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從陳介祺，到容庚、商承祚先生，他們既是古文字學家、文物收藏家，也是書法家，在其古器物、石刻的鑒定中，書法真?zhèn)问侵匾蔫b定因素。董作賓、李學勤、裘錫圭、林沄、黃天樹等人，在甲骨文研究中也十分重視書法與書體的分類?！袄隹淌钡恼?zhèn)沃q，也不能缺失書法層面的研究。
6月8日《光明日報》發(fā)表了仝濤《青海黃河源發(fā)現(xiàn)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一文后，“昆侖刻石”在學界乃至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大家從歷史學、考古學、文字學、地質(zhì)學、環(huán)境學及刻字工藝各方面，對這個刻石的文本、文字、歷史記載、地理環(huán)境、刻石性質(zhì)等問題提出了很多意見。我作為一個粗通文字與書法，又在文物研究部門工作多年的從業(yè)者，也寫了一篇《“昆侖刻石”獻疑》，[ 原載文化視界網(wǎng)，2025年6月17日。后以《“昆侖石刻”獻疑》為題載《光明日報》2025年7月2日，第8版。]此文所說的行氣、疏密、筆勢等書法術(shù)語，當今研究古文字學的朋友很少使用，更遑論其他領(lǐng)域的朋友。書法是藝術(shù)，古文字學是科學，許多書法評論的詞匯，或帶有文學色彩、藝術(shù)描述，因其抽象晦澀，很少有納入科學研究體系者。由此我想起了一些老輩的精研古文字，也兼善書法、鑒定收藏的學者，在他們的研究體系里，書法藝術(shù)的評判一直是一項重要的標準。當代的很多古文字學者，也十分重視書法、書體在古文字研究中的作用。
一
先說陳介祺先生。在舊金石學和新古文字學之間，陳介祺是一位重要的過渡人物。陳介祺是大收藏家，他收藏的青銅器除了大名鼎鼎的毛公鼎之外，還有商、周古鐘11件，因書齋名為“十鐘山房”。又因集藏三代及秦漢印約7000余方，名其樓曰“萬印樓”。簠齋鑒精藏富，其一生所藏數(shù)萬古器物，幾無一偽品。對收藏的重器毛公鼎，陳介祺五易其稿，對銘文作出完整的釋文，可以說奠定了他作為古文字家的地位。陳介祺也是一位書法家，精于鑒定的他，從書法角度對文物鑒定有很多精到的論述：
古人作字，其方圓平直之法，必先得于心手，合乎規(guī)矩，唯變所適，無非法者。是以或左或右或伸或縮，無不筆筆卓立，各不相亂，字字相錯，各不相妨，行行不排比，而莫不自如，全神相應。
[ （清）陳介祺：《致潘祖蔭書》，《秦前文字之語》卷1，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第39頁。]
《獻疑》一文所說的“筆勢”，其實就是陳介祺所說的“方圓平直之法”。只有筆勢一致，或曲或直，絕不雜亂，亦如簠齋所言“筆筆卓立，各不相亂”。所謂的行氣、疏密的要求，也就是陳介祺所言的“字字相錯，各不相妨，行行不排比，而莫不自如，全神相應”。或以為古之書手（刻手）水平有高低之分，然而其氣絕不至斷。
陳介祺在談到古文字書法時說過：“古文字一篇中之氣，一字中之氣，一畫中之氣，豈今人所能偽哉。古人道理，大有不可以漢魏奇字與說文只訂其偏旁例求之。”[ （清）陳介祺：《致潘祖蔭書》，《秦前文字之語》卷1，第27頁。]陳介祺所說的“氣”，是書法家、文物鑒定家經(jīng)常使用的詞匯，這屬于千萬次的經(jīng)驗所得，難以言表的概念。大概就是“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之謂吧。
對于古器物鑒定中文字書法的重要，陳介祺還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不成字，不成文理，不成筆法，不成章法，何以為古文字。不真好，不真用心，見色澤即疑為字真，見形似而不求甚解。守真器數(shù)十百，見真拓數(shù)百紙，而復大收偽字，葉氏之覆轍也，豈可蹈之。蹈之則仍是玩物之習重，而好古文字之學輕?！湃酥种皇怯辛?，今人只是無力。古人筆筆到，筆筆起結(jié)立得住，貫得足，今人如何能及。不知只是未向此中追求，好古必以文字為主也。
[ （清）陳介祺：《致王懿榮書》，《秦前文字之語》卷2，第69—70頁。]
其中所說“筆法”“章法”等書法術(shù)語，對于鑒定有文字類文物來說是不能不考量的基本因素?！肮P筆起結(jié)立得住，貫得足”，就是說每一筆起筆、收筆都到位，氣息通貫。陳介祺所說的“氣”和“力”，是精通古文字和書法者才能心領(lǐng)神會的。
二
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被尊為甲骨文研究的“四堂”，四人在書法上的造詣也各有專長。羅振玉、董作賓的甲骨文工具書及其集聯(lián)，對甲骨文書法迅速成為書壇一種“新興”的書體起到了很大作用。董作賓的《甲骨文研究斷代研究例》，將字形與書體都列入甲骨斷代的十項標準之中。他把殷墟甲骨分為五大類。其書體風格概括為：第一類雄偉，第二類謹飭，第三類頹靡，第四類勁峭，第五類嚴整。[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國立中央研究院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冊，北平：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421—423頁。]
董彥堂在甲骨文研究中對字體的重視，也為之后的甲骨文學者所接受并發(fā)展。李學勤說：“卜辭的分類與斷代是兩個不同的步驟，我們應先根據(jù)字體、字形等特征分卜辭為若干類，然后分別判定各類所屬時代?！盵 李學勤：《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裘錫圭《論“歷組卜辭”的時代》也從文例、字體、用字習慣、坑位、考古學地層五個方面詳加論證。[ 裘錫圭：《論“歷組卜辭”的時代》，《古文字研究》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63—321頁。]林沄認為：“無論是有卜人名的卜辭還是無卜人名的卜辭，科學分類的唯一標準是字體。”[ 林沄：《無名組卜辭中父丁稱謂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0— 31頁。]黃天樹補充說：“林沄所說的字體，應該包括書體風格、字形結(jié)構(gòu)和用字習慣三個方面?！盵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斷代研究概況——從混沌之中走出的甲骨文書法》，《書法研究》2024年第1期。]將書法風格擺在了甲骨文分類的第一位。
黃天樹在前人對字體研究的基礎(chǔ)之上，在2021年出版的43卷本《甲骨文摹本大系》一書中，在董作賓對甲骨文分為五大類的基礎(chǔ)上，又將甲骨文的字體分為32類，可以說是將甲骨文的字體分成了更加細致的綱目。黃天樹還特別提到了這種更加細致的分類，有利于書法家“保持一幅作品字體風格的一致性，可以避免把不同書體風格的字體雜湊在一起的弊病”，[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斷代研究概況——從混沌之中走出的甲骨文書法》，《書法研究》2024年第1期。]這是深諳古文字的學者對書法風格一致性的真知灼見。書法創(chuàng)作，應該注意風格的一致，像早期的金文書法中，吳大澂等人的書法，就有商周戰(zhàn)國文字時代、地域不分的問題，隨著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像蔣師維崧、徐無聞等學者的書法，才注意到要將一幅作品中盡量不將時代、地域不同的文字混用，以保持一件作品的書法風格一致。而“昆侖刻石”上，雜有秦紀功刻石、詔版及秦簡文字不同風格的字體，也是我們對“昆侖刻石”提出疑問的原因之一。
三
1923年王國維為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作序，稱“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學者，余所見得四人焉：曰嘉興唐立庵友蘭，曰東莞容希白庚，曰膠州柯純卿昌濟，曰番禺商錫永承祚”。后來也稱這四位為“后四堂”。其中的容庚先生自幼從鄧爾雅學習書法篆刻，此后走上了古文字研究的道路，是精通古文字和書法的學者。其所著《金文編》，是很多古文字學者都離不開的工具書，也是學習書法篆刻者案頭必備的。《商周彝器通考》（后與學生合作為《殷周青銅器通論》）代表了當時對青銅器研究的最高水平。除了古文字領(lǐng)域之外，容庚還著有《叢帖目》《歷代名畫著錄目》《頌齋所藏所見書畫小記》等著作，涉及碑帖、書畫鑒定的各個領(lǐng)域。在石刻碑帖辨?zhèn)紊?，容庚也是成就卓著?935年，容庚先后發(fā)表了《古石刻零拾》《秦始皇刻石考》等，從刻石之原起，刻石之形狀及存佚，刻辭之校釋，拓本之流傳各方面，對秦《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邪臺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的文獻及流傳拓本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尤其是對諸種翻刻本、偽刻的考證，更是精到。僅《泰山刻石》就收錄了安國本、廿九字本、絳帖本及十字本，指出目前所見皆非原石原拓，而是出于翻刻。除了文本的考釋之外，容庚提出的理由涉及“力緩筋懈”“石花板滯”一類碑帖鑒定的術(shù)語。如以此碑刻鑒定之法看“昆侖刻石”，其書法、石質(zhì)及刻石環(huán)境等因素均應在考察范疇之中，如只憑拓本（照片）的字形分析，恐難辨其真?zhèn)巍?/span>
容庚在《秦始皇刻石考》中，首次指出《安國本》中有錯訛的字形：“（安國本）其靡字作
，絳帖本作
，以絳帖本為勝……石花板滯，始皇頌與二世詔清晰相若，使為原拓本，宋庠、江休復二人不當不見，其從《秦篆譜》出而非原石拓本則無可疑。或者其王壽本乎？今所見泰山刻石以此本為最佳?！盵 容庚：《秦始皇刻石考》，《容庚學術(shù)著作全集》第2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57頁。]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指出了《安國本》“平”字與《說文》篆形相合，但與秦漢文字不合?！肚貪h時代的字體》一文中，又指出安國本的“臨”字不如絳帖本。[ 裘錫圭：《秦漢時代的字體》，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7）：秦漢刻石一》，北京：榮寶齋，1993年，第36頁。]二十多年前，筆者曾經(jīng)在容庚和裘錫圭研究的基礎(chǔ)上，作《泰山刻石傳本二種考》[ 劉紹剛：《泰山刻石傳本二種考》，張榮生主編：《第二屆全國書法教學論文集》，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修訂稿又載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第八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和《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幾個問題》[ 劉紹剛：《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幾個問題》，《書法叢刊》2005年第1期。]，對傳世的秦泰山刻石拓本結(jié)合秦詔版、印章、封泥等資料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指出《安國本》《絳帖本》各有優(yōu)劣。即使是絳帖本所存《泰山秦篆譜》，也有在拓制時的加工，二本皆非原拓。今擇其二本對照的字形，可以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龔自珍曾題錢泳弟子雙鉤徐鉉摹本云：“前年于王侍郎（紹蘭）齋中，獲見北宋拓碣石秦刻文，與《史記》絕異?？梢娢膶氈唤獬妒酚洝罚墙庠烨乜?，作偽亦須學問耳?！盵 （清）龔自珍：《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5—296頁。]容庚駁曰：“錢跋明言'墨跡雙鉤’，何來北宋拓本？使不見此拓本，未有不為龔氏所欺。以錢氏之才力，可以欺翁方綱、王紹蘭、龔自珍諸人于一時，然終發(fā)其覆于后世。作偽固須學問，然心勞日拙之誚，豈不信然?！盵 容庚：《秦始皇刻石考》，《容庚學術(shù)著作全集》第22冊，第562頁。]可見石刻辨?zhèn)危毥?jīng)得起歷史的考驗，非一時所能定論。偽刻即使能得逞于一時，也終將會被顛覆。
四
金其楨《秦始皇刻石探疑》一文發(fā)現(xiàn)《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的《東海上朐界刻石》，過去為研究秦刻石的學者所忽視。該文結(jié)合《史記·秦始皇本紀》“立石東海上朐界中”的記載，指出秦始皇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時還曾立石于東海上朐界。金其楨還引用了馬衡先生在《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國金石學概要》中的一段論述：“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門，不云立石，疑即摩崖?！卑l(fā)現(xiàn)《史記》在記述秦始皇諸刻石時，確有稱“立”和“刻”的不同。據(jù)此推論道：
被稱為“刻”的并非僅有《碣石門刻石》一塊，而還有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的《之罘刻石》，如果馬衡先生所說的“刻”者可能是摩崖石刻的話，那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被稱為“刻”的《之罘刻石》也應與《碣石門刻石》一樣，可能是摩崖石刻?！ā稁F山刻石》）雖然在《史記》中被稱為“立石”，但從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的有關(guān)記載來看，它并非是一塊人工豎立的“立石”，而是一塊摩崖石刻?！端?jīng)注·泗水》云：“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厥蓟视^禮于魯，登于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大篆勒銘山嶺……”
[ 金其楨：《秦始皇刻石探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
金其楨對秦代可能有摩崖石刻的推測，有利于“昆侖刻石”這種摩崖類石刻有可能也是秦刻石的說法?？上壳罢J為“昆侖刻石”為秦刻的討論者都沒有注意到。竊以為即使秦紀功刻石有摩崖石刻，也都屬于始皇帝紀功刻石之類。而“昆侖刻石”，明顯不屬于此類，卻使用紀功刻石這種正規(guī)的小篆書寫。嚴可均嘗言：“自唐宋以來號為能篆者，如王文秉、郭忠恕、夢英等皆祖陽冰，惟徐鉉及元之劉惟一能師秦篆?！盵 （清）嚴可均：《鐵橋金石跋》卷1《會稽刻石》，劉世珩校刻：《聚學軒叢書》第3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第4頁。]而今日各種碑刻拓本、簡牘帛書藉印刷術(shù)之發(fā)達，傳播日廣，能書秦篆者難以計數(shù)，觀各類書法展即可知一二。以秦篆書寫，對當代略通書法者而言，并不是什么難事。但“昆侖刻石”的書者將所見各類秦文字資料匯于一起，卻難免有章法雜亂、字勢不統(tǒng)一之嫌。有學者以為“昆侖刻石”屬于到此一游的性質(zhì)，屬于沒有根據(jù)的一種推測，況其并沒有發(fā)現(xiàn)秦漢時期有后世“到此一游”性質(zhì)的石刻。這也是“昆侖刻石”刻石性質(zhì)與書體不合的一個矛盾。
五
張蔭麟在容庚《古石刻零拾》序中，對學者作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劃分，他把“治史者”分為“以窮理之態(tài)度治史者”和“以審美之態(tài)度治史者”。他說：“今世學者多能言古物學于史之重要，而實罕以審美態(tài)度治史之人。此古物學之所以未得其用也。唯以審美態(tài)度治史者為真能欣賞古遺物，愛好古遺物而窮索其歷史之因緣，則亦庶幾乎以審美態(tài)度治史矣。”[ 張蔭麟：《古石刻零拾序》，《容庚學術(shù)著作全集》第1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23頁。]現(xiàn)在的學術(shù)界也還是存在這兩種治學的差別，只是感覺“以審美之態(tài)度治史者”越來越少了。這可能與當代學者再不能像老一輩學者精于鑒定收藏，也無暇寫書法有一定關(guān)系。
說到“以審美之態(tài)度治史者”，不能不提到“容、商”并稱的商承祚。容、商二位先生都是古文字研究的大家，也都擅書法和收藏鑒定文物，自然也精于辨?zhèn)?。商承祚曾有《古代彝器偽字研究》，是繼陳介祺之后，少數(shù)對不同地區(qū)青銅器作偽者都有記錄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商承祚說到：“凡是見到一張拓本，如看出可疑的地方須平心靜氣的來審查，寧愿苛求，不可原諒，否則易為偽者所欺。辨假的難處不是在看壞刻工，是在看好刻工，是在看幾可亂真的刻工。'股肱三折’，才知道這話的不錯?！盵 商承祚：《古代彝器偽字研究》，《商承祚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82頁。]我們對“昆侖刻石”的認識，是不是也能有寧愿苛求的態(tài)度呢？
看商承祚的文集，其中有對容庚所編《寶蘊樓彝器圖錄》的評論文章《評寶蘊樓彝器圖錄》，其中說到：“文字能摹其形而不能得古樸之韻，平淡無神，筆氣疏泄者偽也?！币彩侵赋隹垂盼淖?，不能僅看字形是否正確，而應察其是否有“古樸之韻”，而不是“平淡無神，筆氣疏泄”。這篇文章之后，并附《容庚答商承祚先生〈評寶蘊樓彝器圖錄〉》的商討文章，再附商承祚讀后的意見。容庚記載了二位學者對幾件青銅器辨?zhèn)蔚恼J識不同時的情景：“余兩人辯難時，余大聲疾呼，面紅耳赤，吃吃不能自達。而商君則柔色和聲，常有以讓余者?！盵 容庚：《容庚答商承祚先生〈評寶蘊樓彝器圖錄〉》，《商承祚文集》，第40頁。]容、商二老在學術(shù)問題上辯難時絲毫不讓，在生活中卻能保持良好的朋友關(guān)系。當今在“昆侖石刻”真?zhèn)螁栴}上各持一說的朋友，希望也能有容、商二老的風度。
本文擬刊于《中國文化研究》2025年秋之卷，請以正式刊發(fā)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