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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諸軍大集，對郭默的叛軍形成了極大的壓力。

重壓之下，必有叛徒。

不久，郭默的部下將郭默綁了起來，向陶侃投降。

之后，陶侃又兼領(lǐng)了江州，并將治所遷到了武昌（今湖北鄂州）。

盡管此時的陶侃已經(jīng)年過古稀，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東晉內(nèi)部的形勢才稍一穩(wěn)定，他又開始致力于北伐。

公元332年秋，他以兒子陶斌及南中郎將桓宣為主帥，出兵收復(fù)了幾年前被后趙攻取的華中重鎮(zhèn)襄陽，一直打到了襄陽以北兩百里的新野（今河南新野）。

他的目標(biāo)，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西平李雄（成漢君主），北吞石季龍（即石虎，后趙君主）。

遺憾的是，這個目標(biāo)注定已經(jīng)不可能實現(xiàn)了。

他的雄心也許是無限的，但他的生命畢竟是有限的。

公元334年六月，陶侃得了重病，他自知時日無多，開始安排后事。

和當(dāng)時很多封疆大吏不一樣，他沒有把職位傳給自己的家人——盡管他有多達(dá)十七個兒子。

他給朝廷上了自己的最后一道表章：……此方之任，內(nèi)外之要，愿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這里（荊州）是國家內(nèi)外的要地，希望陛下迅速挑選人才來代替我，以宣揚皇家的方略，完成臣的遺愿，如此則臣雖死猶生。

這顯然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決定。

對國家來說是這樣。

對陶家來說更是這樣。

陶侃死后，由于沒有自己的地盤，陶家的地位迅速隕落，最終沒能在豪門林立的東晉政壇擁有一席之地。

但我相信，如果有機會再來一次，陶侃依然會作出同樣的選擇。

畢竟，他是軍人，不是軍閥。

在擬好給表文后，陶侃將符節(jié)以及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史的印章全都交給左長史殷羨，讓其送還給朝廷，同時把包括舟船、牛馬、甲仗等在內(nèi)的所有軍需物資清點好并封存，由他親自上鎖。

做完這一切后，陶侃于六月十二日離開武昌上船，踏上了返回其封地長沙（今湖南長沙）的歸途。

十三日，陶侃在途中去世，享年76歲。

陶侃死后，與他同時代的很多人大都對他不吝贊美之詞。

尚書梅陶更是將他和三國時的曹操、諸葛亮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

陶侃的確當(dāng)?shù)闷疬@樣的評價。

雖然他的知名度和曹操、諸葛亮有著寶駿和寶馬一樣的巨大差別。但無論是功績，還是事跡，其實他和曹操、諸葛亮都在同一水平線上，或者說幾乎同一水平線上。

而且我覺得，這樣的對比其實并不公平。

因為他們并不在同一起跑線上。

三人中，陶侃的出身最低。

同樣的樹，有的生長在肥沃的黑土地，有的生長在貧瘠的石縫中，雖然最終都長到了差不多的高度，但它們成長的難度卻不可同日而語。

而陶侃，這個在門閥士族當(dāng)?shù)?、階層極度固化的時代成功逆襲的寒門子弟，就是這樣一棵從石縫中長成的參天大樹。

他輸在了人生的起跑線，卻沒有輸在終點線。