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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被廢的三個月后，1905年12月，清朝派出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為“預備立憲”造勢。 五大臣的隨員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即留學生。他們長期在海外游學，精通外語，了解外國情況，負責在沿途充當翻譯、編譯資料。同時，他們也是清廷廢科舉后選拔的一批新官員。 于是，我們在閱讀這段歷史時會看到如此“小眾”的文字：
以上列舉的留學生，在科舉被廢之后仍獲得了進士、舉人身份，而且是新設的“法政科”進士、舉人，并憑此步入官場。這一時期，類似的人物比比皆是，他們的政治生涯跨越清末、民國。 談到這一特殊現(xiàn)象，就不得不提，科舉被廢后，新舊潮流碰撞之下的選官制度。  科舉時代，金榜題名是讀書人的畢生追求。圖源：網(wǎng)絡 宦海多途并進周作人17歲時，和哥哥周樹人（魯迅）一同在江南水師學堂讀書。 這所新式學堂是洋務運動的產(chǎn)物，由曾國荃創(chuàng)設，以培養(yǎng)海軍人才為主，平時教授的課程有經(jīng)史、英語、化學、物理、數(shù)學、駕駛、槍炮等。周作人在江南水師學堂學的是海軍管理。他指望的出路，便是畢業(yè)后到政府的新部門工作。 但是，直到科舉被廢前夕，學堂中的許多同學還一心兩用，一邊念著ABC、學著數(shù)理化，一邊偷偷翻閱經(jīng)史子集、準備科舉考試。周家人也認為科舉是正途。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是進士出身，因為科場舞弊案，仕途盡毀，導致周家陷入困頓。即便如此，家人們仍時常勸周作人回去考院試，至少當個秀才。 周作人說：“當時家里的人，大概還覺得當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勸，也未可知。而同時在學堂本身也存在著這樣的空氣，這是很奇妙的，雖然是辦著學堂，實際卻還是提倡科舉，即如我們同班丁東生告假去應院試，進了秀才，總辦還特別掛虎頭牌褒獎他一番呢。” 周作人的哥哥周樹人對這段學堂經(jīng)歷也有過回憶。據(jù)他說，當時，很多人將新式學堂稱為“洋學堂”，在這些人看來，到學堂讀書，是“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等勾當。  周樹人（魯迅）青年時期。圖源：網(wǎng)絡 學而優(yōu)則仕，終究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思想，在那時的人看來，讀書就是為了當官。1905年，科舉考試這條入仕的正路戛然而止，這個延續(xù)了一千多年的選官制度退出歷史舞臺，但官場上的迎來送往還遠遠沒有終結，那么，此時該如何取得做官的資格呢？ 實際上，在停廢科舉之前，清朝已經(jīng)開始著手改革選官制度。 洋務運動中，官派留美的學生歸國后，被安排到鐵路、礦務、電報、商業(yè)、教育等部門工作。戊戌變法時，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對選官制度進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是“行征辟，復選舉”“開?？?，納西學”。庚子之后，打著“西狩”旗號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還沒回京便已下詔，宣稱“人才為政事之本”，敦促各省督撫辦好學堂，培養(yǎng)人才。 歷經(jīng)多年的改弦更張，到1905年科舉被廢時，清末的選官制度呈現(xiàn)出舊制與新章并存的局面。 傳統(tǒng)的選官制度，除了科舉之外，還有捐納、貢生、蔭生等，其中部分舊制度在科舉被廢后仍得以沿襲。 捐納，即未入仕者以捐得官。這是一種廣受詬病的制度，在科舉時代就破壞了選官制度的公平性，而且捐納得官者往往有財無德，腐蝕吏治。 道光皇帝說過：“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們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我既說捐班不好，何以又準開捐？無奈經(jīng)費無所出?！北M管清末新政提出了“停捐納”的主張，但捐納仍然存在，各省財用日匱時，甚至為收取捐納，貶價求售，使捐納更加腐敗。 貢生，為府、州、縣學生員選送至國子監(jiān)讀書者，意思是將人才貢獻給皇帝，這是科舉時代的另一種選拔方式。 科舉被廢后，為了幫遺留下來的貢生解決出路，清廷保留了貢生的選拔考試，但對考試內容進行變革，不僅要考經(jīng)藝史論，還要考算學、地理、財政、兵事、鐵路、礦務等。 蔭生，指的是憑父、祖官品或功績獲得為官資格的人，這是清朝的特權階級，也不是可以輕易廢除的，懂的都懂。 不過，清末新政也對蔭生制度進行改革。以前，漢官蔭生是要參加考試的，滿族蔭生則無須考試。隨著清末革命黨的“排滿”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清廷為了緩和矛盾，就讓漢官蔭生和滿族蔭生一視同仁，都不用參加考試，這是為了拉攏漢族士大夫。 再來看看新的選官制度。 科舉被廢前后，晚清以來開展的學堂、留學事業(yè)，以及清末新政中的種種改革措施，催生了學堂選官、留學生選官、議員選舉、司法官考選、直省提法司及巡警道屬官考選等選官制度。 當時，《大公報》發(fā)表一則“閑評”，說入仕的途徑如此之多，將來必然出現(xiàn)“舉國皆官”的奇景。別人問記者，那誰來做百姓呢？記者幽默地答道：“雇外國人。” 《大公報》的評論看似詼諧，但對那時的讀書人而言，選官制度的革新將改變他們的命運。 當科舉被廢的晴天霹靂傳到江浙時，周作人的同班同學丁東生可能要哭笑不得，說我這秀才算是白考了，而周作人總算可以擺脫家人的桎梏，去追求新時代的讀書路。第二年，周作人從江南水師學堂畢業(yè)后，便跟隨哥哥周樹人的步伐，考取官費留學日本。 這一時期，有人在出國留洋之前專門寫一則廣告，刊登于報：“來日學成回國之時，適中華仰才之秋也?！?/span> 學堂畢業(yè)不包分配1905年，科舉被廢除時，中國各地新式學堂的學員共有26萬人。到1907年，全國新式學堂學員激增至102萬人。 對于帝國而言，這是一個龐大的數(shù)字，如何吸納其中的人才進入官僚體系，也是清末新政亟需解決的問題。學堂選官，正是后科舉時代針對新式學堂推出的一項選拔制度。 早在科舉尚未完全停廢前，學堂選官制度就已萌芽。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頒行《學堂選舉鼓勵章程》，宣布凡是通過學堂選官考試合格的畢業(yè)生，可給予貢生、舉人或進士出身的獎勵，也就是取得做官的資格。兩年后，張之洞等人根據(jù)這一章程，奏請規(guī)定了學堂畢業(yè)生選官制度的種種規(guī)則。 當時，全國各地興起了各類學堂，大致上有三種類型：一是按照等級劃分的大學堂、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二是師范類的優(yōu)級師范學堂和初級師范學堂；三是專門學習各種專業(yè)知識的學堂，如水師學堂、農(nóng)工商學堂、法政學堂等。 相比科舉時代的書院，新式學堂所習內容多為近代西方學校所傳授的法律、工商業(yè)、軍事、理工科知識，更符合近代中國的需求。 在科舉被廢后的一段時間內，來自各地學堂的優(yōu)秀畢業(yè)生成為帝國官場的新寵兒。 有一次，為近代中國創(chuàng)辦了諸多實業(yè)的盛宣懷奏請議論礦務之事。在這場辯論會上，科舉時代提拔的官員和學堂選官制度選拔的新人一同參與討論，其中，礦務學生張金生表現(xiàn)亮眼，讓盛宣懷印象深刻。于是，盛宣懷力薦張金生和另外兩名道員（省與府之間的地方長官）負責此次勘礦之事。 張金生不愧是學礦務出身，到了地方之后專業(yè)對口，把工作干得杠杠的。反觀這兩名道員，只讀四書五經(jīng)，不懂天文地理，讓他們去挖礦實在是強人所難。上級領導得知此事后，就干脆讓張金生取代其中一名道員，出任主持地方礦務的“幫辦”。 一個初出茅廬的學堂畢業(yè)生，竟然靠著一身才能，得到領導器重，飛速晉升。這在官階森嚴的清朝，是難得一見的畫面。 無獨有偶，在晚清進士汪康年所撰的《汪穰卿筆記》中，也寫到了學堂畢業(yè)生得官后受重用的情況。 據(jù)其記載，湖南某州的一戶人家舉辦婚宴，座上賓客有一年輕人“昂然氣態(tài)出眾”，備受矚目。原來，這名客人是湖北一所師范學堂的畢業(yè)生，通過選官考試后，在當?shù)刎撠熁I辦新政。另一個客人和這個年輕人有些交情，忽然上前問他：“最近聽說有人要跟你談婚事，你怎么不理人家啊？” 那年輕人答道：“我哪里有時間??？我既要辦好全州教育，領導還讓我順便管理本州的警察?！睂Ψ铰犃耍煨煺f道：“你何不好好打聽一下，那戶跟你求親的人家有三頭牛呢！”此時，年輕人俯首沉思，不再說自己沒空了。 看來，不管在哪個時代，窮書生都要為生計犯愁。但是，這名“尋常師范畢業(yè)生”，已經(jīng)身兼一州的教育和警政之職，可說是年紀雖輕，前途無量。 不過，學堂選官制度不是說畢業(yè)包分配，而是要通過各項選官考試后，才“分別奏請賜予各項出身，分別錄用”，還有很多畢業(yè)生無法入仕，只能自謀出路。  1903年，張之洞、張百熙等與京師大學堂教師合影。圖源：網(wǎng)絡 海歸的前途清末的官場新人中，除了新式學堂出身的學生外，還有留學生。 主張廢科舉的晚清名臣張之洞曾說：“出洋一年，勝讀四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span> 近代著名學者辜鴻銘曾經(jīng)在張之洞的幕府中任職多年，據(jù)他回憶，有一回，張之洞送湖北學生出洋留學，諸生臨行前來謁見拜謝。張之洞作為長者，說了很多話勉勵即將遠行的留學生，比如，“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學，將來學成歸國，代國家效力，帶紅頂，作大官，可操券而獲，生等其勉之”。 辜鴻銘多年后回想起此事，特意加了句評論，說：“未脫于功利之念也。” 留學生，當時也稱作“游學生”。早在洋務運動時，容閎就勸說清廷組織了第一批官費赴美留學幼童。到20世紀初，隨著國運日衰，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奔赴東、西洋求學，并在學成歸國后投入時代的洪流之中。清朝希望將這些人才選拔到體制內，為國家所用，因此，留（游）學生選官制度應運而生。 和學堂選官一樣，留學生選官制度也有一套規(guī)則。光緒三十年（1904），清廷在此前鼓勵留學生出洋各項章程的基礎之上，正式頒行了《考驗出洋畢業(yè)學生章程》，以此規(guī)定選拔留學生為官的程序。 清末的留學生選官制度，基本上分為“學成考試”和“入官試驗”兩部分。 所謂“學成考試”，是指留學歸國的學生，參加由學部舉辦的學業(yè)考試，考試結果分為最優(yōu)等、優(yōu)等和中等，按照成績分別獲得進士、舉人等“等第出身”。章程規(guī)定，獲得出身者需要加上學科字樣，所以就有法政科進士、法政科舉人，乃至醫(yī)科、理科、商科、農(nóng)科等，不一而足。 “入官試驗”則是一種“廷試”，由皇帝親自考察“學成考試”中式的進士、舉人，再授予官職。鑒于光緒皇帝在位后期已遭幽禁、宣統(tǒng)皇帝即位時年紀尚幼，這項工作主要由閱卷大臣完成，再奏請欽定，考察的內容一般為經(jīng)義和科學論說，可謂中西合璧、新舊結合。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是科舉時代殿試的延續(xù)，反映了清廷仍企圖用“天子門生”的光環(huán)來籠絡讀書人。 1905年，清政府設立“學部”，統(tǒng)轄全國教育事業(yè)。同年，學部在保和殿舉行了第一次留學生選官考試，共有13名留學生通過考試，獲得“等第出身”，并授予官職。 在這一年的考試中，“金邦平、唐寶鍔均著給予進士出身，賞給翰林院檢討。張锳緒、曹汝霖、錢承鋕、胡宗瀛、戢翼翚，均著給予進士出身，按所習科學，以主事分部學習行走。陸宗輿著給予舉人出身，以內閣中書用。王守善、陸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琨，均著給予舉人出身，以知縣分省補用?！?/span>  1906年，留學生選官考試考官與學部堂官合影。圖源：網(wǎng)絡 清廷不僅為新畢業(yè)的留學生提供出路，也將功名賜予之前為清朝做出貢獻的留學生。 1907年，袁世凱奏請朝廷，以“訪問薦舉游學畢業(yè)生”的辦法，免試授予回國十年以上、政績相對突出的留學生進士出身。詹天佑、吳仰曾、屈永秋、鄺榮光四人得到準許，賜進士出身。 其中，詹天佑是中國首位鐵路總工程師，畢業(yè)于美國耶魯大學，歸國后主持修建了京張鐵路等工程；吳仰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過礦冶專業(yè)，回國后成為礦冶工程師，為建設開灤煤礦做出了卓越貢獻；屈永秋是中國近代的第一代西醫(yī)，曾主持北洋醫(yī)學堂和天津衛(wèi)生總局等事務；鄺榮光亦是著名的采礦工程師，作為晚清留美幼童中最高壽的一位，他活到了1962年，享年103歲。  詹天佑。圖源：網(wǎng)絡 從1905年到1911年，清廷共進行七屆留學生選官考試，通過學部考試而獲得進士、舉人身份的留學生，共有1369人。 由于海外留學人員日漸增多，清朝無法將這些學生一一招攬，還有很多留學生沒能順利地入仕，再加上反清斗爭愈演愈烈，清廷早已不得人心，一些知識分子不再汲汲于功名。 1902年，年輕的周樹人考取了公費留學生，東赴日本學習醫(yī)科。后來，立志拯救同胞精神貧困的他棄醫(yī)從文，希望通過文學來喚醒麻木的大眾。不過，周樹人最初從事文學活動并不順利，他在日本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賣出了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志也因缺少資金而無法出版，難以維持生計。 1909年，周樹人回國，找到當時已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當教務長的同學許壽裳，托他介紹了一份教員的工作。周樹人對這一職務并不感興趣，原想去上海的書店當編譯員，但因為沒有熟人竟被拒絕了。周樹人在浙江當了兩年教師后，1911年11月，被孫中山譽為“東南一英杰”的紹興人王金發(fā)率領革命軍攻下軍械局，光復杭州。多年以后，魯迅還經(jīng)常在小說中描繪革命軍進城的壯觀場面。 進入民國后，周樹人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職，后成為教育部僉事，適逢新文化運動興起，他開始以“魯迅”的筆名發(fā)表作品，從此蜚聲中外。 魯迅留學歸國的經(jīng)歷，正是這一時期留學生的一個縮影。 時代的塵埃清廷推行新的選官制度后，迅速在社會上引發(fā)了激烈的討論。 爭論的焦點，主要在于教育的公平性。 科舉停廢一年后，國學大師章太炎做了一場演講。對于曾被他稱為“最惡劣”的科舉考試，章太炎也說了幾句好話，他說，科舉考試好歹“帶幾分社會主義的性質”，富人和窮人都有機會求學入官。 章太炎說：“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舉，不用學校？因為隋唐以后，書籍漸多，必不能像兩漢的簡單。若要入學購置書籍，必得要無數(shù)金錢。又且功課繁多，那做工營農(nóng)的事，只好擱起一邊，不能像兩漢的人，可以帶經(jīng)而鋤的。惟有律賦詩文，只要花費一二兩的紋銀，就把程墨（刊行官撰或士人中式試卷以為范例）統(tǒng)統(tǒng)可以買到，隨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這做工營農(nóng)的事，也還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貧人才有做官的希望。” 年少成名的劉師培在論“新政病民”時，直指學堂選官之弊端：“夫學堂之善于科舉，夫人而知。然按其實際，則學堂之制，便于紳士富民，貧民鮮蒙其益，遠不若科舉之公。” 章太炎和劉師培都認為，新的選官制度存在不公，對民間的覆蓋面不及科舉制。  章太炎。圖源：網(wǎng)絡 當時，很多窮書生失去科舉考試后，既上不了學堂，也留不了學，一下子失去了上進的途徑。日后成為歷史學家的蔣廷黻，老家地處湖南邵陽鄉(xiāng)下，科舉被廢后，他的家長為了供他繼續(xù)讀書，就花費了大量金錢，把他送到省城上學堂，之后送到美國留學。而更多的人難以擺脫鄉(xiāng)土的束縛，他們沒書可讀，就掀起“打先生”“燒學堂”的運動，盲目地宣泄不滿。還有一些人前去投奔新軍，后來成了推翻清廷的一股力量。 當然，從另一方面看，學堂選官、留學生選官等制度也帶有清末新政的些許進步性質。 這兩種選官制度本質上也是考試取官，而其選拔的人才接受過新式教育，涵蓋了政法、醫(yī)科、理科、商科、農(nóng)科、文科等各領域，為巨變的時代中更為需要的人才。正因如此，很多清末入仕的學生日后成為了政府總長、各部高官或封疆大吏。 時也，命也。我們在開頭提到了跟隨五大臣出洋的留學生官員們。彼時的他們意氣風發(fā)，都想為國家出力，可當時代的塵埃落到頭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堅定地挺起脊梁。 從美國學成歸國的施肇基（1877-1958），在清末新政后成為一名外交家。 1908年，施肇基任京奉鐵路局會辦期間，和沙俄鐵路公司談判，收回了松花江航行管理權。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施肇基為中國的五名代表之一，面對列強企圖侵占中國利益的丑惡嘴臉，他和顧維鈞等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兩年后的華盛頓會議上，施肇基作為中國代表，在列強干預的壓力下，追回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被日本強奪的德國在山東的部分權益。 國弱之時，施肇基等中國第一代職業(yè)外交家在國際上舉步維艱，但仍堅持外爭國權。  參加華盛頓會議的顧維鈞、施肇基、王寵惠（從左至右）。圖源：網(wǎng)絡 相比之下，曾赴日本留學的陸宗輿（1876-1941），在北洋政府任職時多次作為代表與日本交涉，他和曹汝霖、章宗祥等素有“親日”之名，所經(jīng)手的條款包括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西原借款”等。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國內爆發(fā)“五四”運動，曹、章、陸成為輿論攻擊的靶子，被廣大國民痛斥為賣國賊，陸宗輿被免職替罪后，在天津當起了寓公?？谷諔?zhàn)爭期間，汪偽政府成立，年過六十的陸宗輿被聘為偽行政院顧問。他早年受上級委派與日本交涉，名聲盡毀，晚節(jié)依然不保，在汪偽政府當了一年顧問就病死了。 話說回來，選官制度固然重要，但選出來的官員于國于民是否有益，更重要。 參考文獻： 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年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2016年 趙爾巽：《清史稿》，中華書局，1998年 章太炎、章念馳：《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 劉為勇：《清末文官制度變革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張鳴：《廢科舉：百年之癢與百年之羞》，《國學》，2013年第6期 關曉紅：《“圖治太急”：宣統(tǒng)朝選官用人之困局》，《學術研究》，2021年第9期 楊國強：《從聲光炎炎到前途失路：后科舉時代知識人的生成和困蹇》，《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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