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認定“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裁判意見9條

風鈴7505 2025-01-12 發(fā)布于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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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債權轉讓后因原基礎合同履行發(fā)生糾紛，在當事人沒有特別約定的情況下，一般應當依原基礎合同確定管轄法院，原借款合同中出借人為合同約定的接收還款貨幣的一方，可將原借款合同中出借人住所地認定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云盛公司主張系依據債權轉讓合同中自永鴻興擔保公司處受讓取得的債權，提起本案訴訟。債權轉讓后因原基礎合同履行發(fā)生糾紛，在當事人沒有特別約定的情況下，一般應當依原基礎合同確定管轄法院。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中關于管轄作了“如發(fā)生爭議向債權人（最終受讓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約定，該條款由于在約定時最終受讓人并不確定且事實上也不可能參與締結該條款，故上述管轄條款不發(fā)生法律效力。在借款合同約定的管轄條款未生效的情況下，可以依據合同糾紛的一般管轄原則確定管轄法院。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關于“合同約定履行地點的，以約定的履行地點為合同履行地。合同對履行地點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的規(guī)定，案涉借款合同中出借人為合同約定的接收還款貨幣的一方，潞州農商行系本案基礎合同的出借人，可以認定為接收還款貨幣一方，潞州農商行住所地可以認定為合同履行地。潞州農商行住所地為山西省長治市潞州區(qū)，本案可以由長治市潞州區(qū)人民法院管轄。

索引：山東云盛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與王靈靈追償權糾紛案；案號：（2023）最高法民轄47號；裁判日期：二Ｏ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2.買賣合同一方起訴請求判令支付貨款的，出賣人作為案涉合同約定的接收貨幣一方，其所在地可以認定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廣鏵電鍍廠起訴請求判令睿碩公司支付貨款，廣鏵電鍍廠作為案涉合同約定的接收貨幣一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關于“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交付不動產以外的其他標的的，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的規(guī)定，廣鏵電鍍廠的所在地可以認定為合同履行地，廣州市番禺區(qū)人民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

索引：廣州市番禺區(qū)廣鏵電鍍設備廠與寧波睿碩汽車零部件科技有限公司等加工合同糾紛案；案號：（2023）最高法民轄34號；裁判日期：二Ｏ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3.股權轉讓協(xié)議出讓方請求支付股權轉讓款，其爭議標的屬于給付貨幣，出讓方作為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鄧慧生依據股權轉讓協(xié)議，請求舒魏支付相應的股權轉讓余款，其爭議標的屬于給付貨幣，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鄧慧生住所地為深圳市南山區(qū)，可以認定為為合同履行地。

索引：鄧慧生訴舒魏股權轉讓糾紛案；案號：（2023）最高法民轄31號；裁判日期：二Ｏ二三年三月八日。

4.金融借款合同約定的管轄法院與本案爭議沒有實際聯(lián)系的情況下，協(xié)議管轄條款無效，雙方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請求支付貨幣一方為接收貨幣一方，其所在地作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湖北消費金融公司與秦曉強簽訂的《個人消費貸款合同》第13條明確約定：雙方因履行合同發(fā)生爭議，應協(xié)商解決；協(xié)商不成的，雙方同意向合同簽訂地北京市西城區(qū)人民法院起訴。但是，湖北消費金融公司未提供證據材料用以證明案涉合同的實際簽訂地在北京市西城區(qū)，同時，湖北消費金融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qū)，借款人秦曉強的住所地在河北省趙縣，均不在北京市西城區(qū)，北京市西城區(qū)與本案爭議沒有實際聯(lián)系。

此類小額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出借方一方主體特定、借款方一方主體不特定，存在著面廣量大的情形，雖然協(xié)議選擇北京市西城區(qū)人民法院管轄，系雙方當事人在案涉合同中進行的明確約定，但是，在無證據材料可以用以證明北京市西城區(qū)與本案爭議有實際聯(lián)系的情況下，就此認定北京互聯(lián)網法院是本案的管轄法院，勢必造成大量的“異地”案件通過協(xié)議管轄進入約定法院，破壞正常的民事訴訟管轄公法秩序，故案涉協(xié)議管轄條款無效。

本案中，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接收貨幣一方湖北消費金融公司所在地的武漢市武昌區(qū)人民法院，作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和秦曉強住所地趙縣人民法院，對本案均有管轄權。

索引：湖北消費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與秦曉強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案號：（2023）最高法民轄26號；裁判日期：二Ｏ二三年三月八日。

5.合同糾紛中一方起訴要求另一方履行合同中約定的付款義務的，爭議的合同義務是以給付貨幣為內容，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本案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曹升紅因與巾幗西麗公司就案涉《懷寧新縣城垃圾壓縮中轉站及公廁運營管理承包合同》的履行產生爭議并提起訴訟，屬于合同糾紛。現曹升紅起訴要求判令巾幗西麗公司支付拖欠的中轉站及公廁運營管理承包費用，針對的是案涉《懷寧新縣城垃圾壓縮中轉站及公廁運營管理承包合同》中約定的付款義務，爭議的合同義務是以給付貨幣為內容的，故本案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接收貨幣一方即本案原告曹升紅所在地為本案合同履行地。

索引：曹升紅與巾幗西麗環(huán)境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合同糾紛案；案號：（2023）最高法民轄17號；裁判日期：二Ｏ二三年二月二十日。

6.雖然原告起訴請求是判令被告支付金錢，但該請求支付金錢，并不是案涉合同約定的標的，而是來自于原告提出的訴訟請求，不能理解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接收貨幣”。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黃寶忠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湖南博陽公司、戴國英未履行組織項目投標義務，請求法院判令湖南博陽公司、戴國英退回定金等。案涉《工程項目合作協(xié)議書》約定，湖南博陽公司負責組織投標公司，提供銀行信貸證明、投標保函等事宜。雖然本案黃寶忠起訴請求是判令湖南博陽公司、戴國英退回定金，黃寶忠是接受退回定金的一方。但是，前述“接受退回定金”，并不是案涉《工程項目合作協(xié)議書》約定的標的，而是來自于黃寶忠提出的訴訟請求，不能理解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接收貨幣”。

從案涉《工程項目合作協(xié)議書》簽訂的情況看，合同約定的標的是湖南博陽公司、戴國英履行組織項目投標義務，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其他標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關于“其他標的，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的規(guī)定，湖南博陽公司作為履行義務一方，其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長沙市開福區(qū)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轄法院。

索引：黃寶忠與湖南博陽盛建筑勞務咨詢有限公司等合同糾紛案；案號：（2022）最高法民轄119號；裁判日期：二Ｏ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7.訴訟請求為給付金錢的，不應簡單地以訴訟請求指向金錢給付義務而認定爭議標的即為給付貨幣，而應根據合同具體內容明確其所指向的合同義務。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三條規(guī)定：“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薄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guī)定：“合同對履行地點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痹撘?guī)定所稱“爭議標的”是指當事人訴訟請求所指向的具體合同義務。訴訟請求為給付金錢的，不應簡單地以訴訟請求指向金錢給付義務而認定爭議標的即為給付貨幣，而應根據合同具體內容明確其所指向的合同義務。

本案系勞務派遣合同糾紛，當事人在本案中訴請履行的義務是支付勞務派遣服務費，故可以以此確定合同履行地為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上海市為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的合同履行地，本案可由上海市相關有勞務派遣合同糾紛管轄權的基層法院審理。

索引：航電建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與上海蓋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勞務派遣合同糾紛案；案號：（2021）最高法知民轄終73號；裁判日期：二Ｏ二一年八月十二日。

8.借款人應履行約定向出借人給付貨幣償還借款，權利人“接收貨幣”以實現債權，出借人為“接收貨幣一方”。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中，出借人晟昌公司為債權人，借款人北京黃金公司為債務人，雙方爭議在于債務人北京黃金公司被訴違約未履行償付義務，而非出借人晟昌公司被訴未履行出借義務。因此，在本案爭議糾紛框架下，標的最終指向為借款人北京黃金公司應履行約定向出借人晟昌公司給付貨幣償還借款，權利人晟昌公司“接收貨幣”以實現債權，因此，以晟昌公司作為“接收貨幣一方”，并不違反法律規(guī)定對訴訟當事人程序利益安排的本意。

一審法院認定，本案中，借款人收到款項后，到期未還款，出借人晟昌公司起訴借款人要求還款的，晟昌公司為接收貨幣的一方，該認定并不違反相關法律規(guī)定，北京黃金公司的該項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索引：北京黃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與大連晟昌貿易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糾紛案；案號：（2021）最高法民轄終11號；裁判日期：二Ｏ二Ｏ年六月二十三日。

9.公司債券交易中，債券受讓人訴訟請求公司兌付票據本金等金錢的，案件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債券受讓人為接收貨幣一方。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長城人壽公司是以公司債券交易糾紛提起本案訴訟，公司債券交易糾紛屬于證券交易合同糾紛。涉案《募集說明書》系上海華信公司發(fā)出的要約，長城人壽公司購買涉案債券是對該要約作出的承諾，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債券合同自長城人壽公司購得涉案債券時成立，合同內容應以《募集說明書》記載的內容為準。

案涉《募集說明書》第三章第二節(jié)第四項約定“本期債券以實名記賬方式發(fā)行，在上海清算所進行登記托管。上海清算所為本期債券的法定債權登記人，在發(fā)行結束后負責對本期債券進行債權管理，權益監(jiān)護和代理兌付，并負責向投資者提供有關信息服務”，但《募集說明書》中并無約定債券交易合同履行地點的相應內容。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guī)定，“合同對履行地點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因長城人壽公司主要訴訟請求為上海華信公司兌付其持有的中期票據本金、利息及違約金，本案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故長城人壽公司為接收貨幣一方，其住所地北京為合同履行地，一審法院據此認定涉案債券交易合同的履行地北京并無不當。

索引：上海華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與長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債券交易糾紛案；案號：（2019）最高法民轄終435號；裁判日期：二Ｏ一九年九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