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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林：今天，我們進入整個講座的第三部分，來講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帝國。第一部分我們講了法蘭西的歷史，講了兩個高盧、兩個法蘭克，還有法蘭西的三個王朝，一直講到第三個王朝 ——波旁王朝。

路易十四時代：

專制頂峰與啟蒙思潮的文化悖論

從前天、昨天開始，我們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也就是路易十四時代和法國啟蒙運動。講這部分的時候，我們探討了路易十四時代法國形成的特殊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狀況。簡單來說，一方面，君主專制達到了頂峰；另一方面，1685年廢除《南特敕令》后，天主教專制也達到了頂峰。

于是，路易十四時期就形成了君主專制和天主教專制這兩個專制 “狼狽為奸、沆瀣一氣” 的局面，這給法國的思想家、知識分子們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畢竟一個是政治專制，一個是宗教專制。但另一方面，路易十四時期又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文化面貌，文化非常繁榮，以凡爾賽宮為典型的巴洛克建筑，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為代表的古典主義戲劇，尤其是凡爾賽宮的貴族們，以路易十四為楷模展現出的宮廷貴族風范，這些在整個歐洲都是極具引領性的，非常新潮、時髦且開放。

這種比較開放的文化氣象，使得法國上層社會的貴族，尤其是在以貴夫人為主角的沙龍中，出現了追新求異、標新立異的文化新潮。正是在這種氛圍下，那些具有駭人聽聞、振聾發(fā)聵特點的法國啟蒙思想，得以在法國上流社會中廣泛傳播。昨天我反復提到，像伏爾泰、狄德羅等人往往都是在貴夫人的沙龍中宣揚他們的啟蒙思想；霍爾巴赫本人就是男爵，有錢有勢，經常在自己的豪宅中與啟蒙思想家高談闊論；甚至早期的盧梭，也曾在貴夫人的沙龍中倡導各種新潮理念。法國啟蒙思想家的那些新潮思想，如自由、民主、科學，理性甚至百科全書派主張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等，這些東西在當時的法國上流社會都成為時髦的東西。因為上流社會喜歡追新求異，所以對這些東西很是推崇。于是，在路易十四時代，尤其是路易十五時代的啟蒙運動時期，就出現了一種很奇特的情況：上層社會熱衷于這些時髦的新潮思想，而相對來說，老百姓則比較保守。比如在宗教信仰方面，很多貴族欣賞無神論，熱衷推崇百科全書派宣揚的無神論思想，可廣大法國人民依然篤信天主教。這就是當時法國的文化氣象。

英法啟蒙運動：

從制度建構到哲學批判的路徑差異

昨天，我還專門給大家講了法國啟蒙運動和英國啟蒙運動的一些重大區(qū)別。從啟蒙思潮這場文化運動的發(fā)展歷程來看，英國人是率先開啟啟蒙思潮的。17 世紀，英國就已經開始了不顯山不露水的啟蒙運動，不像法國的啟蒙運動那樣沸沸揚揚、轟轟烈烈，而是如潤物細無聲般，在一些領域悄悄開展。英國的啟蒙更多是一種法律的啟蒙，英國的啟蒙思想家實際上都直接參與到英國的制度建設中，包括在科學理論的開創(chuàng)方面。比如洛克和牛頓，牛頓開創(chuàng)了自然界的規(guī)律，構建了一套嚴格遵守規(guī)律的自然界體系；洛克則確定了一套社會嚴格遵守的法律體系，他們都積極投身于社會實踐。

而法國的啟蒙恰恰相反，除了孟德斯鳩，他是個法官，熟悉法律并參與法律相關事務外，其他的啟蒙思想家基本上都對政治法律了解有限，也不參與實踐活動。但他們熱衷于哲學和文學，所以法國的啟蒙更多是一種哲學的啟蒙、道德的教化。他們常常以先知的身份，在貴族沙龍里高談闊論，企圖用自己的 “先知先覺” 去啟發(fā) “后知后覺” 的民眾，想用科學理性的思想驅散老百姓深受其害的宗教信仰蒙昧，讓老百姓重見光明。這就是法國啟蒙的特點，哲學家們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用充滿光輝燦爛卻帶有濃郁烏托邦色彩的哲學理想，去教導法國人民?？墒撬麄儗嶋H上并沒有真正參與到法國的社會體制，特別是法律規(guī)范的建設過程中，他們大多是高談闊論的哲學家和文學家，這就是法國啟蒙和英國啟蒙的巨大差別。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昨天我也講過，英國的啟蒙是在宗教改革和政治協調相對順利，至少是經過一些波折后最終達成妥協的基礎上完成的。此前，英國宗教改革雖然也引發(fā)了清教徒革命，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資產階級革命，還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但英國人很快就走向了寬容和妥協。17世紀下半葉，英國率先實現了宗教寬容，完成了政治妥協。在這種宗教寬容和政治妥協相對溫和的氛圍中，英國的啟蒙自然就比較氣定神閑，主要致力于制度建構，包括以牛頓為代表構建自然界的規(guī)律 ——科學，以及以洛克為代表建立人類社會的法律 ——民主。所以，科學和民主的理論建構是在相對寬松、溫和的環(huán)境中從容不迫地完成的。整個英國的啟蒙過程表現得波瀾不驚且非常平穩(wěn)，思想啟蒙進一步鞏固了政治和宗教上已實現的妥協與寬容，使英國從此走上了平穩(wěn)發(fā)展的資本主義快車道。

光榮革命與英法啟蒙：

從制度妥協到思想反叛的歷史分野

昨天我講的時候，忘了告訴大家一個事實。1688年，英國發(fā)生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荷蘭的奧倫治親王威廉和他的妻子、也就是英國當時斯圖亞特王朝詹姆斯二世的女兒瑪麗，被英國國會迎回英國執(zhí)政，原本準備改信天主教的國王詹姆斯二世倉皇逃到法國。1688年，威廉和他的妻子瑪麗在英國登基成為雙王。第二年，即1689 年，英國國會頒布了具有憲法意義的《權利法案》。英國直到今天都沒有一部成文憲法，它是西方國家中絕無僅有的，一直是按照習慣法，并根據時代發(fā)展不斷頒布新法律，而《權利法案》就有點相當于英國的憲法。1689年頒布《權利法案》的同時，洛克發(fā)表了《政府論》，對《權利法案》做了重要補充，提出了分權學說。

從 1688 年“光榮革命”和 1689 年國會頒布《權利法案》直至今天，已經過去了三四百年，英國再也沒有發(fā)生過社會革命，一直穩(wěn)健發(fā)展到今天。為什么呢？因為它很好地完成了制度建構，再加上英國的啟蒙確立了科學和民主這兩個最重要的規(guī)范，英國從此走上資本主義快車道，并通過海外殖民在世界各大洲建立了廣泛的殖民地。后來這些殖民地紛紛獨立，尤其是北美和澳洲建立的殖民地，在獲得政治獨立后都步英國后塵，成為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了今天所謂的 “五眼聯盟”。“五眼聯盟” 中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這四個國家，原本都是英國的殖民地，加上英國本身，這五個國家構成了當今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的核心。這些國家都是從英國殖民地發(fā)展起來的，奉行了英國開啟的憲政民主道路。這條由英國開創(chuàng)的現代化道路，我稱之為“不列顛道路”。英國通過一系列從宗教改革到政治革命的歷程，最后形成宗教寬容、政治妥協，又因啟蒙運動，以牛頓和洛克為典范，很好地建構了科學和民主體制。在這種政治上的民主憲政和科學理性精神的共同激勵下，英國的資本主義得以蓬勃發(fā)展，并通過海外殖民把它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傳播到世界各地。

但是法國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昨天我們講過，法國在廢除《南特敕令》后，天主教專制和君主專制兩種專制疊加。由于這種政治和宗教的高壓專制，激起了啟蒙運動強烈的反彈。所以，英國的啟蒙帶有理論建構的特點，而法國的啟蒙則帶有激烈批判的特點。英國的啟蒙運動是在比較溫和的環(huán)境中，從容不迫地進行理論建構，構建科學理論和民主法制體系；而法國由于背景不同，政治專制加上天主教專制，使得法國啟蒙運動的反彈性特別強，容易劍走偏鋒。再加上這些啟蒙思想家都在貴婦人的沙龍里高談闊論，遠離社會現實政治，所倡導的都是一些崇高宏偉但卻帶有天花亂墜的烏托邦色彩的哲學理想。這些理想雖然很華麗、很吸引人，實際上卻很難真正落實到現實生活中。相比起英國啟蒙的理論建構，法國啟蒙運動主要是批判君主專制和天主教專制，具有很強的批判性。

英國和法國啟蒙運動的發(fā)展順序也很有意思。英國是在完成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或者說在這個變革過程的后半期才開始啟蒙的；而法國呢，宗教改革以失敗告終，政治革命還沒發(fā)生，就先開始啟蒙了。所以，法國是啟蒙思想影響了政治變革，而英國則是政治變革影響了啟蒙思想，二者程序正好相反。英國事先基本完成了宗教和政治的變革，形成了宗教寬容、政治妥協的格局，在這個過程中，啟蒙運動才逐漸蓬勃發(fā)展起來。但法國則不同，法國雖然也進行了宗教改革，可最終失敗了。1685年《南特敕令》被廢除，此前亨利四世為了登基當國王，放棄了胡格諾派信仰，改信天主教。至少從表面上看，法國的宗教改革是失敗的，特別是1685 年廢除《南特敕令》后，法國只許信天主教，不許信加爾文教（胡格諾派），這就相當于法國的宗教改革白搞了。再加上當時法國仍然是君主專制國家，還沒有發(fā)生社會革命，在這種情況下開展的法國啟蒙運動，批判性就特別強。也正是因為啟蒙思想影響了政治變革，而不是像英國那樣政治變革影響啟蒙思想 。

理性之刃與信仰之錨：

法國啟蒙運動的宗教批判悖論

法國啟蒙思想家對宗教和君主專制的激烈批判，與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fā)有著緊密聯系。像伏爾泰、百科全書派以及盧梭等人，他們的思想極大地沖擊了當時的社會秩序。伏爾泰、特別是百科全書派走向了無神論，不僅批判天主教的專制，更將矛頭指向整個宗教信仰，認為所有宗教信仰都是欺騙。伏爾泰曾說 “上帝就是第一個傻子碰到的第一個騙子”，在他們看來，老百姓因為愚昧和缺乏科學精神而容易受騙，統治者則別有用心地利用宗教來控制民眾。

這種對宗教的批判觀點其實比較膚淺，在過去的中國也很流行，即認為宗教是騙局，老百姓有了科學思想就不會再信宗教，這正是 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百科全書派的典型觀點。到了 19世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深刻批判。他認為像基督教這種千百年來無數人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宗教信仰，絕不是“欺騙” 二字就能概括的。如果按照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說法，那千百年來的歐洲人豈不全都是傻子，這顯然不合理。黑格爾指出，當法國啟蒙思想家把宗教說成是一種騙局時，其實他們自己也在理性或“絕對精神”面前扮演了一個傻子的形象，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宗教信仰有著更加深刻的社會經濟和人性根源。

宗教的存在不僅與社會經濟政治發(fā)展有關，更與人的本性相關。人的精神素質由理性、情感和意志三部分構成，而意志往往與信仰相連，信仰和理性、情感一樣，都是人主觀素質不可或缺的部分。近代西方的文藝復興弘揚人的情感，宗教改革重整信仰，啟蒙運動伸張理性，后來盧梭開創(chuàng)的浪漫主義又要突破理性的權威，重新弘揚情感。這個歷史發(fā)展過程表明，無論是信仰、理性還是情感，它們都是人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人不能只有理性而沒有信仰和情感，否則就會像機器人一樣。然而當時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們卻走向極端，把信仰完全斥為一場騙局。

伏爾泰在對待宗教的態(tài)度上很有代表性，他一方面打著信仰上帝的旗號，另一方面又對基督教的教義、神學、禮儀、教會體制等各個方面進行猛烈攻擊。他曾說 “即使沒有上帝，也必須捏造出來一個”，因為他知道對于廣大老百姓來說，沒有上帝可能會引發(fā)造反。后來拿破侖建立帝國后，也認識到哲學的局限性，認為哲學只會擾亂人心，而宗教能夠更好地安頓人心，于是他又重新恢復了天主教信仰。

還有梅葉和霍爾巴赫等法國啟蒙思想家，也都對宗教進行了批判。梅葉認為宗教是別有用心的人編造出來，由江湖術士推廣，被統治者利用，最后被愚昧老百姓加以信仰的騙局?；魻柊秃赵凇缎湔渖駥W》和《自然的體系》中，對基督教進行了刻薄的批判，認為宗教是野蠻時代的產物，文明時代應該信仰科學。

與法國不同，英國的啟蒙思想家很好地將宗教信仰和科學體系結合起來。牛頓和洛克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牛頓把發(fā)現的自然規(guī)律歸功于上帝，洛克則認為社會法律的根基來自上帝。這種宗教與科學、信仰與理性的融合，對西方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今天，美國總統宣誓還要手按圣經，遇到社會災難時會祈禱：“上帝保佑美利堅”。

從神壇到斷頭臺：

啟蒙火種與法國大革命的血腥辯證法

正是因為法國啟蒙思想家激進地批判基督教，把 “天上的上帝” 送上了斷頭臺，才為法國大革命中人民把人間的國王送上斷頭臺埋下了伏筆。1778年伏爾泰和盧梭去世，11 年后的1789 年，法國大革命爆發(fā)。這場革命從 1789 年持續(xù)到1794 年，期間經歷了多個階段，革命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最終在雅各賓專政時期達到恐怖統治的頂峰。1794年雅各賓專政垮臺后，法國經歷了熱月政變和大資產階級統治的過渡，最終拿破侖異軍突起，于1804 年建立拿破侖帝國，直到 1815 年徹底瓦解。

在從法國大革命到拿破侖帝國瓦解的 26 年里，1789年到 1794 年是一個重要時期，這 5 年可以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789 年到 1791年左右，主要是由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第三等級反對君主專制和貴族特權的斗爭。第三等級既不是神職人員，也不是貴族，他們從事各行各業(yè)，在當時的社會中處于被壓迫的地位，迫切希望改變現狀。

法國大革命的第二階段，國王權力大幅衰落，貴族特權被取消，斗爭演變?yōu)閺V大群眾在小資產階級領導下反對君主立憲，同時?；庶h走向立憲。這一階段的沖突體現在政治派別上，一方是主張君主立憲的立憲派，他們保王但反對君主專制，類似中國的康有為、梁啟超；另一方則是主張徹底廢除君主、建立共和國的派別，類似孫中山、黃興的觀點，該階段從1791年持續(xù)到1793年左右。

1793年初，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國王被處決后，第三階段的沖突出現，變?yōu)橹鲝埥⒐埠蛧墓埠团膳c更激進的民主派之間的矛盾。民主派主張建立人民專政，由推行恐怖手段的雅各賓派和民間的巴黎公社掌握權力，建立各種委員會，這一階段逐漸走向極端，甚至通過斷頭臺來解決政治問題，最終導致了恐怖反噬其身，由拿破侖來收拾殘局。

法國封建社會時期，君主集權與貴族封建特權并存。路易十四雖然將貴族集中到凡爾賽宮以剝奪政治權力，但貴族仍然享受免稅等經濟特權，納稅重擔落在農民等第三等級身上。這與英國不同，英國貴族有政治權利且承擔納稅義務，而法國貴族無政治權利卻享有經濟特權，第三等級毫無權利卻要承擔賦稅。

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大興土木修建凡爾賽宮和頻繁發(fā)動戰(zhàn)爭，耗費大量錢財，導致國庫空虛。雖然路易十四臨終前曾告誡路易十五不要像自己那樣大興土木和發(fā)動戰(zhàn)爭，但是由于歐洲國際格局變化，路易十五仍然卷入了奧地利王位繼承戰(zhàn)爭、波蘭王位繼承戰(zhàn)爭和七年戰(zhàn)爭等一系列國際戰(zhàn)爭；再加上他生活奢靡，供養(yǎng)蓬巴杜夫人等花錢的情婦，導致國家債務進一步加重。

路易十六繼位時，國家已負債累累。雖然路易本人善良勤勉，卻因前朝債務沉重，再加上王后瑪麗花錢無度，財政狀況雪上加霜。路易十六先后任命多位財務總監(jiān)試圖改革，向貴族征稅以解決財政問題，但均因貴族反對而失敗。在向人民征稅被巴黎高等法院否決、向貴族征稅遭到抵制、向資產階級借貸無果的情況下，路易十六不得不于1789年5月5日召開中斷了175年的三級會議，希望通過召開三級會議來發(fā)行公債，獲得法律支持以解決財政危機。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提到，革命往往發(fā)生在舊制度的統治者試圖進行改革之時。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本是想進行賦稅改革，結果卻引發(fā)了劇烈的社會變革。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時，三個等級分別是穿黑袍的神職人員、穿紅袍的貴族和廣大的第三等級，部分思想開放的貴族如米拉波、拉法耶特等人站在第三等級一邊。拉法耶特曾參與美國獨立戰(zhàn)爭，是法國大革命的早期政治領袖之一，后來因與激進派發(fā)生政見分歧，在內外矛盾交加的情況下辭職逃亡，被奧地利軍隊關押，直到拿破侖時代才獲釋。

鐵砧上的王權：

網球場誓言與斷頭臺陰影下的革命序章

路易十六本人喜歡研究鐘表等機械，曾改進斷頭臺設計，將平口斧改為斜面，以便使行刑更加利落，減輕受刑者的痛苦，卻沒想到最終死在自己改進的斷頭臺上。他本性善良，但是性格猶豫，在人民和貴族之間搖擺不定，這也成為他悲劇命運的一一個重要原因。

當時國王蒞臨三級會議希望解決征稅問題，但會議還沒討論具體議題，就先陷入了程序問題的爭論。 

三級會議召開前，各等級代表人數的爭議就已存在。第一、二等級主張三個等級代表人數相等，第三等級堅決反對。修道院院長西哀耶斯等人為第三等級發(fā)聲，提出“雙倍名額”主張，認為第三等級人數最多，代表名額應多于前兩個等級之和。最終，三級會議代表名額確定為：貴族270人，神職人員291人，第三等級584人，第三等級在人數上占據優(yōu)勢。 

會議召開后，尚未討論發(fā)行公債、征稅等正式議題，又在表決方式和代表資格審查上產生爭議： 

1.表決方式：第三等級主張按代表人數一人一票表決，第一、二等級堅持按等級投票（每個等級一票）。若按等級投票，前兩個特權等級因利益一致會占據優(yōu)勢，第三等級則希望通過人數優(yōu)勢掌握話語權。  

2.代表資格審查：關于未來立法機構成員的資格審查，是由各等級單獨審查還是三個等級共同審查，這涉及到權力分配問題。  

從5月5日起，這些程序問題爭論了一個多月仍無法解決。6月17日，西哀耶斯率領第三等級代表單獨召開會議，宣布成立“國民議會”，排斥第一、二等級，但接納了部分傾向自由的貴族和神職人員，標志著第三等級開始獨立表達政治訴求。 

6月20日，國王派軍隊驅散國民議會，代表們轉移到網球場繼續(xù)開會，史稱“網球場事件”。他們在此宣誓：不制定出法國憲法絕不解散，公開與國王和特權等級決裂，宣稱一切權力歸人民，國民議會代表法蘭西人民。此時，國王的威望大不如前——5月5日他蒞臨會議時全場歡呼，而6月20日在網球場，代表們對他嗤之以鼻，顯示出國王的精神權威已然衰落。

米拉波是這一時期的關鍵人物。他出身貴族（侯爵，后為伯爵），卻主動站在第三等級一邊，憑借出色的口才和輿論影響力成為革命早期領袖。他早年生活浪漫，曾游歷歐洲，后投身革命，利用報刊等輿論工具宣傳理念。但米拉波晚年立場動搖，與國王暗中勾結并收受賄賂，1791年去世時被尊為革命英雄，靈柩移入先賢祠。1792年，人民在國王保險柜中發(fā)現他與國王的密約，其“叛徒”身份曝光，1793年其靈柩被移出先賢祠。

網球場事件和國民議會的成立，是法國大革命爆發(fā)的重要標志，打破了舊制度的權力結構，為后續(xù)革命的深入發(fā)展埋下了伏筆。

當時米拉波是國民議會的革命領袖，他在網球場慷慨激昂地宣布，國民議會要改名為制憲議會，目標是制定法蘭西第一部憲法。他還宣稱，在完成制憲工作前，議會成員絕不離開網球場，除非國王用刀劍逼迫。于是，幾百名國民議會成員夜以繼日地討論完善憲法，分成早班和晚班，白天主要由米拉波和西哀耶斯負責，晚上則由拉法耶特牽頭。他們幾人都是貴族出身，就像古羅馬時期平民黨的領袖也常是貴族一樣，比如凱撒，他們得到了民眾的支持。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到1791年9月3日，制憲議會終于完成了法蘭西第一部憲法——1791年憲法。這部憲法確立了君主立憲制，明確規(guī)定了人權至高無上，天賦人權不可侵犯，還把自由、平等以及私有財產受保護等原則寫了進去。

在這之前，1789年7月14日發(fā)生了一件大事。當時國王干預會議，激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拉法耶特號召國民自衛(wèi)軍，民眾推選巴伊擔任巴黎市長，拉法耶特則成為國民自衛(wèi)軍總司令。在他們的支持下，人民沖擊并攻陷了巴士底獄，發(fā)生了流血沖突，殺死了巴士底獄的典獄長和一些瑞士雇傭軍。7月14日這一天后來成為法國的國慶日，攻陷巴士底獄也成為法國大革命的重要標志，從那時起，確定了藍白紅三色旗為法國國旗。

到了1789年10月5日，又發(fā)生了一件關鍵的事。當時國王和王后在凡爾賽宮召集禁衛(wèi)軍和瑞士雇傭軍舉行檢閱和盛大舞會，民眾認為這是要發(fā)動反革命政變。于是，在丹東、德穆蘭、羅伯斯比爾、馬拉等民間力量的煽動下，大批巴黎民眾，尤其是婦女們帶頭，步行30多公里從巴黎趕到凡爾賽宮，包圍了宮殿，迫使國王移居巴黎的杜伊勒里宮，國王從此從國家的統治者淪為被人民監(jiān)督的對象。國王的弟弟阿圖瓦伯爵和孔泰親王等貴族逃離巴黎，在法國南部和境外建立流亡政府，與革命黨控制的巴黎相對抗，并引發(fā)了歐洲各國君主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在1792年，以普魯士和奧地利為首的反法同盟建立。

此時的法國大革命面臨雙重的危機：一方面，在南部地區(qū)貴族們組織叛黨，巴黎的神父們則站在王黨一邊策劃暴動；另一方面，國外反法同盟的各國聯軍大軍壓境。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1792年，執(zhí)政的共和派人士打出了“自由不毋寧死”和“祖國在危機中”這兩個激昂人心的口號，法國革命在內憂外患的艱難處境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