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紅專

人們用烏卡即VUCA（易變性、不確定性、復雜性、模糊性）時代來形容快速變化的世界，學校辦學也處于這樣一種境遇，由此，一些校長在繁忙中產(chǎn)生了迷茫。當下社會上流行的“底層邏輯”一詞同樣適用于教育領域。底層邏輯是指一種從事物的底層、本質(zhì)出發(fā)，尋找解決問題路徑的思維方法。校長一旦掌握了學校的底層邏輯，就能認清學校本質(zhì)，遵循辦學規(guī)律，提升辦學治校和駕馭不確定性的能力。那么，什么是學校底層邏輯呢？筆者認為，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4個方面。

學校因?qū)W生而存在。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認為，要想知道什么是一個企業(yè)，必須從理解企業(yè)的宗旨開始。他強調(diào)，企業(yè)必須擁有簡明扼要、清晰明了而獨一無二的宗旨。宗旨即目的，組織的終極意義應指向組織的目的。企業(yè)的目的在于滿足顧客的需求，醫(yī)院的目的在于治愈病人。那么，學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對此，許多校長和教師未曾做過深入的思考。毫無疑問，學校的目的應該指向?qū)W生。道理很簡單，無學生不學校。學校因?qū)W生而存在，教師因?qū)W生而相聚。陶行知曾說過，“教育者，乃為教養(yǎng)學生而設，全以學生為中心，故開辦學校、聘請教師，無一非為學生也。若無學生，焉有學校？既無學校，焉有教師？”因此，學校任何決策應始終遵循“對學生來說什么是最好的”原則，一旦面對矛盾沖突和兩難選擇時，校長的做事底線應是“把學生的利益放在首位”。

學校是師生共同生活的地方。梁漱溟主張，辦學校是和青年交朋友。陶行知認為，辦學校“最重要的是教職員和學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風，共守校規(guī)”，這是改進中學教育和一切學校教育的“大關鍵”。他還倡導師生接近、以人教人，深信“這種共學、共事、共修養(yǎng)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教育是心靈與心靈的溝通，靈魂與靈魂的交融，人格與人格的對話。近代教育家張彭春指出，“吾人所認為教育者，即一師一生間互相發(fā)生影響之謂”。著名教育家梅貽琦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在某種意義上，教育學是一門關系學，而師生關系永遠是學校的核心關系。親其師，信其道；關系的品質(zhì)決定學校的品質(zhì)。營造和諧融洽的師生關系可以優(yōu)化學校教育生態(tài)，增強師生的歸屬感和幸福感，豐富教育過程，提升教育質(zhì)量。

學校是一個“松散結合系統(tǒng)”。與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不同，學校是一個“松散結合系統(tǒng)”，學校的重要特點是，教師擁有專業(yè)自主權且以個體勞動為主。因此，學校需要通過一些更微妙、更間接的方式實現(xiàn)有力的凝聚，即發(fā)展學校文化。而學校文化則是一種“黏合劑”，使得學校“形散神不散”。學校理應管理上寬松而文化上緊密，換言之，學校應實行既緊密又寬松的管理，使人們對共享的價值觀負責，同時又向他們授權，讓他們能決定做什么、何時做和怎樣做。學校文化建設應聚焦于“人”，反映為師生的一種生活方式。學生在班級里一起生活，教師因教研活動而相聚，師生則在課堂上開展教與學，因此，學校文化建設的重點在于班級文化建設、教研文化建設和課堂文化建設，其中，課堂是學校生活的主要場域，課堂文化建設應是重中之重。

學校是一個以教育教學為中心的專業(yè)機構。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提出，組織具有3種不同的結構層次，即技術層、管理層和制度層。技術層即技術核心，在學校中，課堂中的教與學就是典型的例子。技術層強調(diào)了教與學在學校管理決策中的重要意義。因此，學校是一個以教育教學為中心的專業(yè)機構，教師是專業(yè)工作者。盡管學校存在著科層制與專業(yè)化的結構性矛盾，但學校變革的方向應是成為專業(yè)性組織。學校應牢固樹立課程教學的中心地位，強化課堂主陣地作用，切實提高課堂教學質(zhì)量。校長應彰顯專業(yè)權威，強化教學領導力。學校的專業(yè)品質(zhì)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的專業(yè)素養(yǎng)，應切實加強學校專業(yè)組織如教研組、備課組等的建設，明晰各自的職能，確立教研活動的專業(yè)規(guī)范，建立備課、說課、上課、觀課、議課等專業(yè)標準，弘揚專業(yè)精神，錘煉專業(yè)思維，打造專業(yè)學習共同體，提升教師的專業(yè)能力。此外，學校還應加強知識管理，建立自己的知識庫，包括案例、課例、校本作業(yè)等，不斷提升學校的專業(yè)品性，推動學校走得更穩(wěn)、更遠。

（項紅專，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教授）

來源：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