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邦勛，曾在情報局駐贛辦事處工作過，后任交通部第一交警總局專員）

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名目繁多，關系錯綜復雜，一般人只知道有中統(tǒng)、軍統(tǒng)兩大特務系統(tǒng)，卻不知道它們前身的錯綜隸屬關系。

中統(tǒng)的前身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科（處），有一段時間又稱特工總部，是屬于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一個特務機構，其頭子是陳立夫的親信徐恩曾等。

軍統(tǒng)的前身為特務處，是屬于以效忠于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干組成的秘密團體復興社下面的一個特務機構，其頭子是戴笠。

中統(tǒng)這個特務系統(tǒng)成立雖然比軍統(tǒng)要早好多年，而且中統(tǒng)的頭子陳立夫、徐恩曾等在國民黨內(nèi)的資望和地位，也是僅為黃埔軍校六期肄業(yè)的戴笠所遠遠不及的，因此戴向來被陳、徐等人瞧不起；但戴笠不甘落后，死心塌地為蔣介石賣命，日益取得蔣的信任，勢力發(fā)展很快，大有后來居上之勢。于是雙方為了爭寵邀功勾心斗角，互相猜忌、磨擦，矛盾越來越深。

蔣介石看到徐恩曾和戴笠分別各掌握一個特務組織，互相磨擦，不能協(xié)作共事，分散了特務的力量，不利于他的反動統(tǒng)治；而陳立夫更忌戴笠深得蔣的信任，羽翼日益豐滿，就力圖把戴笠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便加以控制。于是約在1933年間，蔣介石就成立了一個統(tǒng)一的特務機關——情報局，以陳立夫為局長、陳焯為副局長，局址設在南京四條巷。該局下設第一、二、三處：第一處即徐恩曾掌握的中統(tǒng)特工總部；第二處即戴笠掌握的復興社特務處，新成立的第三處掌握郵電檢査，由陳焯兼任處長。

情報局成立以后，陳立夫想控制和利用戴笠，而戴卻始終不為其用。徐恩曾的第一處和陳焯的第三處均一切聽命于陳立夫的指揮，唯獨戴笠的第二處卻獨斷專行，對陳立夫只是虛與應付，只求得到蔣介石一人的寵信。

雖然從組織系統(tǒng)上來說，戴笠的第二（特務）處是情報局屬下的一一個機構，其一切陰謀策劃理所當然地應向主管局長陳立夫報告請不，陳對戴有直接指揮監(jiān)督之權，但是戴笠對情報局長陳立夫的態(tài)度卻是對內(nèi)對外都實行封鎖，有關第二處的組織人事、經(jīng)費和情報活動等等，陳立夫都無法了解和過問，不但第二處的一切工作情況都只以戴笠名義直接向蔣介石報告請示，從不經(jīng)過陳立夫之手，就是第二處的公地點，情報局其他的人也不知道究竟在哪里，還以為是在南京北門橋雞鵝巷53號，其實那只是戴笠個人居住、會客和對外公開聯(lián)絡的處所。

第二處的處址從1932年成立復興社特務處時起，開始設在南京徐府巷三號，1933年夏遷至南京鼓樓四條巷六號，1936年復又遷至南京豐富路洪公祠。這些地方對外都是保密的，連情報局里非第二處的人包括陳立夫在內(nèi)都不知道，戴笠手下的特務們也無人敢于向外泄露，違者要受嚴厲的紀律處分。

第二處里的一般特務，連情報局和特務處之間的上下級隸屬關系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特務處這個組織的名稱和該處是直屬蔣介石領導的。

情報局長陳立夫，為了控制戴笠，想方設法企圖掌握第二處的情報，就在1934年1月，以蔣介石調兵遣將“圍剿”江西紅軍長期駐在南昌指揮作戰(zhàn)，需要有特務機構隨身聽用為由，設立了一個情報局駐贛辦事處，由第一、第二、第三處分別派員組成，要求將第一、第二兩處的情報統(tǒng)交辦事處匯編，就近送給蔣介石，作為策劃“圍剿”江西紅軍的軍事部署的參考。

對此戴笠心中雖不愿意，但也不敢反對，就指派趙世瑞、曾徹、朝燧、李邦勛四名特務參加辦事處的工作；徐恩曾也派董明炯、環(huán)翼謀、陸志直和丁某四個特務及電臺（陸、丁二人是電臺報務員）；陳焯又派吳嵩慶、吳肇祥、陳李超、唐某四個特務，共計12個人，組成了以吳嵩慶為主任的情報局駐贛辦事處，到南昌租定毛家園一棟二層樓房作為辦公處所。

吳嵩慶商得南昌行營機要課課長毛慶祥的同意，以南昌行營機要課第二股的名義作為辦事處的公開掩護。情報局駐贛辦事處成立后，戴笠又另派姚敦文、劉杰兩個特務譯電員常駐南昌行營機要課內(nèi)，一面把重要情報逕直由南京直報南昌行營機要課，由姚、劉二人譯交毛慶祥送呈蔣介石；一面又從南京毎大郵寄一些零星片斷、無甚重大價值值的情報給辦事處，徐恩曾也從南京每天郵些零星的情報來，雙方互相扯皮敷衍應付，因此把辦事處主任吳嵩慶氣走了（吳是保定軍校畢業(yè)的，自視甚高，欲望很大，本是一個不得志的失意軍官，開始接受辦事處主任的職務時，興高來烈，滿面春風，以為能夠掌握第一、第二兩個處的全部情報，就有機會跟蔣介石接近，“前途”大有可為；到南昌后不久就發(fā)覺戴笠的態(tài)度只是欺騙陳立夫的應付手段，不是真誠合作；而徐恩曾也是采取同樣的態(tài)度，于是灰心喪氣，大罵戴笠和徐恩曾，一場空歡喜，做了三個月的空頭辦事處主任，就只好辭職而去）。

吳去職后，情報局任命吳肇祥繼任辦事處主任，這樣勉強維持到1934年底，隨同南昌行營的撤銷而宣告結束，11個特務就按各自的系統(tǒng)分別回到不同的特務機構去了。

在1935年以前，中統(tǒng)特務機構的力量如日中天，是當時戴笠的復興社特務處所遠遠不及的，因此戴笠一向對陳立夫、徐恩曾等表面上謙恭有加，尊稱陳、徐為“長”，而以“后學”自居；實際上卻并沒有把陳、徐等放在眼里，只是那時尚顧忌自己的羽翼未豐而已。

1934年8月，蔣介石把南昌行營調査課這一特務組織由鄧文儀之手轉交給戴笠撃握之后，戴的勢力遂驟然增大，氣焰日益囂張，戴對陳、徐等人的態(tài)度也就越來越徽慢不恭了。從此，中統(tǒng)和軍統(tǒng)之間雙方的猜忌、磨擦和矛盾更益加深。

1935年，蔣介石把情報局改稱為軍事委員會調査統(tǒng)計局，仍以陳立夫、陳焯為正副局長，內(nèi)部組織也仍同情報局時一樣。

直到1938年下半年，才將該局改組，其第一處擴大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簡稱中統(tǒng)局；其第二處擴大組織，仍沿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的名稱，簡稱軍統(tǒng)局；其第三處改為軍事委員會特檢處，仍掌管郵電檢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