勒頸”的誤會，常被當作軼事講述，但其背后是那個年代革命者真實的處境，信任與懷疑只有一線之隔。黃公略的試探，彭德懷的暴怒，其實都源于對革命高度的責任感。他們都不是天生的“完人”，卻能在認清彼此后迅速團結對敵，這正是早期紅軍能在危機中存續(xù)的關鍵。 他留在湘鄂贛邊區(qū)開展游擊戰(zhàn)爭時，環(huán)境極其艱苦。有一次部隊吃到群眾送來的發(fā)霉紅薯絲，戰(zhàn)士難以下咽，黃公略卻強忍酸臭吃完，眼含淚水說：“現(xiàn)在群眾連這樣的東西都吃不上……” 這句話，比任何政治口號都更能說明他的心之所系。也正是這種與群眾共甘苦的作風，讓他在沒有后方、沒有補給的情況下，依然能帶領部隊拖不垮、打不散。 當時在各紅色區(qū)域，群眾已將黃公略與朱德、毛澤東、彭德懷并稱為“朱毛彭黃”，將四人視作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核心象征，這份認可，正是從無數(shù)個與百姓同呼吸的細節(jié)里生長出來的。 而他人生中最艱難的決定，莫過于1931年處決前來策反的長兄黃梅莊。
當時蔣介石為瓦解中央蘇區(qū)紅軍，授意何鍵押解黃公略家屬至長沙施壓，正是紅軍力量快速發(fā)展、蔣介石加緊“圍剿”的關鍵期，這場策反與反策反的較量，也成為紅軍內(nèi)部信仰考驗的縮影。在“孝悌”傳統(tǒng)深厚的中國，這一抉擇極其殘酷。 蔣介石派黃梅莊攜親筆信潛入蘇區(qū)勸降，黃公略最終回復：“一刀兩斷，義無反顧。” 即便放在今天，這也是一個令人震撼的決定。它不只是一則“大義滅親”的美談，更是一個革命者在親情與信仰之間的極致撕裂。 黃公略不僅會打仗，還極具學習意識和前瞻眼光。他親自編寫《游擊戰(zhàn)術》，總結“晝伏夜擊、避實就虛”的實戰(zhàn)經(jīng)驗；在繳獲敵軍電臺后立即開辦無線電訓練班，培養(yǎng)通訊人才，這些貢獻，遠超出一般軍事指揮員的范疇，說明他是一位有戰(zhàn)略思維和技術意識的紅軍建設者。尤其是在第二次反“圍剿”中，他率部設伏于白云山，以突然、迅猛的攻擊動作，殲滅國民黨軍公秉藩第28師師部及直屬部隊千余人，繳獲電臺2部、火炮數(shù)門，為全殲該師立下頭功，也正是這場酣暢淋漓的勝仗，讓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中揮筆寫下“飛將軍自重霄入”的名句。 1931年9月，黃公略率部行軍至東固六渡坳時，為掩護后續(xù)部隊不顧空襲危險指揮對空射擊，不幸中彈犧牲，年僅33歲。臨終前他仍叮囑：“絕不可驕傲輕敵，要擴大紅軍，爭取中國的獨立與解放?！?nbsp; 在他犧牲后，蘇維埃政府設立公略縣、建立公略亭，將紅軍步兵學校命名為“公略步兵學?！?，公略步兵學校后來培養(yǎng)了數(shù)千名紅軍基層指揮員，成為紅軍早期軍事教育的重要基地。  毛澤東親筆寫下挽聯(lián)：“廣州暴動不死，平江暴動不死，如今竟犧牲，堪恨大禍從天落；革命戰(zhàn)爭有功，游擊戰(zhàn)爭有功，畢生何奮勇，好教后生繼君來。” 歷史往往記住的是英雄的功績與結局，而容易忽略他們曾經(jīng)的迷茫、痛苦與抉擇。 黃公略不是生來的英雄，而是一個在動蕩年代中不斷思考、堅持信念、最終以身殉道的真實的人。正是這些人的存在，讓一段艱難曲折的革命歷程，顯出了人性的溫度與光芒。   歡迎在文末發(fā)表留言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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