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禍根在帝

明武宗大用宦官，眾所周知，劉瑾專權(quán)擅政，屢為史家批判。然多以其魅主亂政，似乎只要大政奉還君上，大明的弊端盡將煙消云散。事實上，在劉瑾得寵之處，其還尚以臣子奴仆心態(tài)自處，但當其向武宗轉(zhuǎn)奏奏折時，武宗卻呵斥他：“什么都來麻煩我，要你做什么呢！”。因此，恰恰是明武宗自身的懶惰，放任以劉瑾為主的宦官勢力日益壯大，觸角伸向兩京一十八省。

明人書寫本朝史，或為詳細。陳洪謨在《繼世紀聞》中記載劉六等起義之原因：

正德五年，庚午。逆瑾日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響馬強賊生發(fā)。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有能干者，專理捕盜事……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系盜賊于真定城，輒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絶。由是奸宄益多。內(nèi)官張忠、姪張茂為大賊窩主，杲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以取媚權(quán)勢。霸州人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鼓眾為亂。后杲與尚義皆陞僉都御史，仍管捕盜事。

顯然，寧杲秉持“治亂世用重典”之理念，抓捕大量盜賊。似乎這種嚴刑峻法令劉六、劉七驚恐已極，怕不日將被牽連供出，故“因是鼓眾為亂”。然而這種表述將劉六、劉七視為本身就是盜。在人文地理中，司馬遷所說的“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幾成對直隸地方人士的刻板印象。然而此時明朝開國距久，隨著歷代帝王的努力，定都北京后的京畿秩序已然成熟，何以出現(xiàn)在首善之地多有盜賊？難道盜賊是天生的職業(yè)身份嗎？張忠、張茂的覆滅為什么會令劉六等恐懼？

查《明武宗毅皇帝實錄》，因《實錄》系后朝修撰，距離當時最近，對于各種信息更為詳盡。然而對于劉六的身份卻在正德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條。因為此時劉六再次叛亂。

劉七本名晨，與其黨皆霸州、永清、固安等縣農(nóng)家。州以盜多不能制，聞晨及其兄劉六善騎射，召令與其黨齊彥明等協(xié)捕有功，后凡遇警，皆令晨等隨捕以為常。逆瑾家人梁洪索貨于晨等不得，遂誣為賊，奏遣御史寧杲、柳尚義調(diào)兵圖形捕之，連系妻孥，盡破其家。晨等窮蹙憤恚，乃相聚劫略。至是，以詔旨許自首免罪，詣州自首。知州郭坤以聞，下兵部議覆，遂貰之，仍令協(xié)捕他盜自效。未幾，晨等復叛。

《實錄》修撰極佳，故值得多加分析。可見在州縣力量薄弱的基層社會，明代關于會積極收納本地士紳、武士等富有名望之人，令其成為官府與基層社會的中間地帶。因此劉六極其同黨在一段時間內(nèi)具有官方身份，因而其會接受官府之資助、甚至參與政府訓練。然而無論劉六在成為政府編外武裝力量的時間內(nèi)經(jīng)歷如何，毫無疑問的是，他會了解到明帝國基層運轉(zhuǎn)的程序、官員的治理方針，已深入到明帝國官僚體制中。這一點從劉六會被梁洪勒索中可得以驗證。因此，劉六并非生下來就是盜匪，甚至是有一定知識和專業(yè)素養(yǎng)的體面小吏。然而劉六叛官從賊，直接原因便與劉瑾有關。然而實錄并沒有解釋為什么張忠、張茂的覆滅為什么會令劉六等恐懼，進而決心起兵。

傳世文獻中，對劉六、劉七起義整體事件表述最好的是清時谷應泰所撰的《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平河北盜》。谷氏的表述則更為詳細：

五年冬十月，霸州降盜劉六、劉七叛。初，霸州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復壁，多為深窖。同劉六、劉七、齊彥名、李隆、楊虎、朱千戶等皆附之。諸大擋多文安人，茂通賂納交。太監(jiān)張患者，號北絲張，與茂屈鄰，結(jié)為兄弟。因得遍賂馬永成、谷大用輩，常因內(nèi)官家人出入禁中，進豹寵觀上蹴鞠，益無忌憚。河間參將袁彪數(shù)敗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吾弟耳！今后好相看，無相扼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與爾好，今后無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諸將聞風縮朒。及寧杲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偽作彈琵琶優(yōu)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驍勇數(shù)十人，乘不備掩擒之，斧折茂股，載歸。余賊相率至京謀遭罪，忠與永成為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劫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六、七膽力弓矢絕倫，諸盜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協(xié)捕有功。御史蔣瑤亦用而賞之?；騽瘳幉⒔^禍本，二人竟揚去。杲仍圖形捕之，逮系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蹙憤恚，乃相聚抗官府，劫行旅。既，劉瑾伏誅，杲亦被劾，麾下健兒多歸之。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首，自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貰之，令捕他盜自效。至是，復叛去，往附畿內(nèi)盜白英。時英已流劫至山東。

可見，明代的直隸地方秩序確實依靠本地勢力加以維系。張茂作為大盜卻能安然，甚至能出入禁中。然而谷氏給劉六抹上一層俠客的色彩。

二、華北之亂

谷氏從正德六年講起，似乎劉六、劉七自正德六年才又一次，也是真正舉起起義大旗。然后《實錄》置于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此時將劉六定罪，意欲聲討，則其起事比在此之前。從決心起事到攻克霸州，此間必有一個積蓄力量之過程。

正德六年三月初七日，巡撫薊州都御史李貢等奏：：“霸州盜劉晨、劉六、齊彥明、顧子美等流劫山東，殺死京營指揮張英等六人?！闭埱蟆捌蛱碚{(diào)京軍并達官軍舍，委官統(tǒng)領會各兵備守備，四路剿殺?！北繘Q議派兵進剿。派遣直隸地方軍隊“隨賊所在出奇剿殺”。由此迫使劉六軍離開直隸。

然而時間到了六月初五日，山西又出現(xiàn)以李華為首的起義，“逆瑾黨亡命者多從之”。聚集千人，皆身穿紅色衣服。這股力量與劉六軍在壺關縣（今屬山西省長冶市）趙村合流，在當?shù)卮笏练俾尽?/span>

十六日，劉六軍的規(guī)模以進一步擴大。山西起義軍楊虎部“破武安縣，毀臨洺鎮(zhèn)，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等縣及景州東西關、連窩、泊頭等鎮(zhèn)，由淮鎮(zhèn)店渡河，復入文安?！?/span>

此時官軍屢次失敗，兵備僉事許承芳請求朝廷增加軍隊。朝廷令署都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都指揮使王琮充參將，動用中央軍前往征討，并令山東、河南、直隸守臣分布防御。在外形成大包圍圈，意圖壓縮劉六軍的生存空間。谷氏稱楊虎在劉六起義前便與之有聯(lián)系，但《實錄》和《明史紀事本末》并沒有講楊虎是如何來到山西的。故楊虎與劉六在此次合流前是否有聯(lián)系，還需思考。

面對這種情況，劉六采用分兵游擊的策略，七月十六日，兵部奏：“近聞強賊劉六等由湖廣、江西自南而北，逾山東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往山東而南；強賊楊虎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逾曲周、威縣，直抵文安，復往河間泊頭、慶云，亦由山東陽信、海豐而去。往復縱橫，如蹈無人之境。”

一時間，明政府的圍剿方針依然失敗。各地各自為政，劉六軍過境則不思進剿，惟求離開。谷氏稱之為“官軍見形即縮，賊相與笑樂，恣所殺掠”。這種希望禍水東引的心態(tài)實際上極大地擴展了農(nóng)民軍的生存空間。而明政府見地方軍隊不愿用命，則采用新的方針：

命提督都御史馬中錫、總兵官張偉將參將李瑾、指揮馮安所領京達官軍不必分調(diào)，悉令統(tǒng)領，隨賊所往，督同官軍民快相機剿殺。其參將宋振、都指揮莊鑒所領官軍及達官舍余，亦宜量賊緩急相機調(diào)用。及移各鎮(zhèn)巡官，各督守巡守備及府衛(wèi)預選兵快民壯操習，各村集鎮(zhèn)店僉點火甲防守。

值得玩味的是，劉六之前就是明政府的“兵快民壯”之人，可見此次兵興并沒有促使明政府進行改革，依然沿用先前方針，由此效果如何，大概可以預料。

十七日，兵部趁機向皇帝請求明確獎賞：“募有能擒斬劉六、劉七、齊彥明、楊虎、李隆、朱千戶有名賊首者，軍民人等即授世襲正千戶，賞銀一千兩；文武職官升三級，賞如之；武職準世襲，文職免官后子孫世襲百戶；賊黨免其本罪，升賞亦如之。若賊首自相擒斬者，亦免罪，仍奏請升賞。從之。且令脅從自首及自解散者免本罪，仍復二年”。平定叛亂本應系官軍職責所在。戰(zhàn)時加賞，固然可以激勵忠勇，然而明軍戰(zhàn)力如何，亦可見一斑。然而此時明朝整體尚可維系，故兵部亦懷必勝之把握，將勛貴子侄安排入軍，待到勝局明朗之時以蒙皇恩，未嘗不可。

然而明軍果然未建寸攻。此后楊虎與劉六、劉七又兵合一處，“復至文安，密邇近郊”。明廷震恐，“仍令團營提督內(nèi)外官選精銳以備調(diào)遣，及京城內(nèi)外巡捕衙門并通、涿等處守備官一體戒嚴?！?/span>

可能是基于此時京師防御以及自身力量之薄弱，劉六軍仍以積蓄力量為主，并沒有直接進攻北京，甚至還想請求被招安。然而起義軍的聲勢已經(jīng)對各地原有秩序造成沖擊。七月二十五日，“賊二三十人，自稱劉六等，攻破南宮縣，執(zhí)知縣孫承祖，毀縣治，放獄囚，又掠寧晉皇莊?！卑嗽鲁跻蝗?，提督軍務總兵等官都御史馬中錫、張偉等奏：“流賊劉寵、劉晨、楊虎、李隆等四十三人悔過自首。且言：寵等先以犯罪迫饑寒為盜，罪惡雖不可原，然其初心不過避死。今既畏法悔罪，乞下廷臣議處?！北空J為劉六等如果真“解甲赴軍門服罪”，則允許其自首。但如果其是詐降，則繼續(xù)鎮(zhèn)壓。

對于劉六等人此次投降，《繼世紀聞》中有詳細記載：

初，都御史馬中錫巡撫大同，楊尚書一清等舉中錫堪以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jīng)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下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師既出，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jīng)過所在，官司不許捕促，與供飯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城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nèi)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輦載赴京，饋權(quán)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眾至數(shù)萬。

可見正如前文所說，兵部已將權(quán)貴子弟安排入軍。這些人自詡勛貴，依仗軍眾，正欲剿滅起義軍后奪取軍工以獲榮華富貴，豈愿接受劉六軍之投降？故京師中貴無招降之意。但這也激發(fā)劉六軍之抵抗決心，遂令戰(zhàn)局又生變化。

八月初七日，劉六軍奪官民船，擁眾至侯安鎮(zhèn)，將攻霸州。明廷也做出相應部署：命都督白玉充副總兵，領兵駐東安；都指揮王杲充參將，駐通州；都指揮陳勛充參將，駐永清；副總兵張俊往天津，會少卿陳天祥并力防御。似將其一網(wǎng)打盡。

正德六年八月初十日，劉六軍攻破大城、靜海二縣，大縱焚掠，遂屯兵至青縣、興濟、滄州。鑒于劉六軍屢在直隸地方活動，官軍征剿不可，守城不得，故以京師戒嚴。而劉六軍此時因為勝利，軍心大振，故貼張二旗，上書：“虎賁三千，宜搗幽燕之境；龍飛九五，重興湯武之師。”

明廷應對無方，只得換將，“命兵部侍郎陸完代馬中錫提督軍務”。陸完率軍已出涿州，京師稍將放松，又忽報得賊在固安，情勢危機。明武宗終于直接出面，要求內(nèi)閣匯報情況：

上召內(nèi)閣李東陽等至左順門內(nèi)，上南向，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等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可至。”東陽后奏曰：“聞賊船在冰套，自陷危地，似來送死。官軍并力擒之不難，但恐人心不能齊一。向來略失事機，正坐此故。令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鄙显唬骸皬埧〉冉栽谀希弦酂o害。”東陽對曰：“今須亟敕東南諸將，令嚴謹?shù)虃?，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方，連坐鄰境，不許互相推調(diào)，務在萬全。”上曰：“然。先生輩宜用心辦事。”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但愿朝廷賞罰明，諸將效力，必可成功。”上慰諭，令退。

這是《實錄》中明武宗第一次為劉六事件直接出面，而李東陽的回答也足見其對明軍所有之弊端一清二楚，正如前文所論。然李相所言之“但愿朝廷賞罰明”，結(jié)合前文已證之權(quán)貴子弟之想法，也成此時中的一大幽默。

九月初一日，侍郎陸完奏：“賊首楊和、劉六、劉七、齊彥明東入樂安，張興南入嶧縣，楊虎西南入東昌。又有王某者從東光渡河而西。眾分為六，勢日滋蔓?！比欢藭r明軍??前所調(diào)的延綏兵未至，人手不夠。故陸完希望“乞增調(diào)宣府游奇兵各一千，遼東兵二千，及令山西偏頭等關備兵五六百人，河南調(diào)集毛葫蘆千人，各守險隘，以防突入”。上允。

九月初二日，明廷得報一次守城的勝利。楊虎摔二千余人攻滄州，奪船為浮橋，將滄州城層層包圍。知州張奇、鹽運使楊镩等“分城守御，焚其橋”。楊虎部圍三日不克，正欲南走，劉六、劉七部前來匯合。兩軍合流，軍勢復振，乃取車薄門下，駕木為梯，使小船行掩城濠，復四面圍之。然后此時“浙江千戶滿正所解兵器至，與廣東指揮聶瓛俱在圍中，以所帶弓弩藥矢射賊，復投火銃，焚其梯。攻圍又五日，劉六、劉七中流矢，所遣諜者亦被獲，遂焚掠城外民居及船只而去?！贝舜螒?zhàn)役后，直隸守備愈嚴。農(nóng)民軍基于形式，決定向山東進發(fā)。山東明軍防御相對薄弱，且多親王封地，糧食、人口更為充足。對于農(nóng)民軍的動向，陸完心中益清楚，故其上奏稱：“賊劉六等攻青、沂、兗，皆親王封國，恐賊計窮，挾宗室為蔽?！?，希望得到庇佑。明涇王祐橓亦奏，乞求朝廷發(fā)兵救護。

然而在明軍出發(fā)之前，“楊虎等破直隸威、新河二城。劉六等破山東日照、海豐、壽張、陽谷、丘、寧陽、曲阜、沂水、泗水、費十城”。聲勢浩大，勢如破竹?！秾嶄洝贩Q之為“始京軍懦怯，賊勢益張；邊兵至少挫，故廷議遂以為長策云?！庇纱耍M入起義的第二階段，即明廷政策由盡快進剿轉(zhuǎn)為徐徐圖之。

可能是離開直隸，劉六軍對山東地方民情并不清楚，故從此接連遭遇失敗。后世的兵部左侍郎陳洪謨評價為其數(shù)十萬之眾“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在此情況下，劉六起勢迎來低谷。十月初九日，劉六等準備進攻曹州，屯兵裴子巖集。明軍副總兵馮禎、許泰，游擊將軍郄永擊之，斬首三百余級。追至集北，擒斬又千八百余人。而跟隨劉六起兵，已經(jīng)成為隊伍小首領的朱千戶者，為馮禎部的小兵沙長孫擒獲。陸完聽聞，上奏將諸將升官。

十月初九日，明軍得到進一步加強。太監(jiān)張永奉敕揀選團營官軍，得十二萬余人。張永“因請于將臺下精選六千為正兵，又每營各選三千為奇兵，共四萬二千人，時常操練，有警即調(diào)遣?！北客?，并命令“內(nèi)外提督團營官揀選，人給馬匹器械，以練武營協(xié)同坐營都指揮趙及暫調(diào)五軍右哨坐營都指揮楊義于練武營領之，聽提督官操演，待警而行，不許虛應故事，亦不許奏討別差。永為定例，如故違者，提督及科道官指實參奏重治之。”

隨著明軍在戰(zhàn)場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朝廷再次使出安撫手段，希望趁劉六軍分散之際進一步分化。十一月二十二日，太監(jiān)張永傳旨：

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強賊劉六、劉七、齊彥明、楊虎等肆行叛亂，侍郎陸完等討捕，累以捷報，殄滅有期。朕念天下軍民皆我赤子，比因水旱災傷，各司府州縣衛(wèi)所官不能撫恤，或催征太急，或科斂繁重，或刑罰不平，陷于為盜，情實可憫。已命侍郎叢蘭、王瓊往宣布朝廷德意。惟有名首惡不宥，能擒斬者已有升賞格例；其余脅從者皆非得已，今后有能拋棄盔甲器械投首者，管軍官即與辯理發(fā)遣，不許濫殺；其自解散者，沿途官司不許邀殺報功，俱量給衣糧，資送還鄉(xiāng)，原籍官司給與牛具種子田地，為人侵占者各還本主，仍復三年；或攀指舊事者并免追究。兵部即出榜刊布，提督撫按及各府州縣遞為翻刻，務使各鄉(xiāng)村屯堡軍民知悉，安分為善，無互相驚疑。若冥頑不改，仍出為盜，自取刑誅，再不輕宥。官司敢有奉行不至，仍前怠玩虛應故事者，總督等官指實參奏重治。四川、江西等處盜賊，令總制尚書洪鐘、都御史陳金及各撫按官如旨奉行。

同時，明廷也再一次撤換防守不力諸將，防守霸州參將王琮放縱劉六軍越過黃河，震動京師；兵備僉事許承芳、涿州守備王勇等惡意避戰(zhàn)，皆被革職交部處置，令寧山衛(wèi)都指揮僉事熊偉充代替王琮部。

隨著局勢的發(fā)展，明代頂層的官僚也對市局提出自己的看法。兵部尚書何鑒集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楊一清、提督軍務都御史彭澤相繼提議。明廷相繼采納，并提升鎮(zhèn)壓有功主將。

正德七年五月初三日，劉六、劉七兵敗于魯西南地區(qū)。中原兵勝，遂走奔登、萊。明提督都御史陸完率軍駐扎平度州，派遣游擊郄永、參將溫恭、都督白玉追剿，并令副總兵許泰在萊陽，張俊在萊州，劉暉在古縣集，游擊李鋐在南村集策應攻擊。皆取大勝。劉七部只剩七百余人，又向西逃。劉暉令騎兵追之，追到淮河，劉七組織反擊，失敗，被迫易服馬而逃。陸完再次向朝廷請功。此番共計擊殺、俘虜劉六軍二千六百余人。而劉六軍被迫向南方進發(fā)。離開熟悉的環(huán)境，且兵力損失大半，氣運將盡。

三、江南困境

劉六過河后被湖廣地方官軍所追擊，然而因為軍隊不習水性，被風摧毀船只，遂為官軍擊殺。其子劉仲準等人一同被殺死。而劉七、齊彥名分頭逃出，集合當?shù)厮埽渣S州下九江，劫掠湖口、彭澤等一帶郡邑。

六月，陸完準備好水師，整頓完軍隊，駐扎揚州。

然而劉七部對水戰(zhàn)也逐漸熟悉。駕船略過蕪湖，當?shù)毓佘姴桓冶平?。于是直達瓜州，燒毀戰(zhàn)船，搶奪軍器，并擊敗鎮(zhèn)江當?shù)毓佘?。自此建立起狼山港、福山港兩個根據(jù)地。凌駕江面，縱橫上下，勢力擴展到南通、泰州、如皋等沿江城市。并數(shù)次包圍南京，南京震動。

然而自古水寇只有被剿滅的，未見有成勢的。加之水戰(zhàn)既非劉七所長，水寇也終究抵不過國家力量，劉七遂有北上回山東之志，然而被揚州地方官軍阻擊。北上無途，劉七只得延長江上下四處劫掠，雖也取得戰(zhàn)果，但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最后只得以狼上港為根據(jù)地，“有舟三十余，眾六七百人”。

八月，隨著陸定將包圍圈進一步縮緊，劉七部拉攏的諸水盜認為劉七即將失敗，相繼逃走。丁丑日，劉七率軍二百人突圍，又被官軍所打擊。這天晚上，颶風大作，劉七部船皆解散飄墮，士兵在船上也受影響，嘔泄臭穢，自相擊撞。

而陸完進一步改進技術(shù)，采用名為“水老鴉”的戰(zhàn)術(shù)，即“藏藥及火于炮矢中發(fā)之。又為形如鳥隊，持之入水，以喙鉆船，機發(fā)自為運轉(zhuǎn)，轉(zhuǎn)透船沉”。炮發(fā)，極沉劉七部船一艘，愈發(fā)令劉七軍恐慌，軍心大亂，有人逃到山頂抗拒，有人跳下懸崖逃跑，但隨即被南通兵擊敗。該因狼山港位于南通，之前與劉七軍接觸最多，因而南通方面的官軍尤為精悍。至此，劉七軍大勢已盡。壬辰日夜，明副總兵劉暉帶領遼東兵，干總?cè)苇t帶領大同兵，游擊郤永帶領宣府兵一同進攻。癸已日，兩軍交戰(zhàn)，明軍聲焰震天，風火交熾，劉七軍潰散，向港口附近的山頂聚集。意圖憑借制高點負隅頑抗，而明軍亦氣焰高漲，分軍為三，劉暉在山北，卻永在山南，“皆戴盾跪行而上，手施槍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不退，遂奪其垣。”劉七軍大部跳崖逃命，隨機為明軍劫殺。劉暉命百箭齊發(fā)，劉七投水自盡，其余散兵游勇盡數(shù)被擒殺。

四、人禍尤未已

劉六等人被系地方流氓，依附豪強以生，處于明代社會的邊緣。而此時明代并非若秦末、元末之境地，何以由一劉六而天翻地覆，兩京震動？遍翻《實錄》《明史紀事本末》等史料，明朝廷在任命陸完后逐漸取得優(yōu)勢，相關史料也較之之前更多。為何本文卻前詳后略？

筆者認為，正如文中所講，此時直隸、山東、山西，甚至南方水面上，到處都有所謂的“盜賊”。但其中能成氣候的終究是少數(shù)。明朝此時國力未衰，能夠剿滅流寇很正常，沒有剿滅，令其坐大才不正常。因此本文希望討論劉六等坐大的過程與原因，以此分析明朝此時龐大帝國下逐漸出現(xiàn)的弊端。而戰(zhàn)爭后期的官員如何運籌帷幄，明軍作戰(zhàn)如何英勇，這本身是作為職業(yè)官僚，職業(yè)軍人應有的操守，即明帝國國家機器本應該的正常運作。

正如本文開頭指出，劉瑾擅權(quán)是引發(fā)劉六起事的主要原因。然而劉瑾何以一手遮天？這背后是明政府什么樣的制度缺陷？鑒于筆者水平，在此不做過多討論，然而前有土木堡、后有魏忠賢，權(quán)宦干政始終是籠罩在明王朝上空的烏云。劉瑾雖死，但宦官干政的制度缺陷卻沒有被修補。傳言朱元璋曾立“宦官不得干政”之鐵碑于內(nèi)廷，然而太祖處心積慮的制度卻一直被破壞，不得不說是歷史的一個幽默。

其次是明直隸官員的腐朽，避戰(zhàn)怯戰(zhàn)，導致劉六軍坐大。然而明政府的糾錯機制尚在，隨著失職官員問罪離職，新的富有活力或者經(jīng)驗的官員出任地方軍政大員，尤其是陸完出任，局勢逐漸發(fā)生變化。那么，既然明廷尚有人才，為什么在劉六起兵之前未能及時代替老舊腐朽官員？糾錯機制可以挽救局面，但一個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zhuǎn)應該是有一個可以正常的選賢任能的體制，糾錯體制之所以是糾錯在于補充非為主要。

然而明軍的弊端也被暴露。前文以論兵部推行獎勵軍功政策的后果。這項政策在劉七困守狼山港的決戰(zhàn)中發(fā)揮作用，然而其推行之處便展現(xiàn)出極大地弊端。正如陳洪謨所指出的那樣：

因內(nèi)閣及兵部準行首功之令，官軍每追及賊，賊即先驅(qū)逐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斬首報功，并取棄財帛，以致劇賊脫走，妄殺平人報功以萬計。每一遇賊，斬獲脅從人首級，輒報捷音，降敕獎勵。谷大用、陸完得獎勵敕十余次，而賊首無一顆者。甚至賊已過，官軍遇被賊擄平民，亦殺之以報功。游擊將軍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三十三人。有司申狀詣陸完，皆不問。

正所謂慈不掌兵，陸完不問確實在一定程度維系甚至提高了明軍的戰(zhàn)斗力，但如此軍紀又與到處燒殺的“盜賊”何異？

正如谷氏在文末最后總結(jié)的那樣，“當其始也，劉瑾以威激之，張忠以賄縱之。及其繼也，寧杲以酷激之，馬中錫以撫縱之。事發(fā)于中宮，禍成于庸帥。卒之封爵定勛，先及中人子弟焉?！币粓龌恼Q下，五省生靈成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