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留下的照片中，我們看到的李大釗，多數(shù)是戴著眼鏡、留著胡須，一幅歷經(jīng)滄桑、成熟穩(wěn)重的模樣，但他其實是少年老成且年輕有為，是百年前不折不扣的青年俊杰、中國最高學府國立北京大學的青年教授，犧牲時也還未及不惑之年。

李大釗同志像（攝于1920年1月）

從1917年底任職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至1927年4月英勇就義，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工作生活了近十年。從圖書館主任到教授，從28歲到38歲，這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奉獻青春、揮灑熱血，宣傳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chǎn)黨，實現(xiàn)了以“青春之我”創(chuàng)建“青春中國”的偉大誓言。

 1918年的李大釗

1907年，李大釗又報考了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開啟了為期六年的學習。由于學費很貴，起初他還萌生了退學的念頭。幸好有妻子趙紉蘭的大力支持，“辛苦經(jīng)營，典當挪借”，他才得以安心學習。他學習刻苦努力，成績優(yōu)異，“文章渾厚磅礴為全校冠”。他善于思考，不乏新見，嚴格系統(tǒng)的西方政治、法律等學說的專業(yè)訓練，使他積累了良好的學術基礎，具備了較強的研究能力，逐漸在學校嶄露頭角。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推翻了清政府的統(tǒng)治。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秋，北洋法政學會成立，李大釗參與主編會刊《言治》。他撰寫了多篇憂國憂民的文章，并被其他報刊轉載，一時在同學中聲名鵲起。同年他加入中國社會黨。1913年6月畢業(yè)到北京工作，主持《法言報》的編輯工作。后來由于袁世凱查禁社會黨，李大釗被迫避難。

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時的李大釗

1913年底，他前往日本東渡留學，入私立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留學期間，他通過給《甲寅》雜志投稿結識了在日本東京辦刊的章士釗、陳獨秀等影響了他一生的朋友。他參加留日學生總會，并擔任文事委員會編輯主任，積極參加反對“二十一條”的斗爭和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斗爭。

1916年春，26歲的李大釗身在日本有感國事，寫成了以《青春》為題的文章，寄給陳獨秀，發(fā)表在當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一號上。他在文中呼喊：“以青春之我，創(chuàng)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號召青年要“乘風破浪”地前進，“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這篇文章對激勵當時廣大中國青年的革命進取心，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李大釗（前排左三）與早稻田大學教員和同學的合影

1916年5月，看到外憂內患的中國，李大釗深感救國不能再等，丟下學業(yè)從日本回國，投身革命運動。后到北京創(chuàng)辦《晨鐘報》，任編輯部主任，并還參與《甲寅日刊》等多家報刊的編輯工作。在涉及政治立場問題時，李大釗始終堅持個人見解，寧可辭職也不妥協(xié)。1917年12月，李大釗由章士釗推薦，接替章士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正式進入北京大學工作。

北大紅樓外景

李大釗少年時期可謂命運多舛，卻志向遠大。面對多災多難的祖國，李大釗表現(xiàn)出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毅然決然選擇投身改造中國、造福人民的偉大革命實踐中，極為難得。正如他在《獄中自述》所說：“釗自束發(fā)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yè)”。

李大釗《獄中自述》手跡

二、北大十載，馬克思主義的播火者

進入北京大學工作，是李大釗一生命運的轉折點。“我個人心中沒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這是1923年34歲的李大釗在紀念北京大學校慶25周年講演時所說。

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工作的十年，是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十年。他所做的事業(yè)不僅僅是在北京大學教書育人，更是致力于改造中國社會，通過宣傳十月革命，傳播馬克思主義，與陳獨秀一起相約建黨，干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yè)。李大釗逐漸成長為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

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是蔡元培，他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京大學成為近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搖籃。各種各樣的社團如雨后春筍般在北京大學涌現(xiàn)，給了李大釗很多施展政治抱負的舞臺。他發(fā)起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社團，指導新潮社等進步社團。李大釗與當時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們一起共事，并成為一大批優(yōu)秀進步青年的良師益友，共同探尋救國救民之道。

章士釗曾說：“守常一入北京大學，比于臨淮治軍，旌旗變色，自后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眲側氡本┐髮W時，李大釗雖有真才實學，但因沒有像其他同事一樣在歐美大學鍍過金，也曾被人看不起。他卻并不在意，以自己的品德、學識和能力得到了一眾人員的贊賞，并逐漸被委以重任。先后當選北京大學總務處委員、北京大學評議會委員、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學生事業(yè)委員會委員長等。1920年8月被聘任為教授，兼任圖書館主任，12月辭去圖書館主任職務，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1921年，任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各校教職員代表聯(lián)席會新聞干事，并長期代理主席，致力于領導北京教育界的索薪斗爭。1920年起，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史學系、政治學系開設了很多課程或講座如“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還在其他很多高校兼職教課，開啟了在中國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的先河。

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時的著作和講義

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fā)后，李大釗廣泛關注并進行了深入的宣傳，先后撰寫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之后，李大釗由宣傳十月革命轉變?yōu)閭鞑ヱR克思主義，成為“播火者”。1918年底，他與陳獨秀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評論時政，影響很大。1919年4月，《每周評論》發(fā)表了《共產(chǎn)黨宣言》的摘譯。他主張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并與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展開了“問題與主義”的激烈論爭。同年9月至11月，他發(fā)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是國內首篇比較全面系統(tǒng)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標志著李大釗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大釗在課堂或演講中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李大釗等人的努力下，中國近代的新文化運動逐漸轉變?yōu)轳R克思主義的傳播運動。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李大釗和陳獨秀發(fā)揮了重要的領導和組織作用。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fā)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指導學會設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小型圖書館，取名為“亢慕義齋”。4月，他會見了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經(jīng)斯基等，就中國革命的形勢和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交換了意見，并介紹維經(jīng)斯基前往上海會見陳獨秀，進一步商討在中國建立共產(chǎn)黨的有關事宜。1920年8月，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成立后，為確定黨的名稱，陳獨秀給李大釗寫信問詢，李大釗復信中明確主張應名“共產(chǎn)黨”。10月，李大釗等在北京成立“共產(chǎn)黨小組”，不久正式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書記。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時，李大釗因領導北京教育界的索薪斗爭難以脫身，派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

中國共產(chǎn)黨正式成立后，李大釗將極大的精力投入到北方十幾個省市的建黨工作，并作出了杰出的貢獻。1924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他先后擔任中共北京地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北京執(zhí)行部組織部部長，實際上是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兩黨在北方的最高領導人。6月至7月，李大釗率領中國共產(chǎn)黨代表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chǎn)國際五大，就中國民族革命問題等發(fā)表聲明或演講，會后留任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其間前往蘇聯(lián)各地參觀講學并會見當?shù)亓魧W的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11月底返回北京后，他將全部精力用在發(fā)展國共兩黨組織、發(fā)動群眾開展多種形式革命運動等革命工作上。

在蘇聯(lián)擔任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時的李大釗

1926年4月，奉系軍閥張作霖占據(jù)北京，大肆搜捕、殺害進步人士，公然“反赤”“討赤”。北京城中到處張貼著“宣傳赤化，主張共產(chǎn)，不分首從，一律死刑”的布告。李大釗卻不顧生命危險，積極發(fā)展北方的革命力量。1927年4月6日，李大釗與妻女等八十余人不幸被捕。在獄中，李大釗面對嚴刑拷打堅貞不屈，始終堅持保守黨的秘密，還力爭保護同時被捕的革命青年。他在《獄中自述》中寫到“惟愿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4月28日，李大釗等二十人被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李大釗首登絞刑架，英勇就義。

李大釗等就義時北京《晨報》和《民國日報》的報道

三、北大生活具像

在北大工作十年，李大釗的職位和薪資待遇是逐漸升高的。從最初擔任圖書館主任的月薪120元逐漸漲到擔任教授后來的280元，每月都有不少收入。當時北京的物價，豬肉每斤1角2分，普通工人月薪大約3元，普通軍官的月薪10元左右，在北京大學曾任圖書館助理員的毛澤東月薪8元。

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時的李大釗

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學評議會特別會議全體通過“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李大釗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兼任圖書館主任，后為政治學系教授，1921年改聘為史學系教授。聘為教授后，李大釗的月薪變?yōu)?00元。1922年12月，李大釗辭去圖書館主任的職務，轉任校長辦公室秘書。1924年以后，李大釗為專心黨的工作，只保留北大教授的職位，月薪280元。加上稿費收入，以及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朝陽大學等學校授課，每月收入近300元。200元足以在當時的北京買下一座四合院。李大釗卻不曾置下一處房產(chǎn)，帶著妻兒在北京先后租住了8個居所。其中的石駙馬后宅35號（今文華胡同24號）是李大釗一家在北京居住時間最長的一處，從1920年春到1924年1月，也是李大釗“深深留戀的故居”。

李大釗擔任教授的薪資雖然豐厚，卻始終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他將自己工資的大半用于革命事業(yè)和資助困難進步青年學生。妻子趙紉蘭和孩子們跟著他經(jīng)常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卻無怨無悔。李大釗二三百元的月薪，交三五十元給妻子作為家用，有時冬天寒冷買不足取暖的煤，家中冷如冰窖。他的工資大部分用于革命事業(yè)，北大校長蔡元培得知后，讓學校的會計每月扣除一部分，直接交給趙紉蘭，才保障了家中的日常生活。

李大釗夫人趙紉蘭

1922年，中共早期黨員包惠僧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親眼見到李大釗家中的生活條件與北京大學教授的豐厚薪資全不匹配。他寫到：“他住的是一棟矮小的四合院”，“院子里面并沒有花草，屋子里面也沒有什么陳設，就是連比較像樣的家具也沒有一件，可以想象到李大釗同志的生活作風是多么樸素?！薄按筢撏疽簧谟谥螌W，勇于任事，堅貞自立，熱忱待人。他是一個才氣縱橫的政治家，又是一個學問淵博誨人不倦的好教授，……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卓越活動家?！?/p>

李大釗時常去北大借薪開展革命工作。如1924年6月5日，曾托人從北大借薪四百元整，相當于他一個半月的工資。這是當時受到警察廳通緝的李大釗，接到黨中央派他率團去蘇聯(lián)參加共產(chǎn)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通知，借薪作為黨組織的活動經(jīng)費。1920年10月，北京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成立時，李大釗宣布從每月工資中捐出80元作為開展各項活動的費用。有時工資已經(jīng)捉襟見肘，李大釗還寫借條讓人提前從北大會計室領取，發(fā)工資時再扣除。

李大釗的薪資雖高，一家人卻過著幾近貧寒的生活。乃至李大釗英勇就義后，《晨報》《京報》等紛紛報道，“李夫人回家后，僅一元之生活費”，日本人主辦的《順天時報》撰文說：“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

當時《晨報》的有關報道

四、關心青年、教導青年

李大釗在北大工作時，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缎虑嗄辍芬殉蔀樾挛幕钠鞄?。因主辦《新青年》而享有盛譽的陳獨秀在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李大釗一到北京大學，就與魯迅等人一起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1933年，魯迅在《〈守常先生全集〉題記》中還寫到1918年參加《新青年》集會時剛認識李大釗時的最初印象：“誠實、謙和，不多說話?！缎虑嗄辍返耐酥?，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絕對的不是?！笨梢娎畲筢摰娜似氛保A得了廣泛的尊敬。當時很多人都說：“守常同志是以慈母之心待人。”對北大的青年們而言，李大釗是導師，也像慈母和兄長一般，深得他們的尊敬和愛戴。

李大釗編輯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李大釗在北京大學一面授課、研究理論，寫文章；一面到師生和群眾中去從事革命活動，與青年們有著廣泛的交流。當時北京大學各種社會團體的名冊中，大半都有他的名字，甚至連“學生游藝大會”“學余俱樂部”，他也是發(fā)起人之一。 他主持圖書館的工作時，購入大量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當時很多北大師生都把圖書館當做進步思想進行交流的重要場所。北大圖書館成為當時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青年們的匯集之地，經(jīng)常組織開展針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的辯論。李大釗的辦公室，“常常擠滿了人”，“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談闊論”。1920年3月李大釗組織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更是成為北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成員都是五四運動中的骨干和積極分子。

李大釗比北大的青年學生們年長不了幾歲，本身也是青年，所以能很好地與他們相處，發(fā)揮引領作用。當時在北大的張國燾寫到：“他自己也極富有青年的熱情，所以能在五四運動中和許多青年融洽相處?！薄霸诒本┯欣畲筢撓壬蝗?，有可能聯(lián)系各派社會主義人物，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社會主義運動。他的個性溫和，善于與人交往，極具耐心，而又沒有門戶之見。”

李大釗熱衷于傳播馬克思主義，引導著眾多青年們向馬克思主義的方向前進。1918年8月，25歲的青年毛澤東曾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擔任圖書館助理員，與李大釗同志一起共事四個多月。1936年，他曾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lián)螄⒈本┐髮W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jīng)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據(jù)李銀橋回憶，1949年3月下旬， 毛澤東曾感慨地說：“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李大釗同志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薄八俏艺嬲睦蠋?，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

李大釗用自己“鐵肩擔道義”的革命精神影響了一代青年，在青年學生中有極高的威望。1923年底，北大的張申府從德國回到中國，看到國內統(tǒng)治腐敗，民不聊生，憤怒地對李大釗說：“像我們這樣一個國家，上上下下，國沒能治，民不能生，長此這樣如不改好，我就只有去入外國籍?！崩畲筢搮s沉著冷靜地說：“這個國家還是由我們來改造它吧！”張申府后來回憶說：“因他（指李大釗）年長我四歲，我一向以兄視之。他應說是現(xiàn)代中國的一個完人。不論他的思想，他的行動，他的為人，他的待友處家，都是無可訾議的。他的思想的前進，他的行動的積極，他的為人的純潔，他的對人的溫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情緒的熱烈，所有這些兼而有之，真可說是一時無兩?！?/p>

不僅是北大的青年學生，李大釗還影響了其他學校的青年們。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楚圖南寫到：“當時李大釗同志是北大經(jīng)濟系教授，已經(jīng)有很多文章問世。像他這樣一位冬一棉袍、夏一布衫、茹苦食淡、苦心孤詣的馬克思主義先驅者，是我們一些青年人景仰的先輩?！?/p>

李大釗熱心幫助劉仁靜等很多貧困青年學生，他的行為也被青年學生們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北大的許德珩曾寫到：“大釗同志熱心幫助和接濟同學的事跡，常為大家所稱道。大釗同志經(jīng)常把自己的月薪拿來幫助清苦同學。記得劉仁靜同學因經(jīng)濟上拮據(jù)，一時交不了學費，大釗同志就出具證明，請學校準予緩交。這個證明現(xiàn)在仍然保存在北京大學的檔案之中。”

李大釗為了革命理想信念奮不顧身、大公無私、光明磊落、宅心仁厚，關心關愛青年們，深孚眾望，贏得了眾多青年的尊重和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