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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迪威:野心家的布局: 昭、宣繼位與霍光輔政新研

 9133圖書館 2025-04-15 發(fā)布于甘肅

“事務(wù)與秦漢王朝統(tǒng)治”專輯

按語:秦漢時期是中國帝制時代的初創(chuàng)期這一時期的諸多論斷也為研究后續(xù)朝代的學(xué)者所承襲。20世紀(jì)初以降持續(xù)不斷的資料發(fā)現(xiàn),在傳世文獻(xiàn)之外,為更加貼近當(dāng)時來認(rèn)識秦漢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可能。將可能變?yōu)楝F(xiàn)實(shí),除了資料,還少不了對既有研究,包括思路的反思與拓展。政治史與制度史之外思考王朝統(tǒng)治還有無新的可能方式?事務(wù)能否成為研究的對象?先秦秦漢公號即將推出的系列文章更多體現(xiàn)了青年學(xué)者們的新探索,期待得到前輩、同道的支持與指教!

野心家的布局:

昭、宣繼位與霍光輔政新研

華迪威(清華大學(xué)歷史系)

摘 要:漢武帝崩后,霍光迎立漢昭帝劉弗陵繼位,獨(dú)攬大權(quán);昭帝崩后,霍光又先后迎立昌邑王劉賀及在民間的衛(wèi)太子之孫劉病己為帝。詳考昭、宣二帝的繼位過程與霍光輔政之作為,可以判定漢昭帝的繼位帶有極強(qiáng)偶然性,而非武帝早已有心立之?;艄獾仁芪涞圻z詔輔政之事恐難以盡信,不排除霍光偽造遺詔而樹立個人輔政地位的可能性。漢宣帝在民間時便與霍光副手張安世及故吏丙吉、杜延年等關(guān)系密切,其繼位并非是因?yàn)槿鄙僖勒?,而是因?yàn)槠淙穗H網(wǎng)絡(luò)皆是霍光精心編織,霍光如此作為是為了更方便控制漢宣帝,只是霍光的個人權(quán)威未能有效傳遞到下一代,宣帝不斷蓄積力量,終于在霍光死后將霍氏集團(tuán)一舉消滅。

關(guān) 鍵 詞:漢昭帝 漢宣帝 霍光 輔政 繼位

根據(jù)《漢書》勾勒的武昭之際政局線索,巫蠱之亂后四年,武帝崩逝,劉弗陵依遺詔繼位,霍光為輔政大臣之首,自此開啟西漢歷史的全新篇章,昭帝崩后,霍光又先后迎立昌邑王劉賀及在民間的衛(wèi)太子之孫劉病己為帝。仔細(xì)考察個中詳情,漢昭帝的繼位和霍光的輔政都有頗多疑點(diǎn),似彰顯出其中蘊(yùn)藏的合法性缺失問題,安子毓《西漢武昭之際政局辨疑》一文首先開啟對該問題的系統(tǒng)討論,他認(rèn)為“由于相關(guān)利益糾葛,西漢武昭之際的相關(guān)記錄多有改竄。所謂“立子殺母”的說法在時間上存在悖論。昭帝之封太子發(fā)生在武帝臨終時,而霍光得封將軍甚至可能發(fā)生在昭帝繼位之后,其是否為武帝遺命已頗堪疑?!盵1]這一論述給予我們很大啟發(fā),但仍有未盡之處。本文在此基礎(chǔ)上探討漢昭帝、宣帝繼位與霍光輔政的合法性等問題,望方家指正。

一、論漢昭帝繼位的偶然性

《漢書·外戚傳》載:“拳夫人進(jìn)為倢伃,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太〕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盵2]這被不少學(xué)者解讀為武帝有意改立儲君之信號,從而勾連起巫蠱之禍與“堯母門”之命名的關(guān)聯(lián)。[3]但這段記載頗有后見之明的色彩在,顯示出追溯和渲染的痕跡,呂宗力便指出“孕期超常,在漢代也是一種出生神話?!盵4]并進(jìn)一步分析這樣記載的出現(xiàn)原因:“僥幸勝出的繼位之君,真的很需要這樣的神話,來鞏固強(qiáng)化自己的帝位乃至自信心?!盵5]此論可謂切中肯綮,因?yàn)闈h昭帝的繼位確實(shí)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锻馄輦鳌份d:

“衛(wèi)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久之?!盵6]

可知即便是在衛(wèi)太子敗后,劉弗陵依然并未擁有第一順位的繼承順序,是在燕王旦、廣陵王胥、齊懷王、昌邑王皆無繼位可能性的情況下才被確立為儲君,且盡管已無競爭對手,武帝依然因?yàn)閾?dān)心女主專權(quán)而猶豫再三,可見巫蠱之禍的發(fā)生實(shí)屬偶然,并非是武帝為了改換為劉弗陵的政治運(yùn)動,如果武帝早就有心劉弗陵,當(dāng)在衛(wèi)太子敗后便確立其儲君地位,以避免他人再生覬覦之心,誘發(fā)類似巫蠱之禍這樣的巨大變動。

據(jù)《漢書·霍光傳》,武帝正式確立劉弗陵為嗣君是在其駕崩的前一天[7],似乎武帝的猶豫是持續(xù)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劉弗陵實(shí)在是他無奈的選擇,如果真的早已決定立劉弗陵為嗣,當(dāng)在其生前公布以安眾心,也能確保劉弗陵帝位的穩(wěn)固,其合法性也不會存在問題。但漢武帝并沒有如此做,可知所謂早已有心立之、上常言“類我”的記載皆是為了塑造漢昭帝繼位的合法性、神圣性和必然性而附會的。

老皇帝喜歡幼子的事情在漢代并非只有這一次,劉邦便更喜歡戚夫人為他誕下的趙王如意,以各種信號傳遞易儲之事勢在必行,《史記·留侯世家》載: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盵8]但在張良、叔孫通、商山四皓等人的幫助下,改換儲君之事還是沒有發(fā)生。宣帝時也有類似的故事,太子“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毙圩魃唬骸皾h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nèi)蔚聰湥弥苷?!且俗儒不達(dá)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shí),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倍跄笍垈寔刃?。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盵9]

元帝被宣帝認(rèn)為是“亂我家者”,措辭如此嚴(yán)厲,卻也終究未曾更換儲君。我們可以推知,如果不是江充在太子宮掘得桐木人逼得太子不得不起兵一搏而最終敗亡,不論漢武帝有多么喜歡幼子,大概也不會貿(mào)然改換儲君,太子據(jù)的繼位本是順理成章的。劉邦所謂的“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盵10]和漢宣帝所謂的“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更像是一種托辭,背后實(shí)際上還是嫡長子繼承制以及長期為太子繼位做準(zhǔn)備的大臣集團(tuán)的共同羈絆。種種證據(jù)都反映出漢昭帝的繼位并非順理成章、勢在必行,而是武帝不得已的選擇,這是昭帝繼位合法性不足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還有昭帝生母趙倢伃被殺一事,安子毓便指出趙倢伃家并無多少勢力,不具備專權(quán)的條件,且在君主年幼之時,依靠母后比依賴權(quán)臣要安全許多,以虛無的猜忌將幼主最值得信賴的生母殺死而相信臣子的忠心并不是明智之舉[11]。這一看法是非常精當(dāng)?shù)?。趙倢伃“有過見譴,以憂死”[12]的死因過于籠統(tǒng),缺乏細(xì)節(jié),如果真的是因?yàn)橐⒂鬃佣鴼⑵淠?,殺其母之后很久仍然不正式冊立幼子便令人不解。褚少孫補(bǔ)《史記·外戚世家》對趙倢伃之死有相當(dāng)詳盡的細(xì)節(jié)補(bǔ)充,但多未可信。[13]且趙倢伃不論是初遇武帝前的“望氣者言此有奇女”[14],還是之后的十四個月孕期,均帶有神異色彩,恐非其實(shí),其父遭受宮刑而早卒,本人又在昭帝繼位前便被殺,昭帝的身世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死無對證,這種死無對證是一種偶然還是多種因素競爭后的結(jié)果無法確考,但趙倢伃和武帝的相繼去世,客觀上讓昭帝的身世難以自明。

在眾多大臣對太子之位的謀劃中,我們從未見到劉弗陵的影子,如《漢書·劉屈氂傳》載:“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愿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盵15]李廣利和劉屈氂皆欲扶持昌邑王為儲君,卻從未見過有臣子處心積慮扶持劉弗陵的記載,蓋劉弗陵當(dāng)時不到十歲,其母趙倢伃及其家族并無多大勢力,大臣投資劉弗陵的收益不大,因而無人問津,也可以看出劉弗陵在繼位前并無多少政治資源作為后盾,因而其繼位之初便面臨鞏固帝位的需要,《漢書》中關(guān)于武帝給予劉弗陵特殊青睞的記載大概都是在昭帝僥幸繼位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

而昭帝繼位后燕王旦的反應(yīng)也有值得琢磨之處,《漢書·武五子傳》載:

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鼻残页級畚鏖L、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zhí)金吾廣意,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莋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群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盵16]

在武帝崩后,昭帝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認(rèn)為璽書內(nèi)容單薄,懷疑京師有非常情況發(fā)生,于是讓幾名幸臣去長安以問禮儀為由打探情況,而打聽的內(nèi)容是武帝因何病去世,立的是誰的兒子,年齡幾何,可見燕王旦本人并不清楚武帝身邊還有劉弗陵的存在,也可側(cè)面推知劉弗陵從來未被燕王旦視作皇位的有力競爭者。而執(zhí)金吾廣意的回答很可能反映了當(dāng)時的真實(shí)情況,他在宮中等待命令,驟然聽到武帝駕崩的消息,然后就傳來諸將軍立太子為帝的消息(“共立”二字也反映出昭帝繼位的合法性有武帝賦予和諸將軍賦予兩種可能),這位幼主年八九歲,未出席武帝葬禮,即便皇帝身邊的執(zhí)金吾,也對劉弗陵并無多大了解,在武帝駕崩之前,他對劉弗陵的存在一無所知,即便昭帝已經(jīng)繼位,有關(guān)昭帝的消息依然只是傳言,大多數(shù)人無從得見幼主,這不得不令人起疑,連武帝的親兒子和近臣都對這位所謂的太子知之甚少,這是不符合邏輯的,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在武帝駕崩以前,劉弗陵從未出現(xiàn)在政治舞臺上。燕王旦所說的“立者疑非劉氏”[17]和“我安得弟在者!”[18]不宜僅僅視為起兵謀反的宣言,很可能是帶有一定真實(shí)信息的。

綜上,漢昭帝的繼位帶有很強(qiáng)的偶然性,在他繼位前,似未對政局有過任何影響,乃至武帝近臣和親子都對他一無所知。昭帝的繼位與霍光等人的鼎力扶持有直接聯(lián)系,霍光輔政集團(tuán)的組成是否出于武帝遺詔也就成為了亟需探討的問題。

二、霍光輔政的合法性質(zhì)疑

《漢書·霍光傳》載:

征和二年,衛(wèi)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fù)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dāng)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惫忸D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比沾斠嘣唬骸俺纪鈬?,不如光?!鄙弦怨鉃榇笏抉R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仆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yàn)橛反蠓颍园菖P內(nèi)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于光。[19]

此段記載點(diǎn)出霍光輔政地位是由武帝在臨終前一日的遺詔中賦予,然前文指出執(zhí)金吾廣意并未收到任何詔令,連武帝去世的消息都是聽說的,從遺詔頒布到武帝去世實(shí)有一日之差,但宮中的執(zhí)金吾卻對此一無所知,可知遺詔的內(nèi)容在頒布以后并未第一時間公之于眾。這不禁讓我們想到侍中王忽在昭帝繼位后的表現(xiàn):“時衛(wèi)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yáng)語曰:“帝(?。脖馈?,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盵20]王忽為宮中侍中,據(jù)他所言武帝去世前并無遺詔封霍光等人,而霍光得知此事后嚴(yán)厲責(zé)問其父右將軍王莽,王莽不得已而殺其子?!堆嗤醯﹤鳌份d:“蓋主報言,獨(dú)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盵21]可知王莽與霍光關(guān)系密切,立場統(tǒng)一,王莽的兒子應(yīng)當(dāng)不可能故意放出謠言誣陷霍光,而霍光如此憤怒,王莽大概正是在霍光的言語暗示下將王忽殺死以封其口。這促使我們重新審視關(guān)于武帝遺詔封霍光等三人之事。

《霍光傳》載:“先是,后元年,侍中仆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fā)書以從事?!边z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盵22]蓋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三人是因?yàn)楣餐D殺謀反的莽何羅兄弟因而得以封侯,但令人不解的是為何這樣的事情還要在武帝崩后才發(fā)布,事態(tài)平息后馬上行封賞之事便可,在身后發(fā)書實(shí)在是天然降低其遺詔的真實(shí)性,而且僅憑此事便成為輔政大臣更是難以取信天下之人。在武帝遺詔之前,霍光等三人并未活躍在政治舞臺,只是常在武帝左右侍奉而已,在武帝末年,三人也并未在政治決策層面起到過重要作用,而這樣的三個人竟然成為了輔政的核心,不得不讓人起疑,王忽所言“群兒自相貴耳”恐怕不可簡單視為謠言。而《霍光傳》中載錄的武帝以周公輔成王像賜霍光的行為也頗為可疑,因?yàn)槲涞郾揪蛯Τ甲訉?quán)有頗多防范,政由己出,乾綱獨(dú)斷,連政治勢力幾近于無的趙倢伃都不能容,安能容得下有臣子以類似周公的方式輔佐自己的兒子呢?所謂武帝以周公輔成王像賜霍光這樣的記載,大概也是霍光集團(tuán)為了粉飾、加強(qiáng)其輔政的合法性而事后追加的。

依《霍光傳》,在武帝床前受其遺詔的有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金日磾傳》只載其“為光副”[23],未提及上官桀、桑弘羊受詔輔政;《昭帝紀(jì)》載“大將軍光秉政,領(lǐng)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盵24]又未言及桑弘羊受詔之事;《車千秋傳》載“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遺詔,輔道少主?!盵25]又不見上官桀受詔之事。關(guān)于具體受詔者有誰,此等大事不當(dāng)有他說,但同書諸傳中便有如此多的出入,不得不讓人懷疑輔政集團(tuán)的形成是有先后次序的,諸多記載中,只有霍光和金日磾二人是確定無疑的,二人在武帝面前的推讓也非常生動,但二人并無行政經(jīng)驗(yàn),其實(shí)都并非輔政首選,似乎是武帝強(qiáng)以為輔政大臣,結(jié)合武帝病重的情況,大概武帝此時已無余力擇定最合適的輔政人選,二人或許是因?yàn)樵谖涞劢远靡杂袡C(jī)會越過武帝,自行決定輔政集團(tuán)人選,大概上官桀和桑弘羊是在此時被二人納入輔政集團(tuán),這便是《霍光傳》中四人床前受詔這一情況的一種可能性。而田千秋畢竟是丞相,理論上的天子之下第一人,如果不納入輔政集團(tuán)難以服眾,因而霍光等人將其補(bǔ)充入輔政集團(tuán)名單,但是從田千秋本人的表現(xiàn)中或可一窺他對于此事的真實(shí)想法:

千秋居丞相位,謹(jǐn)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nèi),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fù)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苯K不肯有所言。[26]

霍光明言“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表明他認(rèn)可田千秋的輔政大臣地位,并客氣地表示丞相治外,霍光治內(nèi),希望田千秋多加幫助,而田千秋卻只讓霍光自己多留意天下政務(wù),始終不肯有所言,大概正是出于對霍光成為輔政核心方式并不正當(dāng)?shù)恼J(rèn)識,田千秋知道自己雖為丞相,但實(shí)權(quán)畢竟是在霍光手上,他不宜對政務(wù)發(fā)表太多言論以影響政局,他清楚自己被寫入輔政大臣名單正是霍光授意的結(jié)果,又怎會在這樣的局勢下多言呢?他也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做到了明哲保身,而上官桀和桑弘羊就因?yàn)閷艄鈱?quán)的不滿而有所圖謀,終致身死家敗。

霍光的輔政之權(quán)是由于他在武帝崩逝前在其左右,故與金日磾商量,偽造遺詔以自貴,為了籠絡(luò)朝臣,又不得不隨后添加上官桀、桑弘羊和田千秋三人,最終形成五人輔政集團(tuán)的局面,而二號核心人物金日磾早逝,上官桀、桑弘羊被誅殺,田千秋不肯有所言退出政治舞臺,霍光最終得以大權(quán)獨(dú)攬,先輔昭帝,再先后迎立昌邑王劉賀和漢宣帝。

而漢昭帝名為弗陵也令人起疑,關(guān)于其姓名的記載僅見于《漢書·武帝紀(jì)》:(后元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盵27]除此之外,《漢書》他處未提及昭帝之姓名。值得一提的是,漢代諸帝,高祖劉邦、惠帝劉盈、文帝劉恒、景帝劉啟、武帝劉徹、昭帝劉弗陵、宣帝劉詢、元帝劉奭、成帝劉驁、哀帝劉欣、平帝劉衎、孺子劉嬰中,僅昭帝為二名,實(shí)際上中國歷代皇帝為二名的也是少數(shù),在東晉之前更是僅有昭帝一例。

昭帝為二名,與時代風(fēng)氣頗為不合,儒家思想認(rèn)為“二名非禮”,一般情況下,社會精英和皇族絕少二名者,皇帝即便曾經(jīng)為二名,也會下詔更名,如宣帝原名病己,后下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28]更名為劉詢;平帝本名箕子,后下詔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使太師光奉太牢吿祠高廟?!泵峡翟唬骸捌降郾久樱恍b?;?,用器也,故云通于器物?!盵29]因二名多帶有民間色彩,反映出身份地位上較為卑賤,宣帝生長民間時可以二名,入得大統(tǒng)便不得不更名,王莽更是“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fēng)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jǐn)更名曰知?!盵30]不僅對漢人之名進(jìn)行單名化,連匈奴單于都遵循其道,可見單名還是一種文化上較為優(yōu)越、先進(jìn)的體現(xiàn)。因而,如果昭帝深受武帝喜愛,當(dāng)不至于以二名,且是“弗陵”這么奇怪的兩個字名之。

私以為弗陵二字非武帝命名,而是出于霍光,弗者,不也,陵者,凌駕、逾越也,弗陵者,居上而實(shí)不凌駕、超越于他人也,霍光很可能以這樣的命名讓昭帝明白他雖為皇帝,但本無實(shí)權(quán),并不凌駕于輔政大臣霍光之上,昭帝實(shí)際上是霍光的傀儡。或許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昭帝成年之后,依然以軍國大事“遂委任光”[31],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劉賀繼位不久便被廢黜,因?yàn)閯①R過于急切從霍光手中奪權(quán)了[32]。

三、論宣帝繼位背后的政治謀劃

劉賀被廢后,扶持何人為新皇帝成為了霍光等人面對的緊要問題。《霍光傳》載:

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wèi)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fù)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ㄌ泊蟆匙谕鏊?,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yǎng)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jīng),躬行節(jié)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被侍笤t曰:“可?!盵33]

扶持劉病己似乎是漢庭不得已的選擇,辛德勇認(rèn)為宣帝沒有政治勢力作根基,也更容易擺布,是符合霍家理想的傀儡皇帝。[34]但實(shí)際上劉病己在民間并非無人知曉,前文“咸稱述焉”的記載反映出漢庭一直在關(guān)注著他的一舉一動,而如果我們勾勒出劉病己的人際交往網(wǎng)絡(luò),可以發(fā)現(xiàn)他與朝堂之上的不少重臣有密切聯(lián)系:

杜延年。《漢書·杜延年傳》載:“時宣帝養(yǎng)于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盵35]杜延年此時為太仆,因其子與劉病己關(guān)系密切,率先向霍光、張安世推薦,霍光接受了他的建議,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36],與霍光是故吏與故主的關(guān)系。

丙吉。丙吉在推薦劉病己一事上出力甚勤,當(dāng)年在巫蠱大獄中他便竭力保護(hù)了皇曾孫劉病己的安全,丙吉在民間好生贍養(yǎng)劉病己,又“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盵37]也是霍光的故吏。

張賀、張安世、張彭祖。張賀為張安世之兄,時任掖庭令,“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yǎng)甚謹(jǐn),以私錢供給教書。”[38]張賀為戾太子故吏,因念舊恩,故待劉病己甚為恭謹(jǐn)?!百R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yù)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wèi)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fù)言予女事?!谑琴R止?!盵39]此時昭帝初立,政局未穩(wěn),衛(wèi)太子孫劉病己的存在無疑是新生昭帝政權(quán)的一個威脅,張安世制止這樣的婚事實(shí)際上是一種保護(hù),劉病己在民間保持低調(diào)、不豫世事才能盡可能保全自己,以謀遠(yuǎn)圖。宣帝登基后也認(rèn)為:“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盵40]而張安世更是霍光親自選擇的副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勛,以自副焉?!盵41]張安世與霍光一同輔政,他很可能是在霍光授意下特意減輕眾人對劉病己的關(guān)注,以使其保持低調(diào),蟄伏待機(jī)。張安世之子張彭祖更是小與上同席研書”[42],試問,一位輔政大臣的兒子為何會與身處掖庭的劉病己一同讀書呢?想必這是張氏父子早就開始醞釀的政治投資。

劉病己看似生長民間,但與輔政大臣張安世的兒子從小一起讀書、學(xué)習(xí),又得到了第一權(quán)臣霍光麾下兩位故吏的貼心照顧,而這幾位朝臣又都非常重視對劉病己的文化教育,如果劉病己僅僅是毫無政治前途的罪臣之孫,這些朝臣斷無必要對其如此重視,但劉病己不僅僅是衛(wèi)太子的孫子,更是漢武帝的曾孫,這樣的身份注定其同時面對著風(fēng)險與機(jī)遇,張安世等人的小心謹(jǐn)慎,就是在最大限度避免風(fēng)險以蟄伏待機(jī)。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似乎看不出霍光早已對劉病己有所了解的影子,但這些一直培養(yǎng)、照顧劉病己的朝臣又無不與霍光關(guān)系密切,以霍光對朝政的專斷,不可能對這樣的私養(yǎng)之事一無所知。我們大概可以判斷,正是在霍光的授意下,丙吉、杜延年、張安世等人才對劉病己如此照顧,在昭帝在位時,霍光很可能就對劉病己有所關(guān)注,并將其列入了傀儡皇帝的選擇范圍之中,而劉病己因緣際會真的繼位時,與他關(guān)系最為親近的人,基本都是霍光門下的故吏,那么他繼位后完全為霍光所擺布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很高了?;艄鉃樾l(wèi)太子的表親,從輩分而言比宣帝大兩輩,選擇這樣一位所有勢力網(wǎng)絡(luò)皆以霍光為核心且輩分比劉賀更低的皇帝,自然是便于霍光控制的,宣帝并非是因?yàn)槠渌蕾嚨钠琳仙俣贿x擇,而是因?yàn)樗钠琳先际腔艄獾淖蟀蛴冶鄱贿x擇。

也正因?yàn)樾鄹σ焕^位便處于霍光為他編織的人際網(wǎng)絡(luò)之中,他不得不對霍光百般恭敬,而霍光更是肆無忌憚,試圖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到宣帝的所有人際關(guān)系中,乃至使其妻霍顯“私使乳醫(y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43]。如此之種種讓宣帝覺得芒刺在背,但霍光畢竟有迎立之功,不過霍光死后宣帝便再無顧忌,對霍家進(jìn)行了血腥的鎮(zhèn)壓。宣帝雖才能遠(yuǎn)遠(yuǎn)高出劉賀,但在霍光在世時也只能忍耐,當(dāng)霍光的兒子們試圖重新延續(xù)這種權(quán)威時才遭到滅頂之災(zāi)。實(shí)際上歷代權(quán)臣多在身后遭受清算,因?yàn)闄?quán)臣的權(quán)威往往僅局限于個人,而無法延續(xù)到其子孫,霍氏之覆滅正是如此。

*本文為陜西省社會科學(xué)基金項(xiàng)目“陜西出土漢魏晉南北朝碑刻研究”(2020G014)、西北大學(xué)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xiàng)目孵化計劃”項(xiàng)目“西漢吏治研究”(19XNFH02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安子毓:《西漢武昭之際政局辨疑》,《齊魯學(xué)刊》2020年第4期。

[2]《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956頁。

[3]宋艷萍:《論“堯母門”對西漢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觀的影響》,《史學(xué)月刊》2015年第4期。

[4]呂宗力:《漢代的謠言》,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 2011年,第177頁。

[5]呂宗力:《漢代的謠言》,第179頁。

[6]《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上》,第3956頁。

[7]《漢書》卷六八《霍光傳》,第2932頁。

[8]《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46頁。

[9]《漢書》卷九《元帝紀(jì)》,第277頁。

[10]《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7頁。

[11] 參見安子毓:《西漢武昭之際政局辨疑》,《齊魯學(xué)刊》2020年第4期。

[12]《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上》,第395頁。

[13] 參見勞榦:《霍光當(dāng)政時的政治問題》,收入《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39頁。

[14]《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上》,第3956頁。

[15]《漢書》卷六六《劉屈氂傳》,第2883頁。

[16]《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第2751頁。[17]《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第2753頁。

[18]《史記》卷六〇《三王世家》,第2118頁。

[19]《漢書》卷六八《霍光傳》,第2932頁。

[20]《漢書》卷六八《霍光傳》,第2933頁。

[21]《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第2756頁。

[22]《漢書》卷六八《霍光傳》,第2933頁。

[23]《漢書》卷六八《金日磾傳》,第2962頁。 [24]《漢書》卷七《昭帝紀(jì)》,第217頁。

[25]《漢書》卷六六《車千秋傳》,第2886頁。

[26]《漢書》卷六六《車千秋傳》,第2886頁。

[27]《漢書》卷六《武帝紀(jì)》,第211頁。

[28]《漢書》卷八《宣帝紀(jì)》,第256頁。

[29]《漢書》卷一二《平帝紀(jì)》,第352頁。

[30]《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第3819頁。

[31]《漢書》卷六八《霍光傳》,第2936頁。

[32]可參辛德勇:《?;韬顒①R》,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第136-139頁。

[33]《漢書》卷六八《霍光傳》,第2947頁。

[34]辛德勇:《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11頁。

[35]《漢書》卷六〇《杜延年傳》,第2665頁。

[36]《漢書》卷六〇《杜延年傳》,第2662頁。

[37]《漢書》卷七四《丙吉傳》,第3143頁。

[38]《漢書》卷八《宣帝紀(jì)》,第236頁。

[39]《漢書》卷九七上《孝宣許皇后傳》,第3964頁。

[40]《漢書》卷五九《張安世傳》,第2651頁。

[41]《漢書》卷五九《張安世傳》,第2647頁。

[42]《漢書》卷五九《張安世傳》,第2651頁。

[43]《漢書》卷六八《霍光傳》,第2952頁


本文原載《秦漢研究(第十七輯)》,西北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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