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大志老師簡要介紹了種建榮老師的個人經歷和陜北地區(qū)的考古工作概況。種建榮老師是國內知名的商周考古專家，先后主持過周原、周公廟、劉家洼等重要遺址的發(fā)掘工作，也與北大考古系有著長期密切的合作關系。陜北地區(qū)黃土丘陵在生態(tài)上和地貌上都比較特殊，雖然歷史時期環(huán)境較為貧瘠，但在先秦時期卻發(fā)展出非常繁榮的社會，這在考古學上一直是令人感興趣的現象。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長期在陜北地區(qū)開展考古工作，最近清澗寨溝遺址的重大發(fā)現，使我們對當地的中心聚落、大型墓葬有了很多新的認識。這些新發(fā)現和新認識，背后是長期田野工作的努力，可上溯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李家崖遺址和從2011年開始的辛莊遺址的工作。本次講座將回顧這一地區(qū)考古探索的歷程，介紹新的考古發(fā)現及其學術意義。  李家崖、辛莊、寨溝遺址的地理位置 一、研究背景 種建榮老師首先介紹了陜北高原的考古背景。陜北高原主要指陜西榆林、延安地區(qū)，位于黃土高原的中北部。這一地區(qū)多是峁梁相間、溝壑縱橫的典型黃土丘陵，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氣候屬大陸性氣候，降水較少，整體生態(tài)條件較差，不是古人理想的生息之地。因此，這一區(qū)域的古代文化呈現間歇性興盛的跡象，最繁榮的時期大概在距今4800-3800年的龍山時代。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僅在榆林地區(qū)就發(fā)現龍山遺址3000余處，目前調查所知的石城聚落有520余座，包括石峁這樣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進入二里崗時期，整個陜北地區(qū)人煙稀少，很少發(fā)現這一時期的文化遺存。但到了晚商時期，陜北高原再次呈現繁榮景象，考古學文化上表現為李家崖文化和西坬渠文化。以往在南流黃河兩岸發(fā)現70多處銅器地點，出土500余件青銅器。其中在陜北高原有40多個地點，發(fā)現200余件青銅器，它們幾乎全部在李家崖文化范圍內。除此以外還有少量金飾品。但是這些器物多為生產活動中的偶然發(fā)現，考古背景不詳，過去學者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器物，對使用這些器物的人群、他們的聚落形態(tài)等都不甚了解。 二、李家崖遺址的發(fā)掘與李家崖文化的確認 種建榮老師進一步介紹了李家崖文化的發(fā)現與研究概況。李家崖文化的命名基于李家崖城址的發(fā)現和發(fā)掘。李家崖遺址位于清澗縣高杰村鎮(zhèn)，東距黃河4.5公里，在黃河的支流無定河的右岸，三面臨河，峁頂平坦。1983—1991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此進行了長期發(fā)掘，發(fā)現了城址、灰坑、房址、夯土建筑、墓葬等，整個城址面積約6.7萬平方米。 李家崖城址為石墻所包圍，城墻走向不規(guī)則，而且與商代遺存有相悖之處 。種建榮老師認為這些石墻可能是龍山時期修建的，局部在晚商時期依然沿用——正如現在陜北地區(qū)常見的斷崖的包邊墻，有些可能壘的很早，一直沿用下來；遺址內也確實存在龍山文化遺存。李家崖遺址發(fā)現了許多房址，其中大型房子面積1000余平方米，西南向，周圍有圍墻，門道兩側似乎有門塾。庭院內不見生活設施，出土有石質雕像。這是當時陜北地區(qū)首次發(fā)現的夯土建筑，規(guī)模龐大，應該是一座禮儀性建筑。大型建筑周圍發(fā)現有中型房子，門道寬50厘米，夯土墻厚50—60厘米，整體面積約40平方米。此外，還發(fā)現了一些小型房子。李家崖城址的墓葬也集中在梁峁上，形制窄長——這是陜北墓葬的典型特點。  李家崖遺址的大型夯土建筑 城址的灰坑中發(fā)現大量陶器，器類包括高弧領鬲、甗、矮領折肩罐、盆形簋、侈沿盆、粗柄豆、三足甕、斂口缽、鼎、杯等，陶器特點與周邊先周文化和商文化完全不同。高弧領鬲是李家崖文化的典型器類，與西坬渠的蛇紋鬲、殷墟的商式鬲明顯有別，因此當時的發(fā)掘者呂智榮先生提出了“李家崖文化”的命名。李家崖文化的高弧領鬲和西安老牛坡、陜北寨峁梁龍山遺址的陶鬲有相似之處，甗、三足甕、石雕像、卜骨等也與當地龍山晚期的同類遺存面貌相近，可能存在某種關聯(lián)。遺址中還發(fā)現有碎陶范和煉渣，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青銅器。  李家崖文化典型陶器 除李家崖遺址外，考古調查也發(fā)現了相同文化面貌的遺址，一系列工作確認了“李家崖文化”這一考古學文化及其大致的分布范圍。關于李家崖文化的年代，過去看法不一致，現在一般認為是殷墟一期至西周初年，相當于公元前1300-前1050年。2004年，在山西省柳林高紅也發(fā)現了李家崖文化遺址，有大型夯土建筑，墓葬中出土了小件銅器，被認為是李家崖文化的中心遺址。盡管李家崖文化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但是由于缺少進一步的考古工作，相關研究仍然局限于李家崖文化遺址出土銅器、李家崖文化在文獻中對應的族群等問題。 三、辛莊遺址的發(fā)掘與晚商遺址的調查 2012—2017年，以被盜墓葬的搶救性發(fā)掘為契機，種建榮老師主持開展了清澗辛莊遺址的考古工作，參考周原地區(qū)的考古理念，結合區(qū)域調查，很快就發(fā)現了夯土遺跡。辛莊遺址位于清澗李家塔鎮(zhèn)川口河次級支流流域，距黃河30公里。遺址核心區(qū)分布在兩河交匯處的兩座山峁上。按照過去的思路，這兩座山峁會被認為是兩個遺址。但類比陜北地區(qū)現代村莊的民居散布在河流周邊綿延數公里的現象，種建榮老師認為它們其實屬于同一聚落。大型建筑和墓葬分布在面積較大的峁頂，北側有壕溝，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單元。另一座峁頂有一座中型建筑。其他建筑和普通居址一般在山腰、山坡位置，在墓地旁的山腰發(fā)現了窯洞式建筑。大型建筑附近還發(fā)現了鑄銅遺存。 較大的山峁山腰處有石墻包圍，種建榮老師認為這些石墻可能也是龍山時期始建，晚商時期沿用。山峁頂部則用夯土包邊，殘高可達6米。峁頂中央是一座大型下沉式院落，總面積約4200平米。整個建筑修建在巨大的夯土臺基之上，遠觀如同高臺。院落四壁有夯土墻，墻寬約2米，墻體保存最高處約2.7米。門道開在東側，有過門石；門道兩邊等距分布半壁柱（邊長20厘米的方木），說明門道是有頂的；門道內鋪設木地板，裝飾比較考究。院落西部中間是主體建筑，南北殘長約12米，東西殘寬約4米。臺基外側一周有方板包邊。臺基上距東側邊緣約1米處南北等距分布3個圓形柱洞，直徑約70厘米，埋深約60厘米，間距約3米，推測當為建筑檐柱。 院落中部有一座圓坑，坑內出土的石板有榫卯結構，可能是為了包壁或鋪底。這座圓坑可能是蓄水坑。門道右側有一座小型的房址，使用了院落的東墻和北墻，室內面積約6平方米，地面有明顯的火燒面和灶坑，可能是門塾。這座院落的主體建筑、蓄水坑與門道基本呈東西中軸對稱，方向20度。建筑外圍有回廊臺基，南面殘存兩級，平行分布，水平相距10米，落差4米。東面僅發(fā)現一級，與南面上級廊垂直相連。東廊北段較寬，殘長10.6米，夯土地面寬2.2米；南段較窄，殘長11米，寬1.7米，有木地板、木質踢腳線?；乩葍扔斜谥?，南廊廊內廢棄堆積里發(fā)現有成束茅草痕跡與碳化的方木，推測回廊上有屋架，頂覆茅草。這座建筑位于最大的山峁頂部，少見生活器具，可能是一座禮儀性建筑。  辛莊遺址大型下沉式院落 較小的山峁上發(fā)現一座中型建筑，同樣為下沉式院落，面積約50平方米，四角及墻內有方形壁柱。建筑周邊也有回廊，南側開設通道。建筑內發(fā)現有大型石頭，可能有儀式性的功用。 小型建筑分布在大型建筑北側的山坡。其建筑方法是在山腰開挖一條通道，修治后夯筑大型夯土墻。夯土墻寬9米，殘長30米，小型建筑將夯土墻作為后背墻，在南北兩側修建排房。種建榮老師認為，柳林高紅的夯土臺基可能就是這種排房。小型排房既有單間建筑，也有一堂多室的復雜建筑。這些小型建筑發(fā)現有生活設施和日用陶器，應該是生活居所。 該遺址出土的典型陶器跟李家崖文化完全一致。在大型建筑的南部發(fā)現了陶范，雖然總數很少，但是明顯有使用痕跡。辛莊遺址的豎穴土壙墓葬也呈窄長形，南北向，無腰坑。遺址以外3.2公里處的高平原發(fā)現一座帶墓道的大型墓葬，南北總長38.8米，深15.5米。口寬17.3米，墓室底長6.8米，寬2.8—3.8米，單棺長4米，寬1.5米?？紤]到墓葬距離辛莊遺址比較遠，而且盜洞中出土一件東周時期的銅帶鉤，周邊也有許多東周遺存，因此發(fā)掘者認為這座墓葬是東周墓。種建榮老師認為，當時對于陜北聚落的認識相對薄弱，把一個聚落的范圍限定在周邊幾個峁上，根據現在的認識，這座墓葬應該也屬于辛莊遺址。  高平原大墓 與此同時，曹大志老師在山西進行了詳細調查，結合以往的發(fā)現，確認了南流黃河兩岸的李家崖文化遺址點380多處，覆蓋了以往銅器的分布點。但是這些遺址點到底應當劃分為多少個聚落，當時還不清楚。 四、寨溝遺址的發(fā)現與寨溝聚落的確認 2021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重啟了陜北商代考古工作，發(fā)掘工作選在曾經出土過商代銅器的寨溝遺址。寨溝遺址位于清澗解家溝鎮(zhèn)無定河支流，距黃河10公里。根據調查勘探，結合遺址點的聚散程度、功能要素的互補性，確認寨溝遺址核心區(qū)范圍大致有300萬平米，包括大型夯土建筑、鑄銅作坊、一般居址點、大中小型墓地等，分布于大小不同的11座山峁或山坡上。其中，大型建筑所在山峁居于中心位置，一般居址點、作坊、小型墓地散布于周鄰山峁，大中型墓地離大型建筑2、3公里，凸顯出黃土丘陵地帶大型遺址“多峁一體”的分布特征。  寨溝遺址發(fā)掘區(qū)域鳥瞰 寨溝發(fā)現的大型建筑結構與辛莊遺址類似，位于兩河相交的獨立山峁上，四周夯土包邊，夯墻高達16米以上，氣勢恢宏。墻面上發(fā)現有成排的纴木洞。峁頂平坦開闊，全部夯筑地基，總面積約2萬平方米。大型建筑同樣是一組由下沉式中心院落和四周回廊組成的“回”字形建筑群，建筑群合圍區(qū)域面積6000平方米。中心院落長43米，寬18米，面積774平方米。北廊殘長38米，寬6米；南回廊殘長87米，寬8米。門道位于南部，兩側有壁柱，內部鋪設木地板。大型建筑內出土了殘石磬，還有有領璧、石鉞、石刀、卜骨等。建筑內還發(fā)現有大型陶器如三足甕，或許是糧食儲藏用。  寨溝遺址的夯土包邊   寨溝遺址大型建筑的南回廊（左）和門道（右） 大型建筑向東約300米的另一處山峁上發(fā)現了大量陶范，可辨識的器形有觚、簋、觶、瓿、車馬器等，應該是一處鑄銅作坊。  寨溝遺址出土的部分陶范 在大型建筑3公里以外的山峁上發(fā)現一座甲字形商代大墓，墓向193°。南北總長39.4米，墓道寬約4.6米，深 12.2米。口寬處12.9米，底長8.2米，寬3-3.7米。東西兩壁收分極大，留有不規(guī)則的生土臺。木質葬具，槨室長4.1米、寬1.5米，槨室正上方有4輛殉車。 同一山峁上還發(fā)現了豎穴土坑墓。較大的開口呈不規(guī)則的長方形，長10-11米、寬7-9米，深7-11米；南壁近直，北壁收分極大，東西兩壁留有不規(guī)則的生土臺；墓底長4.6-5.6米，寬3.1-3.3米。較小的口長4.7米、寬2.76米，深2.76米；四壁近直，略有收分；墓底長3.84米、寬2.36米。墓中出土云雷紋折肩陶罐，明確屬于李家崖文化；云形金耳飾和銅環(huán)首刀與以往晉陜高原出土的器物一致；金泡以往只見于殷墟西北岡王陵中，而銅車馬器、綠松石器、龜甲、骨柶等隨葬品與殷墟器物如出一轍。 寨溝遺址目前的發(fā)現，展現了陜北商代大型聚落的大致樣貌：不同功能的峁共同組成一個居址群，中央是一座大型的夯土建筑，周邊分布著一些小型的居址、墓地和手工業(yè)生產點，再遠一些是大型墓葬分布區(qū)。李家崖遺址可能也是如此。 寨溝遺址甲字形大墓車馬器出土狀態(tài) 五、瓦窯溝墓地的發(fā)掘及其與李家崖遺址的關系 2022年，帶著以上認識，考古工作者重返李家崖遺址，在距離李家崖6公里的高杰村鎮(zhèn)發(fā)現了南北兩區(qū)9座帶墓道大墓。 瓦窯溝M8總長64米、深19米，總土方6009立方米。墓道口寬4.4米，墓室口寬26.5米，墓道與墓室的分界不是很明顯。墓壁收分極大，保留了許多收分的臺階。墓道殉馬2匹。墓中殉車9輛，均位于棺槨之上，形制與殷墟的車基本一致，器具也是典型的殷墟風格車馬器。 瓦窯溝M8 瓦窯溝M3總長60米、深17米，總土方5271立方米，墓道口寬7.7米，墓室口寬24米。墓道殉馬4匹。墓中殉車12輛，其中一輛是雙轅車，將中國雙轅車的歷史提前了1000年，可能是文獻記載的大車或牛車。盡管目前發(fā)現的墓葬殉車的年代可能晚于殷墟，但是結合其他證據來看，陜北地區(qū)應該是馬車傳播到殷墟的中間節(jié)點。墓中還出土一件大型銅鉞，體量超過了婦好墓的銅鉞。墓葬中出土的彈簧式耳環(huán)，可能是商代最早的彈簧式耳環(huán)。墓葬中還發(fā)現有鑾鈴、銅泡、雕花骨器。 瓦窯溝M3出土雙轅車 瓦窯溝M3出土部分隨葬品 瓦窯溝墓葬的規(guī)模幾乎與殷墟王陵相當，M3和M8的土方量超過了多數殷墟王陵，墓地的形態(tài)與西北岡王陵也有某些相似之處。瓦窯溝墓地距離李家崖約6公里，距離稍遠，但李家崖、辛莊、寨溝三處遺址之間彼此相距20公里，每個聚落的控制范圍可能達10公里半徑，瓦窯溝墓地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李家崖遺址人群。 六、結語 根據以上材料，種建榮老師將陜北晚商聚落的形態(tài)特點概括為：多中心，多峁一體。每個聚落之間相距20公里左右，控制范圍半徑約10公里。聚落內按照功能劃分為多個聚落點，禮儀建筑位于中心，周邊的山峁上分布有居住區(qū)、鑄銅作坊、大型墓葬等。黃土丘陵的地貌和自然環(huán)境決定了每個聚落實際能夠利用的土地十分有限。目前發(fā)現的380多處遺址點，或許存在十多個中心聚落，彼此之間似乎沒有統(tǒng)屬關系，沒有形成更高級別的政體。 種建榮老師又對陜北晚商社會的幾個關鍵問題進行了討論。 種建榮老師在講座現場 首先是大墓墓主的身份。以往有學者認為他們是商王朝派駐到陜北地區(qū)的人員，因為隨葬了大量青銅器，其中有許多殷墟風格的器物。但是種建榮老師指出，大墓墓壁收分明顯，有多個臺面，與殷墟墓葬明顯有別，出土器物很多也屬于陜北本地風格，墓主應是當地土著人群。 其次是鑄銅作坊的問題。從發(fā)掘來看，陜北地區(qū)每個中心聚落都有鑄銅作坊，盡管它們往往小而分散。這說明當地確實有能力鑄造銅器，以往發(fā)現的部分青銅器可能就是當地鑄造的，安陽風格的器物則可能是向商人學習的結果。殷墟鑄銅作坊中曾發(fā)現過下沉式院落，內部出土的器物也帶有陜北風格，種建榮老師猜測它們的主人可能就是陜北人群。當然，也不排除安陽的工匠曾經到達過陜北地區(qū)。 此外，陶范和大型墓葬出土的馬車、車馬器、玉器、骨器、漆器、龜甲與殷墟上層物質文化高度相似，反映了黃土丘陵地區(qū)與商王朝之間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對周邊地區(qū)社會發(fā)展的強烈影響。如果沒有殷墟的影響，當地可能仍然停留在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與商人的互動刺激了當地的社會變革。 最后是當地社會的生計。復雜的陶器群、使用并鑄造銅器、營建各式建筑、大量石刀工具等，都反映出當地聚落定居程度很高。結合動植物考古的證據，種建榮老師認為當地人群屬于營粗放農業(yè)的農民。 種建榮老師表示，陜北地區(qū)商代遺址的發(fā)掘對于整個商代社會的研究有重要啟示作用，基于當地自然條件和地理單元進行考察的思路，可以為其他地區(qū)的考古工作提供新的方法和理念。借助詳細的調查和發(fā)掘工作，廓清李家崖文化政體的面貌是下一步的課題。此外，陜北地區(qū)的商代社會還有許多問題仍待研究，比如人群族屬、李家崖文化的來源和去向、馬車的使用情境、政體模型的落實、與文獻記載的參照等。陜北地區(qū)的考古工作才剛剛開始，今后要聯(lián)合不同專業(yè)背景的學者進行共同研究。 交流環(huán)節(jié) 李零老師對陜北地區(qū)的歷史和考古有著長期的興趣和深入的研究。在評議環(huán)節(jié)，李零老師將自己對本次講座的感受總結為“開眼界，長知識，啟發(fā)思考”三點，表示自己在陜北地區(qū)考察時，也對這一地區(qū)的遺址和地貌印象深刻。李零老師也提出了自己的幾點困惑。首先在寨溝遺址發(fā)現了很多鱷魚骨板，鱷魚骨板以往在山西、陜北、山東都有發(fā)現，應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其次是馬車的使用問題，蘇榮譽先生曾經主張隨葬的馬車是明器。馬車主要在平原地區(qū)使用，黃土高原如何使用馬車值得思考。第三，黃河兩岸山西、陜西的文化是什么關系，二者文化面貌相近，今后應該突破省界的限制通力合作研究。最后是族群研究，李零老師指出二戰(zhàn)之后學術界非常忌諱族群問題，現在大家逐漸認識到族屬問題是可以研究的，但是難度很大，可能還需要不斷探索。 此外，現場觀眾也提出了一些問題，諸如陜北地區(qū)墓葬頭向、聚落用水、人口規(guī)模、寨溝出土陶范的數量和規(guī)模等，種建榮老師逐一進行了回應與解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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