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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一文銅元”的鑄造歷史及背景探析

 文錦匯 2025-08-03 發(fā)布于河南
清末“一文銅元”,是清末時期清廷為緩解當時市面小額銅元匱乏、銀錢兌換不便而鑄造的輔助性貨幣。該類銅元主要分為官鑄和地方鑄兩類,現(xiàn)存世數(shù)量稀少。筆者擬利用清末檔案、史料等對“一文銅元”銅元的鑄造歷史、背景以及流通情況作一初步的探析

該錢幣與傳統(tǒng)的圓形方孔錢不同,呈圓形無孔狀,俗稱銅板,廣東地區(qū)稱其為“銅仙”。其誕生于大錢制度徹底崩潰、制錢體系又難以恢復的歷史節(jié)點。咸豐三年(1853年),在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下,清廷財政收入銳減,為籌措軍費除推行捐納政策、縮減官吏俸祿外,自三月三日起開始大量鑄行各類大錢,由于種類繁多,引發(fā)了幣制混亂與私鑄泛濫,最終導致近代史上一次惡性通貨膨脹。
在古錢幣收藏領域,“一文銅元”因其特殊的歷史價值和稀少的存世量,深受古錢幣愛好者的青睞。清末時,由于社會動蕩不安,銅元的鑄造和流通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不同地區(qū)、不同時期鑄造的“一文銅元”在版別、數(shù)量上差異很大。一些稀有版別,如特定年份、特定鑄造局所鑄銅元,更是鳳毛麟角。近年來,這些稀有版“一文銅元”在古錢幣拍賣會上屢次拍出高價,成為資深藏家們競相追逐的目標。

此外,“一文銅元”是研究清末經(jīng)濟、政治、社會狀況的重要實物資料。通過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的貨幣制度、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以及社會變革的脈絡。從該錢幣的鑄造數(shù)量和流通范圍,能推測出當時的經(jīng)濟規(guī)模和商業(yè)活動的活躍程度;從銅元上的文字和圖案,能探尋到當時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思潮。
困境下的無奈之舉

清初,鑄錢所用銅料主要依賴云南等地的銅礦供應。但到了乾隆后期,隨著云南的銅礦資源逐漸枯竭,外加開采難度越來越大,銅礦供應變得愈發(fā)困難。此時,雖然新疆銅礦資源豐富,但由于開采技術、戰(zhàn)亂以及管理問題的限制,開采效率每況愈下。例如道光年間的阿克蘇銅廠,曾因“ “銅礦日塞,銅苗不旺,銅本難鑄 ”,被迫裁員轉(zhuǎn)包,改由當?shù)厝碎_采,導致產(chǎn)量長期停滯。
到了清末,情形更加嚴峻。隨著銅價大幅攀升,民間為獲取利潤,興起毀錢取銅之風。廣東錢局(即廣東官銀錢局)因虧損過重,停止了制錢的鑄造,致使市面上錢荒加劇。在銀貴錢賤的局面下,十文銅元面額又較大,無法滿足民間日常零星交易,隨后物價急劇上揚,百姓生活困苦,市場急需小面額輔幣。此時,香港趁機向廣東輸入大量銅仙(即銅元,又稱銅板、銅毫、銅角子等)牟利,進一步擾亂金融市場。

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兩廣總督李鴻章和廣東巡撫德壽商量后,覺得粵省靠近港、澳,而外洋當十銅仙在民間也有人使用,于是上書清廷,請求試鑄銅元來應對財政赤字。同年六月,廣東開鑄銅元。
獨具特色的“一文銅元”

初期的“一文銅元”,其幣面標注“每百枚換一圓”,意圖銜接新式銀本位制度。但這和中國傳統(tǒng)社會以制錢為單位的用錢習慣不合,因為老百姓平時生活的物價都是以“文”為計價單位,用起來很不方便。隨后調(diào)整策略,參照部頒當十錢范式改鑄每枚當制錢十文的銅元。

緊接廣東之后,福建、江蘇也開始鑄造銅元。清廷看到效果不錯,就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撫籌款仿鑄該錢幣。此后,各省開始競相設廠濫鑄銅元,安徽、湖北、浙江等十多個省份都陸續(xù)加入了鑄造行列。
清末銅元的面值有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和一文五種,其中鑄行最多的是十文,其次是二十文,五文以下鑄行得很少。一文銅元的鑄行時間更短,從光緒三十二年湖北開始鑄行,到宣統(tǒng)年間,鑄行不過十余年,在中國錢幣史上猶如曇花一現(xiàn)。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湖北省鑄行的一文銅元,正面珠圈內(nèi)為“光緒元寶”,上緣為“湖北省造”,下緣為“一文”,兩側為滿文“寶源”;背面為水龍紋并配英文銘文。次年直隸省所鑄則改作“光緒通寶”于珠圈內(nèi),環(huán)繞雙龍戲珠圖案,背面直書“北洋”“零用一文”。
稀缺與精美并存

由于當時銅價高,如果按照法定錢、銀比價來鑄造一文銅元,錢局就要虧本,所以各地錢局大多不愿意鑄造。為此,光緒皇帝專為鑄造一文銅元頒發(fā)諭旨:“著度支部通行各省廠凡鑄當十銅元,必須于定額之外,加鑄三成一文新錢,以資補救。其形式重量,銅質(zhì)鑄本,均須豫為核算,妥為配合?!钡嬲T行一文銅元的省份并不多,除了造幣總廠,只有江南、直隸、湖北、河南、四川、福建六省。而且各廠都沒按規(guī)定鑄造,鑄造數(shù)量也不一樣,四川、福建兩省鑄行得很少,只有江南鑄行得較多。

清廷對“一文”銅元的定位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頒布《整頓圜法章程》,正式啟動全國統(tǒng)一的銅元鑄造計劃。在此背景下,天津造幣總廠開始試鑄“大清銅幣”系列,其中“一文”面值的設計頗具深意。

據(jù)1906年戶部檔案記載,“一文”面值的定位為“補零找贖之用”,只為解決市面交易中制錢不足導致的“銀貴錢荒”問題。當時一兩白銀約合1000文制錢,而新式銅元每枚當十文,導致小額交易出現(xiàn)找零困難。鑄造“一文”銅幣的設想,正是為了完善貨幣體系的層級結構。然而這一計劃遭遇現(xiàn)實阻力。
據(jù)1907年《大清新法令》顯示,由于銅價持續(xù)上漲,鑄造一文銅幣的成本已超過其面值,形成“鑄幣即虧本”的尷尬局面。天津造幣廠首批試鑄的“丙午年”一文樣幣,實際含銅量達3.2克,按當時銅價折算成本約1.5文。這種經(jīng)濟悖論導致多數(shù)省份僅象征性鑄造,最終全國實際流通量不足百萬枚,成為清末幣制改革中典型的“理想豐滿,現(xiàn)實骨感”案例。

清末時期,風雨飄搖,內(nèi)憂外患不斷,“一文銅元”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誕生的。該錢幣個頭雖不大,卻承載著那個特殊年代的諸多印記。不過,它的形制統(tǒng)一,小巧玲瓏,樣式新穎,制作精美,是不可多得的錢幣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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