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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2 蔡登山 1942年，作家陳銓在他的《藍蝴蝶》劇本開頭引用莎士比亞戲劇的名言：“世界是一個舞臺，人生是一出戲劇，誰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場，誰也不能在后臺休息?！比欢?0世紀40年代，陳銓因緣際會、“粉墨登場”，風光無限；而隨著新政權(quán)的建立，陳銓不得不退出歷史的舞臺，到“后臺休息”了，他被人們遺忘了?！拔母铩逼陂g，他四川富順老家的兄弟、侄子都不知他的下落。他當年的中學同學、革命作家陽翰笙在1992年還托人打聽陳銓的下落，殊不知那時陳銓已離開人世23個寒暑了。  陳銓（右）與張蔭麟（左）、賀麟（中） 陳銓，1903年9月25日生于四川富順縣城的鹽井街，父親是個秀才，還精通中醫(yī)，家里開了個中藥鋪。私塾的教育奠定陳銓的古典修養(yǎng)，13歲以后，他被父親送到富順縣高等小學堂讀書。1919年他考入四川國立成都中學，與陽翰笙成為同班同學。1921年陳銓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清華學校。1922年1月，吳宓在南京和梅光迪、胡先骕等幾位同仁，共同創(chuàng)辦了《學衡》雜志。據(jù)學者沈衛(wèi)威查得陳銓的檔案，他與吳宓最早的結(jié)識是在 1922 年在南京東南大學的暑期學校。這一年暑假，陳銓和清華同學賀麟、向理潤到南京參加兩周暑期學校，吳宓為這次暑期學校開設兩門課。而兩人更進一步的交往則要等到1925年吳宓回到清華教書后，他成為吳宓最得意的三個弟子之一，其他兩人是賀麟和張蔭麟。陳銓曾說：“吳宓，清華時我最親密的先生。我常去請教他，他許我為天才，盡力提拔我。我做學生時，他把我翻譯的蘇聯(lián)小說《可可糖》（Chocolate）介紹到《大公報》的《國聞周報》，又介紹我的小說《革命的前一幕》給新月書店（后來新月改成《天問》）。因為他的勸告，我學文學?！逼鋵嵲?925年間，陳銓是“左右清華文壇的人物”。據(jù)學者黃延復的統(tǒng)計，從創(chuàng)刊到第四期的《清華文藝》，陳銓以“大銓”、“記者”、“濤每”和“編輯”為名，共發(fā)表文章38篇。 后來他上吳宓的翻譯課，開始在《學衡》發(fā)表詩歌翻譯。1925年《學衡》第四十八期有他翻譯的雪萊（Shelley）的《云吟》（The Cloud），第四十九期有他和吳宓、張蔭麟、賀麟、楊昌齡同時翻譯的羅色蒂（Christina Rossetti）的《愿君常憶我》，1926年第五十四期有翻譯濟慈（Keats）的詩作《無情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第五十七期有翻譯歌德的兩首詩。學者沈衛(wèi)威認為：“陳銓受吳宓的影響，從《學衡》翻譯詩歌起步，從清華校園走出，經(jīng)《國聞周報》連載翻譯小說得到進一步鍛煉。而后攜長篇小說登上文壇，這背后的動力是他的老師吳宓。” 1928年7月底，陳銓啟程赴美留學，他進入美國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大學學習英文和德文。兩年后，他獲得碩士學位。再進入德國基爾大學主修德國文學及哲學，在著名的黑格爾專家理查德·克羅訥爾（Richard Kroner）的指導下，陳銓系統(tǒng)地研讀了黑格爾、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著作，梳理出了德國近代思想發(fā)展的基本線索。1933年7月，他獲得文學博士，接著又進入德國海德堡大學研究德國文學及哲學。1934年1月，他返回闊別5年的祖國。 因經(jīng)濟因素及朋友的請托，他先到武漢大學教授英文及英國文學，但只有短短5個月，之后他就受聘為清華大學外文系講師，1936年升任教授。1936年4月，他在《清華學報》第11卷第2期發(fā)表著名的論文《從叔本華到尼采》，論述了尼采如何從信奉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思想，走向超人哲學，成為強力意志哲學的宣傳者。同時他將當年在德國完成的博士論文譯成中文，書名改為《中德文學研究》，也在同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學者季進、曾一果認為《中德文學研究》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和運用世界的眼光，把中德文學置于一個平等對話的語境中，第一次系統(tǒng)考察與論述了中德文學交流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為“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命題提供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個案，作者對中德文學、世界文學乃至人類文化和諧發(fā)展的深刻見解，至今仍有著深遠的意義?！吨械挛膶W研究》也開創(chuàng)了此后中德文學關系研究的基本思路，成為中德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但學者李歐梵卻認為：“誠然，這是一本開山之作，架構(gòu)很大，數(shù)據(jù)也比較豐富，但方法似乎相當保守。如果與錢鍾書在牛津的論文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17、18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相比，二人的功力恐怕高下自明了吧？” 抗戰(zhàn)期間，陳銓和雷海宗、林同濟同聚于昆明，面對民族生存危機，因為三人大致相似的學術、思想背景，特別是基于共同對“民族精神”的理解，于是因緣際會，他們走到一起。他們利用昆明、重慶兩個戰(zhàn)時文化中心的幾個重要媒體，如《大公報》、《今日評論》、《民族文學》、《戰(zhàn)國策》等，宣傳自己匡時救世的思想。于是一個非?；钴S的文化學派——“戰(zhàn)國策派”就這樣誕生了。 “戰(zhàn)國策派”是1940年，因林同濟、陳銓、雷海宗、沈從文、賀麟等人在昆明創(chuàng)辦《戰(zhàn)國策》半月刊而得名的。在《戰(zhàn)國策》第二期《本刊啟事》中，聲稱：“本社同人，鑒于國勢危殆，非提倡及研討戰(zhàn)國時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無以自存自強……，抱定非紅非白，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旨……，此中一切政治及其它文藝哲學作品，要不離此旨”。他們根據(jù)斯賓格勒和湯恩比的研究成果，又借鑒了維柯的歷史循環(huán)論，通過對中西歷史發(fā)展演變的分析，認為：當時的世界處于人類歷史的列國階段，中國正處于大一統(tǒng)階段的末期，由于長期處于高度皇權(quán)集中的大一統(tǒng)情況下，形成了官僚體制下的四種毒質(zhì)：“皇權(quán)毒”、“文人毒”、“宗法毒”、“錢神毒，由此造成人心渙散的慵懶風氣，特別在外敵入侵的時候，這種社會弊端暴露得更為明顯。針對這種情況，陳銓大膽借鑒尼采的意志哲學，提出“權(quán)力意志”和“英雄崇拜”。 學者葉雋指出，“戰(zhàn)國策派”素來以其德國特色而名著于世，但當時的論者又多將其認為“在政治上鼓吹要強權(quán)政治，歌頌德國法西斯的獨裁政治，在文學上，他們力圖納入表現(xiàn)恐怖的特務文學和表現(xiàn)狂歡的色情文學的軌道”，也因此“戰(zhàn)國策派”被打成“反動的法西斯主義思想逆流”。其實若重估他們的文化史的價值，他們所提倡的“民族文學”，其實是抗戰(zhàn)文化的一個分支，而“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以及建立元首制的呼吁，也是“戰(zhàn)國策派”學人“救亡第一”的政治策略。 學者黃波就認為，如果硬要追問“戰(zhàn)國策派”學人錯在何處，只好說他們的“救世之心”太切了！不僅是他們關于政治的看法，其學術研究中也往往貫注著強烈的救世欲望。雷海宗提出的中國文化獨占兩周并且有可能經(jīng)由抗戰(zhàn)開辟第三周的觀點當年頗為轟動，但他認為，其中多是套用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模式推演而來，沒有多少實證的基礎，在抗戰(zhàn)的特殊背景下固然能激勵士氣和人心，而學術的獨立性卻未免要打些折扣?！耙蕴煜聻榧喝巍?，即使將自己適度扭曲也在所不惜，這其實要算中國近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通病”了。 與“戰(zhàn)國策派”諸人不同的是，陳銓作為一個文學家意識到文學運動與民族運動之間的深刻聯(lián)系，認識到文學在建構(gòu)民族觀念方面的獨特作用。作為對民族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踐，陳銓寫過不少作品，如劇本《野玫瑰》、《金指環(huán)》、《藍蝴蝶》、《無情女》，還有長篇小說《狂飆》等。其中《野玫瑰》從昆明到重慶演出一路轟動，據(jù)統(tǒng)計，它在重慶總共演出16場，觀眾達到萬人以上。陳銓因此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聲譽，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視。1942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fā)年度學術獎，陳銓的《野玫瑰》名列三等獎。關于這個獎項，研究者季進、曾一果認為“這次評獎并沒有以政治傾向作為依據(jù)，體現(xiàn)了評獎委員會非常獨立的立場。后來此類獎項，也有不少左翼人士包括共產(chǎn)黨作家的作品獲獎”?？墒钱斈甑锚劦摹兑懊倒濉穮s遭到了來自左翼的猛烈的抨擊，“糖衣毒藥”、“炮制漢奸理論”等帽子都不期而至。據(jù)演員白楊的回憶，以“革命作家”出名，實為中共在大后方的文化領導人之一的陽翰笙更干脆斷定“陳銓是文化特務”。而國民政府方面針對左翼的批評聲浪也作出了響應?！兑懊倒濉返娘L波看似偶然，其實正透出國共兩黨對意識形態(tài)控制權(quán)的爭奪，而陳銓就這樣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名為文藝實為政治的糾葛中。 當時話劇成為抗戰(zhàn)宣傳的一項重要活動，陳銓積極投身到這一運動中，他當時集編劇、導演、戲劇理論批評三者于一身，再加上他原本的大學教授、作家，他的身份可說是多重的，也可以想見他當時的炙手可熱。陳銓不僅是一個多產(chǎn)的劇作家，而且是一個多產(chǎn)的小說家。在1949年以前，他創(chuàng)作出版了近十部中長篇小說，如《天問》、《革命的前一幕》、《戀愛之沖突》、《死灰》、《彷徨中的冷靜》、《再見冷荇》、《歸鴻》、《狂飆》等，此外還有大量的短篇小說散見于各個時期，如《重題》、《瑪麗與露茜》、《旅伴》、《一句話》、《花瓶》、《支票》、《臘梅》、《訂婚》、《婚變》、《風波》，等等。雖然陳銓小說也借鑒了中國古代小說和戲劇的結(jié)構(gòu)安排，但是小說的思想基本上是西方式的，小說的風格也比較浪漫夸張，喜歡大段議論，完全擺脫了中國小說單純的外部描寫的手法。 然而從1949年到他1969年生命結(jié)束時的20年間，他因背著抗戰(zhàn)時那些所謂的“反動劇本和文章的問題”，加上一頂“右派”帽子（1961年雖被“摘帽”，但是摘而不掉，帽子仍背在身后），使他艱難地跋涉著。文學的創(chuàng)作熱情已消失殆盡，翻譯和研究也只能在家中暗自進行。也僅有1955年在王造時主持的上海自由出版社，翻譯出版德國作家弗里德里?！の譅柗虻摹秲扇嗽谶吘场芬粫４罅康姆g和研究文稿無法出版。他的學生回憶說，他看上去還樂觀，但也有知情者說，他實際上很孤獨、苦悶。 1957年“反右”運動，他被下放到南京大學外文系的資料室。南京大學的學生已經(jīng)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圖書管理員”的來歷了。翻譯家楊武能在《“圖書管理員”陳銓》一文中，回憶當年的情景：“這寶山（指數(shù)據(jù)室）也有一位充當看守的小矮人吶！別看此人個子矮小，可卻神通廣大，不僅對自己掌管的寶藏了如指掌，而且盡職盡責，開放和借閱的時間總是堅守在自己的位置上，還能對師生的提問給予解答。從二年級下學期起，我跟這小老頭兒幾乎每周都要打交道，都要接受他的服務和幫助。我敢斷言，像他似的既學識淵博又有求必應的圖書管理員，恐怕很難找到第二個了。起初我對此只是既感嘆又慶幸：自己進入的這所大學真是個藏龍臥虎之地！日后我才得知，這位其貌不揚、言行謹慎的老先生，名字叫陳銓。他雖然精通德語和德國文學、文化，卻上不了講堂，原因是據(jù)說不但歷史有問題，解放前寫過一部'甚至得到蔣介石贊賞’的劇本《野玫瑰》，而且還是個'大右派’！可盡管如此，我發(fā)現(xiàn)我的老師葉逢楨、張威廉卻異常尊敬他，不像某些人似的對他直呼其名，而總是稱他'陳先生，陳先生’?！?o:p> “文革”期間，六十多歲的陳銓，天還沒亮就要拖著有嚴重哮喘病的身體，去打掃樓道的所有廁所，冬天里還要掃除樓前的積雪，然后再到學校準時“上班”，那時的“上班”，也就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或思想檢查。人們在陳銓的胸前掛上黑牌，終日不準拿下，這給老弱病殘的身體帶來了致命的打擊。1969年1月31日，一個寒冷的冬日，陳銓這位尼采學說的中國門徒，終于支撐不住，頹然倒下，走完他66年曲折豐富的人生歷程。 陳銓在1949年以后即基本上從文學界和學術界消失了，年輕讀者幾乎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生平、作品及研究數(shù)據(jù)，可說是相當缺乏。學者季進、曾一果兩人花費大量精力，在2005年出版《陳銓：異邦的借鏡》，是第一次梳理陳銓的生平創(chuàng)作，還原他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及文化史的地位之作。學者李歐梵在贊賞該書之余，對陳銓晚年不無感慨，他想到同樣也是留德的朱光潛，他說：“朱先生終其一生，晚年雖自認為是歸依于主義馬克思，但真正服膺的卻是維柯（Vico，也是扎伊爾德最佩服的西方思想家），去世前終于譯完維柯的巨著《新科學》。而陳銓在1949 年以后，卻一無所成，尼采的遺產(chǎn)徹底破產(chǎn)，留下一片思想上的空白。在整整18年中，這位當年赫赫有名的一流學者，卻只能虛心翻譯一本二流的蘇聯(lián)學者寫的《德國文學概論》，借此重溫舊學，他日記中一再提到的“回家繼續(xù)讀 Tinko”，也不知這個'Tinko’是何許人或何許書。”到底是他才華幽閉了？還是不斷地整肅使他封筆了？造化弄人，天曷言哉! （轉(zhuǎn)自《民國的身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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